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爱民歌》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6:51:02
从《爱民歌》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北场客
曾国藩和毛泽东，这两个湖南人的主要活动时期相距半个世纪以上，前者是中国晚清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后者则被誉为将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表面看来似乎大相径庭，但仔细考察他们的言行，却能感觉到一条或隐或现的承继脉络。别的且不说，仅从他们治军方法的一个具体事例上就能看到发人深思的相似之处。
1852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当时正因母丧丁忧回湖南原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就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他以湖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了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酣战中，他目睹清军官兵常常奸淫掳掠，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于是决心加强对湘军的“政治思想教育”，1858年（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营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其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曾国藩用琅琅上口的歌谣形式来对军队进行“组织纪律”教育，无独有偶，他的老乡毛泽东后来也做了类似的事。1927年底，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残兵败将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当此之时，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不时发生，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有的士兵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给捆好……毛泽东明白“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就“不能打胜仗”，就于1928年４月亲自草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47年10月，毛泽东又将其修改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为：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为：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细读曾国藩的《爱民歌》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者虽然在内容条文上有所不同，词句也有差异，但其主要意思是相同的，那就是约束官兵行为，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由此显然可见，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受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和启发的，只是毛在此又有所创举，比如“三大纪律”第一条规定“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固然是治军的要务，但也隐隐显露出毛泽东后来“一言堂”性格的端倪，因为毛自己当时对中共中央的“指挥”也并不是“一切”都“听”的。
不知道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对《爱民歌》是如何评价的，而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方宣传则高度赞誉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其实，《爱民歌》也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罢，固然对加强军队战斗力和赢得民心大有帮助，但也只是“打胜仗”所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况且，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纪律性常常是难于真正保持的，比如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在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过程中就曾兽性大发、烧杀淫掠，而红军在江西时也曾强制“扩红”征兵、搜刮农民粮草。不过，这两首“歌”倒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国藩与毛泽东有着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或者说，毛对曾是有所传承的，1917年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时期毛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这很说明问题。
毛泽东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实，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相比，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毛泽东提倡“古为今用”，他的确从中国古代著作中学到了不少处事的“精华”，曾国藩的《爱民歌》被他信手拈来化用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不过，从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劳民伤财害人的“政治运动”来看，毛在治国理政方面吸取的“糟粕”似乎更多。应该说，这是毛本人的遗憾，更是中国的不幸。
曾国藩和毛泽东，这两个湖南人的主要活动时期相距半个世纪以上，前者是中国晚清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后者则被誉为将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表面看来似乎大相径庭，但仔细考察他们的言行，却能感觉到一条或隐或现的承继脉络。别的且不说，仅从他们治军方法的一个具体事例上就能看到发人深思的相似之处。
1852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当时正因母丧丁忧回湖南原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就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他以湖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了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酣战中，他目睹清军官兵常常奸淫掳掠，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于是决心加强对湘军的“政治思想教育”，1858年（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营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其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曾国藩用琅琅上口的歌谣形式来对军队进行“组织纪律”教育，无独有偶，他的老乡毛泽东后来也做了类似的事。1927年底，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残兵败将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当此之时，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不时发生，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有的士兵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给捆好……毛泽东明白“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就“不能打胜仗”，就于1928年４月亲自草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47年10月，毛泽东又将其修改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为：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为：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细读曾国藩的《爱民歌》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者虽然在内容条文上有所不同，词句也有差异，但其主要意思是相同的，那就是约束官兵行为，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由此显然可见，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受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和启发的，只是毛在此又有所创举，比如“三大纪律”第一条规定“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固然是治军的要务，但也隐隐显露出毛泽东后来“一言堂”性格的端倪，因为毛自己当时对中共中央的“指挥”也并不是“一切”都“听”的。
不知道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对《爱民歌》是如何评价的，而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方宣传则高度赞誉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其实，《爱民歌》也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罢，固然对加强军队战斗力和赢得民心大有帮助，但也只是“打胜仗”所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况且，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纪律性常常是难于真正保持的，比如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在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过程中就曾兽性大发、烧杀淫掠，而红军在江西时也曾强制“扩红”征兵、搜刮农民粮草。不过，这两首“歌”倒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国藩与毛泽东有着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或者说，毛对曾是有所传承的，1917年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时期毛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这很说明问题。
毛泽东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实，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相比，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毛泽东提倡“古为今用”，他的确从中国古代著作中学到了不少处事的“精华”，曾国藩的《爱民歌》被他信手拈来化用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不过，从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劳民伤财害人的“政治运动”来看，毛在治国理政方面吸取的“糟粕”似乎更多。应该说，这是毛本人的遗憾，更是中国的不幸。
从《爱民歌》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曾国藩《爱民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婚外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汇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网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来
军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开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投简历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物权法》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物权法》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由来
镜头选择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夏季饮食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
网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婚后夫妻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网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超市购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超市购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
超市购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
婚外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