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都是英雄

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都是英雄

2010-01-05 13: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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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戈尔巴乔夫的声望非常高，因为实际上他是结束冷战最主要的人物，但在俄罗斯他很不受欢迎，因为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对国家的没落和今天的许多困难负责。俄罗斯人民对他褒贬不一分歧很大，毁之者骂之为历史罪魁，誉之者赞其为民主功臣。不过，10年前，前者似乎人多一些；10年后，后者在人数上愈来愈多。

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对戈尔巴乔夫叫骂，怪他让苏联的力量一去不返。但对那些冲着他叫嚣责骂的人，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别忘了，是我给了你们叫嚣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权后，便尽量管束苏联人，认为这是克服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办法。管束没能解决问题，他又发起了改革。在官僚们不断对他的命令横加反对时，他采用了开放政策，即公开讨论和民主化。一旦开放政策让民众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时，很多人说“我们想离开。”戈尔巴乔夫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称为“新思维”。该政策对冷战的结束也助了一臂之力。戈氏说安全是一个通过合作能让所有人受益的游戏。他没有尽可能多地生产核武器，而是宣布了“充足”论，即只持有足够防卫的最少量核武器。他还认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成本太高，好处太少，对阿富汗的入侵，简直就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巨大灾难。

1989年夏，东欧被苏联赋予了更大程度的自由。戈尔布乔夫拒绝批准使用武力来镇压示威游行。到1989年11月，柏林墙倒下。

这些事件中，有些是源自戈氏的误算。毕竟他想要的不过是改革共产主义，而非取而代之。但他的改革便如滚雪球一般，导致了一场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革命。戈氏为了修补共产主义，便在其中打了个洞，这就像在大堤上挖洞一样，一旦被抑制的压力开始逃逸，就会撕大缺口，将整个体系撕为碎片。

反过来，如果苏共政治局在1985年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走强硬路线的竞争对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联的衰落可能会晚上10年左右，不会崩溃得如此迅猛。而戈氏的人道主义修补思路大大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1990年2月，经过3天辩论，苏共中央2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这一事件表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已经从理论和局部实践转向全面的社会实践，是苏共和苏联告别过去的正统历史，面向前途未卜的重大历史转折。所以，它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界和政界的特别关注。

《新德意志报》评论说，苏共2月全会制定了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方案，从变革规模看，可以说那是一场“二月革命”。匈牙利《人民之声报》说：“戈尔巴乔夫政策是推动东欧积极变革的力量和重大因素。戈尔巴乔夫政策的成功，对世界局势、匈牙利民主的命运具有直接的影响”。法国《费加罗报》赞扬戈尔巴乔夫所表现出的“大胆精神”，他“开辟了通往民主的道路”。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说：“1990年2月7日将作为同列宁意识形态最终告别的日子载入史册”。日本《产经新闻》社论说，苏共2月全会纲领“同当年被列宁抨击为‘叛徒’的考茨基和现代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有着共同之处”。法新社评论说，苏共中央全会刚通过的纲领草案打下了“它决心同正统的过去决裂和朝着多极民主制方向前进的标记”。因为它“放弃对政权的垄断”，“放弃马列主义的基石——阶级斗争观念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美国《新闻周刊》发表布热津斯基的文章说，“苏联正在放弃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

美国总统布什对报刊编辑发表的讲话中夸奖戈尔巴乔夫“干得很好”。“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月7日，布什又发表讲话，对戈尔巴乔夫在2月全会上“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在苏联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建议感到高兴”，并说这件事“特别令人鼓舞”。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来访的苏联代表团说，戈尔巴乔夫这个行动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她在1990年元旦给苏联的贺词中特别表示，由于东欧发生了普遍变革，应当感谢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远见。她说戈尔巴乔夫“理应因席卷欧洲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戈尔巴乔夫将使苏联在“一场朝着自由前进的革命”中变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苏联选择了一条新的历史性道路，建立了一种多党民主的新的政治结构，制定了新的市场经济政策。这种变化，构成了一种确实很了不起的举动。

