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仅三年就输掉整个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09:21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多数认为,战争将很快以国民党的胜利及中共的失败而告终。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通过其主导制定的宪法,继之于1947年3月断然破裂国共关系,继而占领延安,表现出政治与军事的强势强力。

  然而不出数月,国民党即为山东战场之挫败及中共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反攻所震撼。及至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

  由此军事失利而招致国民党统治的重大危机,在政治方面,未能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疏远了部分中间力量;在经济方面,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经济重建步履蹒跚;在社会方面,未能有效因应各种矛盾,致使学潮频起、社会动荡、民众不满;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无重大突破,国际支援不及其预期;在其党内,重重矛盾与派系纷争不断激化。此等颇具戏剧性之情势发展,反映出战后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转换之急速,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之预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国民党高层意态消沉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国民党乐观,其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

  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态消沉,别有表示。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此等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

  但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不似以往积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濒危阶段”、“非生即死”等用语,形容1947年中之局势,认为: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          

国民党五大主力军队的派系矛盾

   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内部大小矛盾无数,亦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比如淮海战役中中央和桂系的矛盾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此次战役的结果,相比解放军方面华野与中野的紧密协同,国军方面对武汉剿总和徐州剿总的力量就没办法象解放军那样完美地结合起来。象这样比较大的派系矛盾一般来说都比较明白,今次我们缩小到军一级,简述一下在解放战争中五大主力的内外人事派系矛盾。

整编74师

  这个部队是王耀武的嫡系部队。王耀武在抗战末期决定军长人选时,在两个主要人选中选了张灵甫,没有选李天霞。本来李天霞资历更深,但王耀武觉得李性格比较滑头,比较难控制,而觉得张灵甫性格比较直,比较服从听命令,当初抗战开始时自己又把张灵甫从监狱里保出来到74军任职并重用提拔,但是王耀武没想到张灵甫在掌握这支部队后,表面上对王耀武仍然表示服从,但在人事上就采取动作消除王耀武的影响。

  张灵甫认为自己的基本部队是58旅,所以大力提用58旅的干部。象副参谋长李运良就凭张灵甫对他的亲信在实际上控制了师部,而参谋长魏振钺反而掌不了实权。除了以58旅干部掌握师部以外,张灵甫的下一步就是要想方设法把58旅干部打进51旅和57旅,特别是要掌握这两个旅的旅长职位。

  当时51旅旅长是陈传钧,57旅旅长是陈嘘云,张灵甫知道要没有足够理由把这两人撤职换上58旅的人是无法在王耀武那里通过的,要想换掉这两人,一个办法是要抓到一些把柄如作战不行,另一种方法是想办法让这两个人觉得日子不好过,混不下去,自己走路,然后就可以换上58旅的人。

  所以张灵甫在作战上,总是把这两个旅冲在前面,58旅放在后面。第一次攻击涟水时,51旅在前面进攻被打回来,张灵甫找到这个机会当然不放过,严厉斥责陈传钧指挥不行,然后把58旅换上去,以为解放军在受到51旅的削弱后58旅这个生力军就可以拿下涟水。结果没想到58旅也被打下来,也就没理由换陈传钧了。

           57旅旅长陈嘘云作战上更是找不出毛病,张灵甫的办法就是在对部队的讲话中贬低57旅,贬低陈嘘云,同时在57旅的副旅长和团长职位上不顾陈嘘云的意见,换上58旅的人,也就是把陈嘘云对57旅人员的人事权夺去了。

  这两招接连打来,陈嘘云果然灰心,请假离开部队,张灵甫大喜之下立刻批准,不料王耀武很快知道后立刻又派人把陈嘘云勉强劝回部队,但陈明白张灵甫的企图不会改变,所以仍然不安心,还是准备找到别的出路后离开整74师。

  张灵甫在部队里搞这些动作,对部队的作战是有影响的。一是51旅和57旅从上到下士气都受到削弱,部队里流传起这样一句话:"51打冲锋,57挨死打,58捡便宜",觉得不必替张灵甫,替58旅卖命。

  二是张只听亲信的58旅干部的话,而这些人也一味只知道捡一些吹捧张的话讲给张听,张本来头脑还可保持清醒,但一天到晚只听到好听的,听不到另一面的话,头脑也就难以保持冷静。而象陈传钧觉得张的轻敌情绪不妥,但鉴于张对陈的企图也不敢对张进行劝说。到后来即使张听到一些主张稳重一些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以上讲了整74师的内部矛盾,下面讲一下整74师对外的矛盾。对外的矛盾主要源于整74师对其他部队和将领的态度上。第一次打涟水时,整28师(师长李良荣)奉命配合整74师作战。整74师当然瞧不起整28师,但本来你瞧不起人家就算了,但是张灵甫还要讲一些难听的话,象“28师还是等我们把涟水打下来后,接防就是了”。

