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以身试药拷问法医鉴定

双方争吵之际，代力突然将兜中药瓶取出，拧开瓶盖，将一整瓶药片倒入口中，由于药片太多，无法下咽，遂嚼碎用水冲下。会议室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已呆住。

2007年8月25日，时年38岁的妇女代义死亡，警方鉴定认为是自杀——服用了过量氨基比林咖啡因。而代家认为，代义死于他杀，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鉴定风波。 图/代力

黑龙江省嫩江县女子代力，在胞妹代义离奇死亡之后，面对司法机关“药物中毒死亡”的鉴定结论，不惜“以身试药”，并最终换得一次“阳光”鉴定，推翻了先前的鉴定结论。

代义死因的法医鉴定并非孤立存在，它集中体现出该领域的种种痼疾，从黄静案到连丽丽案，从谢佩银案到代义案，因为法医鉴定引发的司法公正争议一直存在。

最近石首事件的发生则提示人们，如果法医鉴定失去民众信任，不仅案件本身的公正性会受到怀疑，甚至还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这是一起在中国法医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命案。

由于该案三次法医鉴定疑点重重，代力多次以极端方式表示抗议，使得当地政府、公安部门下属鉴定机构、民办鉴定机构，还有多位知名司法鉴定专家，由此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鉴定风波中，至今仍未平息。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

代义之死

2007年8月25日，早晨七点四十分左右，代力的妹妹代义死在了家中。当时在场的只有她的丈夫徐志明和一个智力残疾的女儿。

警方调查证实，徐代两人事发当晚曾发生争吵，而就在代义死亡半小时前，来劝架的一位姐姐还曾陪她聊天。

徐志明与闻讯而来的妻兄代平将代义送往附近的县中医院，院方后来证实，代义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按照徐志明的说法，代义在家中“喝药”了。而警方也确在其家中发现一个过期的氨基比林咖啡因药瓶。

但是，代义死亡时身上却有多处伤痕，嘴角在流血。按哥哥代平的说法，当他进屋时，徐志明正拿毛巾擦地上的血迹。

代家深信，代义并非死于警方后来认定的“服药自杀”，而是为其夫徐志明所害。而徐志明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坚称，事发前的当晚他虽与代义有过争吵，但并没有打代义，更不可能去杀人。

代义死亡当天下午，嫩江县公安局对其尸检，不过，代义死亡真相并没有因此明了，相反却因法医鉴定而陷于迷局。

为了检验出代义是否服用药物，以及所服药量的大小，嫩江县公安局法医、技术科科长刘军一人带检材赴北京解放军307医院检测。由307医院毒检室主任孙成文出具的毒化检测报告表明，代义的送检血液中检出每毫升2100微克的氨基比林、每毫升160微克的咖啡因，胃液中量则更大，分别为每毫升15000微克和每毫升1300微克。

事件后期的发展证实，这个报告是警方认定代义死于“药物中毒”的主要证据。

不过孙成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该报告只是一个客观的分析报告，并没有对代义下“药物中毒死亡”结论。“人我都没有看见，不可能下结论。”孙成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后来有专家测算认为，根据307医院出具的检验结果，代义得至少吃一瓶（每瓶100片）过期的氨基比林咖啡因药片。但是，警方在其家中却只发现了一个药瓶。

然而，即使代义真的服用如此剂量的药片，是否可能在半小时内死亡？这在法医学界也引起争议。因为氨基比林咖啡因片只是一种常用药，而非烈性毒药，因服用该药过量而导致急性死亡的案例极为罕见。

胃弄丢了

2007年9月9日，刘军在县公安局向代力口头通报，代义系服用氨基比林咖啡因片中毒死亡，这位法医特别提到，代义服用了40片药。

代力不服，当即要求复检。两天后，黑龙江省公安厅两名法医赴嫩江对代义二次解剖，尸检当天，即以嫩江县公安局名义出具鉴定书，结论与先期所通报一致，认为系“药物致中毒死亡”。