当然，站在不同的阶级和党派立场，对同样一件事情却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共产党员、政论家迈克尔·达维多，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文章，其中所持的观点就与布什和撒切尔夫人等人的看法不一样，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拥护者也是大相径庭的。达维多说，自从实施“新思维”的改革以来，苏共的“过去和现在都被涂上了一层面目皆非的黑颜色。事实被歪曲得使人们看不到党有任何前途的地步。而这正是一种势力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几乎每一个错误、每一次失误都被随心所欲地加以夸大，添枝加叶甚至颠倒黑白，并大肆利用它作为怀有恶意的谣传。甚至党在历史上如此诚实和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和失误，也被利用来作为反对党的武器”。达维多在文章中说，“舆论工具——报刊、电视、广播等等在改革斗争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不过，据我所知，许多新闻工作者还没有意识到，用不负责任的自由化的态度对待舆论工具，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消极的、极端危险的后果。显然，国家的舆论工具尤其是电视，事实上已经频频地被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反党的、反对真正改革的势力所利用。在不少宣传报道和评论中，没有明确地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一伙人为了牟取私利企图向党向人民夺权这种非社会主义民主的界限。这样，后者就可以面对几百万听众，打着‘民主’旗帜招摇过市，引诱人们去干各种坏事。我已经注意到，由于这样的误导，社会主义的形象、苏共的形象完全被歪曲了，因此观众只能从电视屏幕上得出片面的绝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结论。我完全赞成，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给各方面的群众表达各种意见和创议的机会。但是，任何政党的力量都是表现在党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之上的。确实，过去忽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民主这一部分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可是，如果没有集中，那整个党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达维多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些重要观点的非常犀利的驳斥。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没有使激进民主派止步，反而使他们得寸进尺，要求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下台的活动规模越闹越大，呼声越来越高。2月25日，由激进民主派头目组织的莫斯科的集会达30万人。与会者除了苏共民主纲领派跨地区议员团外，还有民主俄罗斯、立宪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呼喊侮辱列宁和苏共的口号，动员苏共党员退党，要求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下台等等。2月18日，2000多俄罗斯人在苏联电视台发射塔附近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谴责戈尔巴乔夫“出卖社会主义”，将苏联“推进贫穷和西方式堕落的深渊”，为“摇滚乐、现代主义和色情文学”敲开了大门，他们认为这么糟蹋社会主义成果，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英雄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莫大侮辱。西方记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致命弱点在于他的“个人民主主义和非暴力”思想。这确实点到了要害之处，往后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夹击。他跌跌撞撞往前走，路越走越窄，能守住的地盘越缩越小，最后在各种力量撞击之下，他成了孤家寡人。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吃尽苦头。虽然改革已使人们“摆脱桎梏的束缚”，“获得了公民的尊严”，可就在2月全会召开之时，苏联境内竟然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改革前从未发生过的难民潮，达50万人之众。改革后，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工农代表却寥寥无几，私有化后原有的国有资产绝大部分都落到极少数当权者、投机商、黑社会势力和外国垄断资本家手里。

在短期内，苏联的垮台，的确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过，此后的近20年，俄罗斯就很快地站了起来。俄罗斯，并没有当时许多中国人所想象、所希望的那样“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摧残”而一蹶不振，反而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幸福。俄罗斯尽管还残留着苏联时代的印记，还有半民主半极权的阴影，但人民再也不会回到被圈禁的日子了。这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自我牺牲的价值所在。

当然，苏联解体，人们不能简单地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一便是自由思想的“软”力量。随着跨国交流与联系的增多，自由思想也随之传播，同时，西方经济成功所起的演示作用也为增加了自由思想的吸引力。此外，苏联庞大的国防预算也开始暗中对苏维埃社会的其它方面造成破坏。医疗恶化，死亡率上升（发达国家中，只有苏联出现这种情况）。最后，甚至军方也开始认识到了帝国过分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负担。从终极意义上说，苏联解体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败和经济的失败。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同样会解体。

在冷战初期，共产主义和苏联拥有颇为可观的软力量。很多共产党人在欧洲领导大家抵制法西斯主义，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所在。1956年，斯大林罪行曝光，加上同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81年在波兰境内的镇压都削弱了苏联的软力量。尽管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所有阶级平等的制度，但列宁的继承人们却通过残暴的安全机构，采用致命整肃、古拉格劳改营、广泛的审查制度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来维持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力量。这些残暴手段带来的最终效果便是让民众普遍对这一制度丧失了信心。

同时，苏联经济滑坡也反映出中央计划经济已逐渐不能应对全球经济变化。斯大林创造的指令型经济强调重工业和浓烟工业，使得苏联经济严重缺乏灵活性，笨拙不堪。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灵活应对技术变革主要浪潮的途径。20世纪末，信息作为最稀缺资源在经济中地位日益增长，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变革。苏联体制在处理信息方面尤其笨拙。其政治体制的严格保密性意味着信息流动缓慢且累赘。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掀起骚动，但西方市场经济能够将劳动力再分配到服务业，能对重工业进行重组，并向计算机行业转变。苏联却不能赶上这一步伐。

事实上，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任时，苏联共有5万台个人电脑，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3千万。4年后，苏联大约有40万台个人电脑，而美国则有4千万台。苏联一位经济学家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工业中仅有8％具有全球竞争力。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如果有92％不为世界所需要，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再保有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留给今天的教训非常清楚。尽管军事力量依然重要，但是任何国家如果轻视经济力量和软力量的作用，则会大错特错。轻视拥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领导阶层的重要性，也是一大错误。

苏联的命运可能是上天注定，但全世界还是很感激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所看管的共产帝国，没有通过流血爆发的方式终结。俄罗斯人在短期内或许对戈尔巴乔夫有所蔑视甚至敌意，但相信再过10年，相信绝大部分俄罗斯人都会感激甚至崇敬他。

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都是20世纪末埋葬共产制度的伟大英雄。但路径不一样。戈尔巴乔夫彻底埋葬了共产政治制度，在俄罗斯被误解了20多年，现在正在被人民重新认识；而邓小平埋葬的是共产经济制度，在30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脚，现在危机四伏。近些年来，民间也开始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