 

  这些话传到整28师那里,可以想象整28师会是怎样的心情,所以整74师从涟水败下来后,整28师就嘲讽说"我们准备好去涟水接防啦,你们涟水怎么没打下来啊?"国军从临沂北进时,当时整83师师长李天霞是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他自己的整83师和整74师。           57旅旅长陈嘘云作战上更是找不出毛病,张灵甫的办法就是在对部队的讲话中贬低57旅,贬低陈嘘云,同时在57旅的副旅长和团长职位上不顾陈嘘云的意见,换上58旅的人,也就是把陈嘘云对57旅人员的人事权夺去了。

  这两招接连打来,陈嘘云果然灰心,请假离开部队,张灵甫大喜之下立刻批准,不料王耀武很快知道后立刻又派人把陈嘘云勉强劝回部队,但陈明白张灵甫的企图不会改变,所以仍然不安心,还是准备找到别的出路后离开整74师。

  张灵甫在部队里搞这些动作,对部队的作战是有影响的。一是51旅和57旅从上到下士气都受到削弱,部队里流传起这样一句话:"51打冲锋,57挨死打,58捡便宜",觉得不必替张灵甫,替58旅卖命。

  二是张只听亲信的58旅干部的话,而这些人也一味只知道捡一些吹捧张的话讲给张听,张本来头脑还可保持清醒,但一天到晚只听到好听的,听不到另一面的话,头脑也就难以保持冷静。而象陈传钧觉得张的轻敌情绪不妥,但鉴于张对陈的企图也不敢对张进行劝说。到后来即使张听到一些主张稳重一些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以上讲了整74师的内部矛盾,下面讲一下整74师对外的矛盾。对外的矛盾主要源于整74师对其他部队和将领的态度上。第一次打涟水时,整28师(师长李良荣)奉命配合整74师作战。整74师当然瞧不起整28师,但本来你瞧不起人家就算了,但是张灵甫还要讲一些难听的话,象“28师还是等我们把涟水打下来后,接防就是了”。

 

  这些话传到整28师那里,可以想象整28师会是怎样的心情,所以整74师从涟水败下来后,整28师就嘲讽说"我们准备好去涟水接防啦,你们涟水怎么没打下来啊?"国军从临沂北进时,当时整83师师长李天霞是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他自己的整83师和整74师。             好在大权在握的陈诚知道后立刻把整11师这个宝贝儿子调开了。整11师来到宿北对陈粟作战,这次胡琏奉命指挥整69师戴子奇,整69师被包围后,这下轮到胡琏自己也不倾力去救归他指挥的整69师,把11旅留着不动,结果整69师被消灭,战后检讨胡琏受到蒋介石的批评,本来胡琏自龙凤之战后经常提邱清泉不救他的事,现在同是土木系的整69师完蛋而胡琏没能倾全力相救,胡琏沮丧地说:"以后再不能骂邱清泉见死不救了。"

  南麻之战,整11师自己死守待援,来救的黄百韬,王凌云,黄国梁,李振等鉴于孟良崮作战检讨会议上蒋介石的严厉态度也都不敢有丝毫拖沓,全力来救,所以胡琏成功守住。虽然私下胡琏还是认为这一仗主要是整11师经得起打,但当着赶来的这几位师长还是诚恳表示全亏相救,非常感谢等等。

  在背后是不太领情的,说:"这一次黄昏庸(胡琏给黄百韬所起蔑视性绰号)还算卖力,但这是我们校长逼得紧,不然他是不会卖力的。"在土山集胡琏整11师又被围攻,罗广文(18军老军长)带整10师全速来救,解放军退走。胡琏在发现整10师实力很弱后,又说这样部队还是不要来救的好,待会儿反要我来救他。

  总的来说,胡琏带整11师期间对外关系还是搞得可以的,至少在表面上的态度不太嚣张,加上有陈诚这个大靠山,后来则可以直通蒋介石,这样上级使用时总会比较关心,即使白崇禧这样的老资格,虽然对胡琏有时不太听话不满意,对整11师的使用也不会故意乱来。至于粮弹补给,人员补充等靠着陈诚,郭忏更是得到第一等优先。         