代力仍不服，再度申请对尸体复检，并自己联系好复检单位。然而，在清点代义的器官时，代力发现妹妹的胃不见了。

代力当即打电话问刘军“胃哪去了”，对方告知其“没了”。

代力急得大哭，她不懂医学，但知道吃的东西先到胃里，胃如果没了，复检就有麻烦。

代力连夜赶回嫩江，开始天天去县公安局找刘军要胃。最多一天三次，气急了，甚至打其耳光，扒其警服。

后嫩江县公安局调查认为，刘军丢失检材确属工作失职，于2007年下半年停止其工作。

一年之后，嫩江县对刘军作出党内严重警告、调离公安队伍的处分。

然而代力却认为，刘军丢失胃并非失职一般简单，于是到县检察院控告其故意销毁证据，检察院答复称经审查刘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嫩江县公安局后来亦曾就丢胃事件进行调查，查出是刘军将胃送到307医院毒检室。孙成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他当时确曾收到胃，并曾问刘军检验完后是否需保留，刘考虑后表示不再保留。

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规定，鉴定人必须妥善保管送检物品和材料，不得挪用、丢失、损坏。

在代家强烈要求之下，警方同意为代义作第三次尸检。

2007年10月，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著名法医专家闵建雄赴嫩江为代义作第三次尸检。不过随后出具的鉴定报告仍认为，代义“氨基比林、咖啡因中毒死亡”。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认定代义药物中毒死亡的重要依据，仍是首次毒物检验时307医院出具的化验报告。

以身试药

2007年12月5日上午，代力接到县公安局电话，通知其下午三点钟到公安局开会。

中午，代力买了一斤白酒，来到县城一个久未见面的同学处吃饭，其间，代力沉默不语，只一味喝酒。

离开同学家后，代力来到附近的“太华”药店，买了一瓶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下午刚过三点，代力来到县公安局四楼会议室，发现县人大、公安、检察、信访等部门领导均已到位。

警方再次向代家宣布代义死于氨基比林咖啡因中毒，并向其下达火化通知书。

代家则再度抗议，双方争吵之际，代力突然将兜中药瓶取出，拧开瓶盖，将一整瓶药片倒入口中，由于药片太多，无法下咽，遂嚼碎用水冲下。

会议室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已呆住。

代力扭头对同在会场的兄长代平说：我如果死了，就算给妹妹陪葬，官司不打了；如果我今天死不了，就要把官司打到底。

代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药物活体试验，中午之所以喝酒，是因为代义的血液化验报告中除了检出氨基比林、咖啡因外，还曾检验出酒精成分。

后经清点，除药瓶中剩下的三粒和掉在地上的一粒外，代力吃下满满一整瓶氨基比林咖啡因药片，共计96片。

约半小时后，代力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要为其洗胃，代力用牙咬住钳子坚决不让；之后改用“激光排毒”，代力则拔掉针头。家人看其难过，便劝其接受治疗，但又担心如此一来，人家会说是医院给治好的，药就“白吃”了。

事后母亲得知代力的举动后，一边掉泪一边骂她傻：他们说你妹妹吃了40片药，你吃50片就够了，为啥非得吃100片？真要死了可咋整？

代力并没有死，在拒绝一切有效治疗手段后，她在住院第三天出了院。全家人为此颇受鼓舞，越发坚信代义并非死于药物中毒。

不过在专业法医看来，代力“以身试药”的做法其实颇为不值，因为法医用一个词就可以排除这种试验的科学性：个体差异。“以身试药”使得代力成为嫩江县名人。在其尚在住院之际，就有几位认为因法医鉴定蒙受冤屈的事主找上门来。

其中有一例竟与代义死亡案极为相似，但结果却完全相反：2006年8月5日，嫩江县城一名叫刘娜的女子在服用氨基比林咖啡因片后死亡，然而最终被鉴定为“被捂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刘的男友朱柏旭因此被判无期徒刑。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份鉴定报告中发现，药物检验结果尚未出来，就已经排除药物中毒死亡可能，得出机械性窒息死亡结论。而主持鉴定的同样是嫩江县公安局技术科科长刘军。

代力出院后，在朋友指点下，开始多方搜集证据，以图推翻先前的鉴定结论。她最先找到县中医院。因为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文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结合病理检验及其死前的临床表现，代义符合氨基比林、咖啡因中毒死亡。”

