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3:30:21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2006-04-01 14:29:16)   分类:文化时评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从陈凯歌与胡戈、白烨(陆天明)与韩寒,到朱伟跟陈丹青,21世纪零年代的文化冲突,正在变得日益频繁和激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冲突都受到韩寒“80后”身份的屏蔽。这个书商炒作的伪概念,竟然成为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但它却多少表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反叛的旗帜,已经部分地转移到了青年一代手里。
 然而,这与其说是代际和时间的断裂,不如说是一种深刻的空间冲突,它包含着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和市场资本、保守主义和文化先锋、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之间的激烈矛盾。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描绘着21世纪文化地图的微妙格局。
 韩寒战胜对手的武器,无非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文化消费市场和大量韩粉的后盾;其二,对方的文学“炒作劣迹”,其三,犀利坚硬的秽语。鉴于篇幅的原因,我在本文中只能指涉第三者,因为它被严重关注,却又缺乏必要的阐释。
 中国的流氓话语体系,是色语、酷语和秽语的三位一体。但迄今为止,我们对秽语的探讨,还只是一个粗陋的开端。但韩白事件是出色的研究范本,它验证了秽语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大意义。
 秽语是所有脏词的总和。但有时只需一个简洁的“操”字,便能令个体的言说获得非凡的力度。《淮南子》声称,从前仓颉造字,天上居然下起了粟米,鬼神都在夜间哭泣,这无非就是在描述脏字诞生时的情景。在话语暴力的等级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词能跟脏词媲美。鲁迅所指称的“国骂”(“他妈的”),早已更新换代,变得更加短促尖锐。在北京“工体”的比赛现场,数万人高喊“傻×”,已是惊天动地之举;而如今,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一起说“靠”和操“×”,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秽语并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诗人艾伦 金斯伯格就以一首《在美国》狠操了美国的屁股。这是西方前卫诗人的嚎叫,它以“跨掉的一代”名义,击碎了保守的中产阶级秩序。此后跟进的是黑人说唱(RAP),它把欧美文化拖入动荡不安的“发渴(FUCK)时代”。
 秽语的艺术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草根方言,也是粗鄙美学,但它过去一直被组合在优雅的文体里,成为传统文学的细小点缀。这种状态在80年代才被彻底推翻。只要观察一下现代诗歌的演化路线,我们就会发现,从“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开始,经过伊沙、徐江和沈浩波,“口语派”诗歌在不断加强脏词的数量和力度,藉此实施美学政变的阴谋。但这依然只是发生在诗歌内部的小众事变。
 博客时代的广场效应,一举修改了秽语的命运,令其散发出令人惊异的光辉。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自从文学书写和消费主义结盟以来,主流话语早已丧失活力,退化成一堆干枯的行政公文。而在大面积的秽语爆炸中,我们听见了话语泼皮们的豪迈笑声。
 但是,文学以外的秽语,除了弑父和颠覆主流价值以外,还拥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1、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2、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溃;3、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线。4、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或成为话语大麻,用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然而,并非所有的秽语都跟反叛相关。我曾在网上听过一名上海酒吧女歌手的冗长说唱,几乎每个句子都由脏词编织而成,这显然超出了女性的羞耻底线,但它却博得了“秽语消费者”的青睐。在一个就连狗尿都能被包装成香水的年代,秽语成为走俏的文化消费品是理所当然的。看不清这一点,就无法对韩白事件做出完整的判断。
 韩寒的系列短文迅速扩大为一场风格粗鄙的战争,并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韩寒就此成了董存瑞式的文化英雄。白烨的退场加强了这种印象,即秽语是战无不胜的,它是后集权时代的最高兵器。它所引发的秽语崇拜,势必与戏仿和反讽一道,演化为经久不息的文化浪潮。
 尽管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它仍然面临着三个无法超越的难题:第一,秽语运用的法学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文化争论中,秽语很容易对他人构成违法性伤害;第二,要是它被“无名氏”毫无节制地利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第三,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就其本性而言,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3) 本文题图:秦秀杰《不是疲劳也不是困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