第5军

  邱清泉的第5军和胡琏的整11师一样,内部的矛盾不严重。邱清泉是第5军的老人,他的基本部队新22师早在第5军远征缅甸失败后就分出去了,现在的三个师200师,96师,45师中200师从历史来说算是第5军的基本部队,但邱清泉也没有去搞对那一个师偏心一些的动作。

  在用人上,邱清泉和胡琏一样基本上是唯才是用,不能打仗的,不管你是200师的还是另两个师的,也不管你资历多深,一概赶走,提能打仗的上来,这样被赶跑的有廖慷,黄翔等。而只要作战有办法,就得到邱的重用,象龚时英,郭吉谦,邓军林,从这一点来说,邱比胡琏还要开放一些。

  在指挥作战上邱清泉剽悍而又时刻保持警惕,上级指挥也不让第5军担任容易挨打的防守任务,更不会将第5军分割使用,所以第5军一直到淮海战役前都没吃什么大亏,还占了一些便宜,这样又有助他在第5军中的威望。

  在对外关系上,因为邱清泉性格比较强硬,上级往往指挥不动他,除了蒋介石,对别人是不买账的,甚至是蒋介石的命令,有时候也不太听。第5军本身因为前述的邱清泉指挥上的警惕和上级使用上主要作为机动部队不派据点防守任务,所以很少挨打,作战任务经常是要去救挨打的友军,象救胡琏,救区寿年沈澄年。

  邱在担任这种救援任务的时候,动作慢,还总是要保留很大力量以防备解放军来打他(胡琏也是一样),比如救胡琏他留着96师不动,救区寿年他留着整70师不动(当时邱已是整5军军长兼整5师师长)。他这种作法,别人当然觉得他自私自利,难以指望他的援救。后来黄百韬在碾庄被围,对力量小的李弥还有些指望,对力量大的邱清泉反而就不抱希望了。          邱清泉恃宠而骄,象豫东战役后他受到蒋介石的处分,他很不高兴,回浙江转了一圈,结果蒋介石还是很快又把他叫回部队,还升了官当第二兵团司令官。这样一来,蒋介石想叫白崇禧来徐州指挥徐蚌会战,白崇禧就觉象第二兵团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力量由于邱清泉的骄横而难以指挥,还是算了吧。而如果白崇禧当时同意指挥徐蚌会战,结果将会不一样。

  虽然黄百韬可能还是会被吃掉,但从武汉剿总来参战的部队,就会大得多,快得多。中野可以围住黄维的4个军,如果不是4个军而是6个军,7个军,甚至8个军,就难以围住。白崇禧不同意去徐州原因当然不只是担心指挥不动邱清泉这一个,但确是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看,第5军的对外矛盾是比较严重的,邱清泉的作法保证了第5军在相当时间里不吃亏,但友军就不可避免地多吃了一些亏。

新一军

  新一军这个嫡系里的异类,抗战中在印缅创造了光荣战绩,但在东北的解放战争中却很不顺利。

  这个部队的内部矛盾主要是一个派系矛盾。新一军内部有孙立人的税警总团和陈诚的土木系这两个来源。新38师和新30师掌握在税警总团老人李鸿和唐守治手里,50师掌握在土木系的潘裕昆手里。但孙立人任军长期间,孙立人指挥新38师和新30师当然很顺手,而指挥50师凭其印缅作战时建立起的威望也没什么问题。

  林彪一下江南中吃掉50师150团两个营后50师情绪一度有些波动,但随后二下江南孙立人很快给德惠的50师解围后就不再有问题了,觉得孙立人并没有因为50师不是亲生儿子就不关心,指挥也有办法。孙立人被从新一军调走后,潘裕昆任军长,另两个师情绪出现了很大问题,一开始问题还不大,主要只是觉得以后在这个军里的前途发展会受到影响,但问题很快变得严重了。      

  当时在三下江南结束后,新一军一度受到沉重打击的信心士气已经很快恢复。新一军在一下江南中被林彪围点打援吃掉了近两个团,二下江南中第一仗在城子街被吃掉一个团,但第二仗在德惠就打了一个翻身仗,守点部队没被吃掉,援兵也没被吃掉,三下江南也没有吃亏。一下江南结束后,新一军针对东野的围点打援作了作战检讨,研究了对策。