代力奇怪，妹妹死在家中，怎可能在医院有“临床表现”？

原来代义的内科住院病历中有“抽搐”、“药物中毒”等相关记录，找医生一问，回答是根据代义丈夫徐志明的叙述写的。

嫩江县中医院院长经详细了解后，向代力出具证明称：代义来医院时已经死亡。

之后，在代力带领下，代家开始举家上访，两年下来，如今已花费四十余万元，代力为此卖掉两套房子。

阳光办案？

代力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2008年9月，嫩江县所属的黑河市政法委作出《关于代力就其妹妹代义死亡一事提出几点诉求的答复》，决定由黑河市检察院聘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中心副主任王雪梅赴嫩江县主持尸检。

此前，代力从电视上得知王雪梅，认为这位女法医是揭开妹妹死亡真相的最好人选。然而，黑河市方面最终给代力的答复是：最高人民检察技术中心领导认为，王雪梅不适合做此次尸检。

就在代力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接到王雪梅本人的电话。原来王看到代力在自己博客上的留言，受其精神感动，遂答应以个人身份义务为其提供法医技术援助。

在看了代力寄来的全部鉴定报告后，王雪梅以“药物中毒还是外力致死”为题，在博客上连发多篇文章分析代义死亡案，否定药物中毒死亡说，得出扼颈抑制死结论。此结论与后来的第四次法医鉴定结论基本一致。

在分析代义死因的过程中，王雪梅着重于代义胃内没有药物残渣这一重要细节。她认为，根据药物代谢动力学规律，代义死前半小时如果真的服用40片或更多的氨基比林咖啡因片，首次解剖时胃内必定应有药物残渣。

然而事实情况是，首次尸检并没有发现胃内有药物残渣，王由此高度怀疑，嫩江县公安局所送检材受到污染，307医院就污染检材所出具的化验报告对代义的死亡没有证明力。

代力继续寻找主持代义第四次尸检的法医专家，又经一番周折，最后选定北京华夏物质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夏”）。

黑河市对此次尸检非常慎重，罕有地成立了代义尸检协调推进组，由市委政法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门主管领导共同组成。并专门由市政法委出台文件，要求尸检过程严格做到“阳光办案”，坚持公开化，保证透明度。

今年2月25日，华夏的法医抵达嫩江，准备着手对代义进行尸检。

然而意外再次发生。

按计划，2月26日华夏法医专家在嫩江县公安局会议室观看前三次尸检录像。由于本次尸检已经是第四次，尸体经过三次解剖之后，已经面目全非，故前期尸检录像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代力发现，最重要的首次尸检录像，仅仅放出短短五分钟，关键的解剖录像则一点也没有。代家当即提出抗议，首次尸检全过程约一个半小时，嫩江县公安局不可能只录无关紧要的五分钟。

华夏法医也提出需观看录像全部内容，黑河市方面休会予以研究，最后答复是，没有更多的录像可以提供。

王雪梅认为，尸检录像是证明代义胃内是否有药物残渣的最有力证据，如果无法提供，亦无法证明代义真的服用过氨基比林咖啡因药片。

尸检进程陷入僵局，代力决定使用“非常手段”。

下午，代家全家出动，手持花圈，打着横幅，由老母亲带队，到县公安局门口游行，抗议不公开尸检录像。值得一提的是，代家的举动并未受到警方阻止，抗议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

然而首次尸检的全部录像最终未能公开。华夏法医向代力承诺，即使不看录像，尸检亦可进行，劝代力珍惜此次机会。代力只能同意。

业界争议

一再延期之后，今年5月下旬，华夏终于以“鉴定意见通知书”的形式通知代力鉴定结论：可以排除被鉴定人代义系氨基比林、咖啡因药物中毒死亡；不能排除他人扼颈并捂压口腔致死。

该结论一出，顿时震动法医学界。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家社会鉴定机构推翻了公安部知名法医专家的鉴定，更在于“药物中毒”结论一旦否定，即意味着前三次鉴定中有作假可能。

由于华夏的鉴定报告尚未公开，其如何排除“药物中毒”可能，至今仍然成谜。不过，代力在这份鉴定报告上看到，代义肝脏中检出了氨基比林，但没有检出氨替比林（氨基比林的代谢产物）。这是一个让专业法医心惊肉跳的结果，因为它意味着代义肝脏内的药物成分有可能是人为“污染”所致，而公安部鉴定专家亦有可能依此作出代义“药物中毒死亡”结论。

华夏鉴定结论出来后，代义死亡案并没如代家所愿顺利进展。据代力称，黑河市检察院一位领导在鉴定之前曾经跟她说：鉴定一旦排除药物中毒死亡，就意味着是他杀，立即立案抓人。

代力于是再次赴京上访，最终以"特殊方式"引起黑龙省主要领导的重视，并作出批示。不过，然而直至目前，此案仍未被黑河警方正式立案。

黑河市政法纪工委书记吴全刚日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黑河市高度重视，由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重新调查，目前仍在调查中。对于结论相反的几份鉴定报告，他表示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代义死亡案由此陷入僵局之际，在法医学界，对于代义之死的不同鉴定结论再度引发一番争论。其中一方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中心副主任王雪梅为代表，认定代义“扼颈抑制死”，而另一方则以知名法医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张益鹄为代表，支持“药物中毒致死”说。争议双方以博客为阵地，展开激烈辩论。

谁来监督法医专家？

在著名法医、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中心副主任王雪梅看来，法医的天职是替死人说话，是利用法医学知识还原死亡真相，告慰死者亡灵。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使命。

然而，当前的法医实践现实远非如此，很多时候，法医鉴定会成为一种工具。一个原本清晰的案件，经过这种工具的加工，往往会变的复杂起来，真相反而变得扑朔迷离。

2000年6月，辽宁鞍山的连丽丽被民警尚尔琦强奸掐死，然而，在某些人的“活动”下，当地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却是急性胰腺炎死亡。而公安部的鉴定专家同样认定了这一鉴定结论。后在公安部刑侦专家的介入下，此案才得以告破，凶手在案发6年之后方才落网。此案后来成为中国法医学界的一个污点，然而制造错误鉴定的法医们却毫发无损。

无独有偶，2004年，河南省周口市发生一起警察杀人案，一个叫李胜利的小贩，在派出所被殴打重伤后，行凶者将其从楼上抛下，制造自杀死亡假象。此案经中央领导批示后最终告破，然而在此之前，该案曾经过三次法医鉴定，结果均认定李系高坠死亡，对于其身上被殴伤痕以及被人为抛下迹象，则予以回避。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法医，认定一个人身上的伤是高坠形成还是殴打形成并不困难，认定是自行跳下还是被人抛下，更不需要多高深的知识。但是，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参与鉴定的法医专家成为错误鉴定的维护者。据报道，李的家人曾跪倒在鉴定法医专家脚下，乞求他们公正鉴定，但并没有起到作用。而此案真相大白之后，亦未闻当初鉴定的法医是否受到追究。

而代义案，公安部门三级鉴定结论均为“药物中毒”。如果不是姐姐代力苦苦上访，甚至冒死“以身试药”以换得一次“阳光鉴定”的话，此案恐怕早已尘埃落定。

但人们要问的是，原本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医学，原本应对真相负责的法医鉴定，何以将一个弱女子逼到“以身试药”的地步？

本文无意指责整个法医群体。事实上，在连丽丽案中，亦幸亏多位敢于坚持真理的法医专家推翻前番鉴定结论，此案最终得以告破。但问题在于，那些作为错误制造者（或其庇护者）的法医专家很少受到惩处，相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说出真相的法医专家，却往往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任法医师，王雪梅曾经凭借自己的学识和信念，洗清不少冤案，并将个别执法犯法者送上法庭。然而鲜有人知道，这位被媒体誉为“中国首席法医”的专家，从2001年开始就已经无法正常履职。不仅如此，她还遭到各种形式的攻击和诬蔑，甚至还有人故意散布说她得了精神病。

司法鉴定为社会诟病由来已久，近年来由于司法鉴定引发争议的案件层出不穷。如轰动一时的湖南黄静案，历经六次鉴定，出现多个结论。

层出不穷的的争议使得中国法医鉴定界的公信力受到严峻考验，并引发了中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主要目的是保证鉴定的独立性、中立性，排除有关部门和个人对鉴定业务的非法干预。然而此次改革被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并不到位，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一方面，执法机关备受诟病的“暗箱操作”、“监督缺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民营鉴定机构纷纷诞生，个别司法鉴定人从“为权力服务”过渡为“为金钱服务”，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事实证明，缺乏监督和透明的法医鉴定，不仅不会有利于执法机关破案，相反会成为冤假错案的帮凶。

期待代义案早日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