  一,向东北剿总提出不再以营团为单位防守据点,因为以当时东野的攻坚力量营团单位明显已经是白送了。改以连排单位防守原来要用营团防守的据点,只警戒不死守,小部队目标小,又没有重装备,撤起来很容易。这个建议被剿总否决后新一军退而求其次,采用了在开战后以军情紧急需要临机处置为说法放弃所有营团据点,收缩兵力保持师的据点防守。这个办法当然不如平常就不搞营团防守理想,因为解放军的急行军能力是惊人的,等发觉情况再想撤可能已经晚了,但总是比死呆着等解放军来吃好一些。

  二,在援兵的指挥上,强调利用夜间行动和利用小路行动,宁愿少带一些重装备和弹药,以出敌意料为第一考量。同时加强搜索。这些对策在二下江南中已经有了效果,虽然城子街的89团因为解放军行军速度实在太快而未来得及跑掉,但接下来立刻在德惠给东野一个挫折。

  但在三下江南结束后孙立人被调开以后,潘裕昆由于资历浅,连那个在开战后放弃营团据点的办法也不能自己作主使用了,结果在三下江南后的东野夏季攻势中,连续被歼灭两个团(新30师90团,新38师112团),这样新38师和新30师部队当然对潘裕昆有了很大的意见(主要意见还是针对杜聿明的,将在对外矛盾中细述),觉得他没魄力,没担当,跟着他这样下去迟早要被解放军消灭。       好在夏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剿总就易人了,陈诚上台增加军番号,新38师从新一军分了出去和保安部队组成的暫61师,暂56师成立新七军,而留在新一军的新30师,由于陈诚改变了东北剿总以前对新一军分割成团单位防守据点的使用方法,情绪也得到了稳定。

  和内部矛盾相比,新一军的外部矛盾要远远尖锐得多,造成对新一军作战表现的影响也远远大得多。

  首先,是杜聿明和孙立人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因战事不利撤退时,孙立人反对杜聿明进入野人山的命令,带领新38师在完成断后任务后,没有跟着已进入野人山的第5军,而是西退印度。杜聿明带领第5军的军部和新22师在野人山中辗转三月遭受大量非战斗人员装备损失后,结果还是一样退到了印度。

  新38师在先退到印度后也挂念着还在野人山中的第5军,孙立人到印后要求盟军空军立刻在野人山搜索以便提供空中补给,找到第5军后,新38师向野人山开设补给站,接应了第5军部队。杜聿明到达印度后,回重庆报告作战经过,向蒋介石告了孙立人一状,说孙立人不遵命令擅自入印度,隐指孙立人对国家的忠诚有问题(联想孙立人在美国受教育)要求追究孙立人的责任。

  重庆方面召回孙立人,听了孙立人的报告,当时戴笠告诉孙立人,据军统派在新38师明暗大小几十个人观察孙立人和英美盟军交往的言行,一致认为孙立人对国家忠忱毋庸质疑。实际上当时重庆方面甚至觉得孙立人在兰迦整训部队和美国人冲突得太厉害,何应钦在兰迦视察时当面命令孙立人要以中美大局为重,避免和美军冲突,宋美龄也当面埋怨孙立人和美军关系搞得太僵。           不管怎样,杜聿明告这一状,在杜孙两人之间,在新38师其他全部官兵和杜聿明之间,毫无疑问从此就有了一个疙瘩。两人下一次见面就是在东北了,孙立人从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受召来到四平前线指挥新一军对四平的总攻,于3天后占领了四平。杜聿明发表战报,说新六军攻占四平。

  新六军当时在四平以东向北推进,有包抄民主联军侧背的威胁,所以虽然新六军并未投入对四平的攻击(有一个广泛被采用的新六军于18日攻占塔子山的说法,但错误,攻击塔子山的是新一军50师和52军195师,而195师当时还没有归新六军指挥,要在国军发起追击时才归新六军指挥),但确实对动摇民主联军防守四平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战报中把所有功劳都归于新六军,完全不提实际攻破民主联军四平防线的新一军,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孙立人和新一军官兵在看到这个战报后,对杜聿明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也不可避免地想起了缅甸的旧事。但事情才是个开始,杜聿明马上发布了对民主联军的追击命令,在这个命令中,长春是划进了新六军的作战地境,同时发布了一个一百万东北流通券的悬赏,奖励先进入长春的部队。

  这一手,彻底引爆了孙立人和新一军已经被那个战报引起的对杜聿明的反抗情绪,直接导致孙立人一度拒绝执行杜聿明的追击命令这样的激烈行动。后虽然还是进行追击,但新38师和50师的部分部队不理杜聿明的命令,进入新六军的作战地境,于5月23日进入了长春(新六军先头部队也在同一天进入长春)。

  双方关系彻底破坏后,矛盾可以说越来越深,冲突愈演愈烈。在杜聿明这方面,如前所述,杜聿明把新一军拆成营团搞据点防守,一下江南后仍拒绝新一军的意见改变部署,新一军采取战斗开始后立刻收缩兵力的办法,但不久孙立人就被调走,新一军再次陷入兵力分散死守挨打的局面,立刻在夏季攻势中连丧两团,特别是如果说在三下江南时新一军部队仍能进行顽强战斗,在夏季攻势这两仗新一军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斗志低落,丧失信心。           

三大战役摧枯拉朽

  1947年6月,毛泽东做出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在中原地区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随后各个战场都转入外线作战。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指导解放军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把解放军的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等民主制度概括为三大民主。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组织指挥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因为东北是解放军惟一超过蒋军的战场。根据东北局势,毛泽东运筹帷幄,确定由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实施辽沈战役计划,首先攻取锦州,占领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关闭东北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战略方针。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18日东北野战军占领锦州,关上东北大门。10月21日长春解放。11月2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随之营口也被解放军攻克,辽沈战役至此宣告结束,共歼敌47.2万人。东北换了主人。

  辽沈战役结束后几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1月6日下午发起淮海战役。战役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歼灭了黄维兵团,12月16日,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由于歼灭杜聿明已不成问题,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毛泽东为中原、华东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劝其投降。

  从12月16日以后的20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饿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10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徐州“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被生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当淮海战役的捷报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将周恩来和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刘伯承、陈毅请到自己居室做客。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根据敌我态度和种种主客观因素,做出重大决策,这并非太难,难的是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员为贯彻既定的方略,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冷静,处理得当。”他形象生动地把淮海战役比做一锅夹生饭,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解放军给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夸奖了他们的气概和才智。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已定。华北战场上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屡遭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但不管跑到哪里,对迅速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战机,将其就地予以歼灭,以加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因此,毛泽东决定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击垮华北傅作义集团。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是驰名中外的将领。他与蒋介石多有矛盾,与之貌合神离,但由于旧观念的驱使,始终没有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所辖60万大军,20万是傅的嫡系部队,另40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的战争形势,傅作义集团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在华北大地上,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到平绥路的柴沟堡,东西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既可守又可逃,以静制动。    

傅作义无奈投诚

  针对傅作义集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约计150万兵力,共同投入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负责具体指挥。作战方针上,鉴于国民党军可随时西逃绥远或向东由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为了防止其跑掉,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法,决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切断敌人逃跑之路。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开始了。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分东西两集团着手分割、包围傅作义部。到12月25日,傅作义的60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敌人的西逃或东逃之路被阻,傅作义集团欲跑不成,欲战不能,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

  被围在新保安的是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是傅的心腹干将郭景云,被围在张家口的是孙兰峰的第十兵团,他们均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为了加快战役的进程,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杨得志部、第三兵团杨成武部分别担任攻取新保安、张家口的任务。经过激战,解放军相继拿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新保安守军将领郭景云战败自杀,张家口守军将领孙兰峰被俘,傅作义的老本基本上也打光了。平绥全线获得解放,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化为泡影。

  为争取天津守敌陈长捷投降,平津前线指挥部进行了多次劝降,仍未成功。1月14日上午10时起发起强攻,到15日15时止,解放了天津。天津战役的胜利结束,警告了傅作义誓死抵抗,只有死路一条。天津的解放加速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这时,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中共中央展开了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谈判,在多方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于12月23日就起义事宜亲自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       毛泽东接电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趋向缓和,但蒋介石一直在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南撤,故傅作义实质上还没最后下决断,处于动摇、犹豫之间。毛泽东请北平地下党直接转告傅作义,应放弃成立所谓华北联合政府的想法,尽快派一位有地位的代表谈判,接受现实的改变,并从傅作义的处境设想,对他提出几条说明和建议:目前不要发通电,否则将削弱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合法地位,甚至被蒋介石加速解决;中共将其列入43人战犯名单,请其谅解;傅氏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扣留的危险;双方应进一步谈判。傅作义听了这些意见后,如释重负,派人与解放军代表继续会谈。

  经过多次谈判,傅作义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内。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

  三大战役的胜利,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随后部署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北和西南进军,实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用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至此,国民党大势已去,毛泽东仅用了不到3年时间,便打败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