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更“穷”一些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38:07

近日翻看阿兰·德波顿的旧文,发现这位本身不事营生的剑桥才子对于人类的“营生”却有颇独到的见解。在《工作与幸福》中,德波顿认为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人们并未将工作视为理所当然,而是留给奴隶们的苦差事,富人们并不需要劳于形,便可以整日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而基督教传统则干脆把工作视为上帝因亚当犯错而对所有男人的惩罚。把工作与幸福“挂钩”,乃至以职业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还是近代的事。据此,德波顿告诫读者:要想消除假期即将结束时的悲伤感,最好的方法是压根别期望工作会带来任何幸福。

 

暂且相信德波顿的这套说法吧,“干一行爱一行”的口号自然就成了毒害人们的鸦片,但是工作和幸福感就会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似乎如此,好像也不仅是这样。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对工作时间做了如下考证:1850年,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是70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小时,而到了1975年,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或者说每周5天8小时的工作。即使如此,很难说20世纪的工人就一定比他们19世纪的阶级兄弟更幸福。

 

以上这段考据出自加尔布雷斯的代表作《富裕社会》,这本迫使美国社会重审自身财富价值观的经典作品距今已出版逾50年。作者在这部“旧书”中想要询问的是,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精英治国、藏富于民的现代民主国家,却会同时存在着“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并且,在商品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时,教育、交通、环境、社会福利等等公共设施却出现了数不清的问题。

 

可以说,加尔布雷斯笔下的美国,给人的感觉如同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中透过汽车玻璃窗所见的景象,功利、虚伪、弱肉强食。在加尔布雷斯看来,商业时代社会公平的失衡,源自从赫伯特·斯宾塞以肇,自查尔斯·达尔文而发扬光大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随着19世纪初期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大跃进,财富出现了迅速增长,工厂成为生产生活的中心,商业精神成了最为风靡的“成功学”。而到了20世纪的机械大生产时代,达尔文思想与商业精神的结合成就了洛克菲勒如下的名言:一个大企业的成长完全是适者生存的结果,美国红蔷薇之所以有艳丽的色泽和宜人的芬芳,只是因为牺牲了早期生长在它周围的许多花蕾。

 

正如前文所举之例,随着普遍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减少,传统的“有闲阶级”消失了,或者说,人人都成了某种程度的有闲阶级。然而,貌似公平的工作制度并不等于真正的公平,也不可能取消社会阶级的差异。加尔布雷斯举了一个不能再普通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一名外科医生的儿子成了汽车修理工,即使不是一个悲剧,那至少也是令人惋惜的事情;相反,一位汽车修理工的儿子成为了医生,无论如何令人欣喜。称各种劳动形式无差别不过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宣传,是高高在上的“肉食者”们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它所掩盖的,正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

 

也许是出于对“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担心,加尔布雷斯没有将自己局限于“经济学家”的框框中。他在哈佛从教数十年,期间参与国家政策制定,更出任过美国驻印大使、政府顾问以及杂志编委。他如此“入世”地宣传自己的经济理念,不独是为了纯粹的经济学,更是要以其所为来为此证言:当一个社会只关心所为的富裕阶层时,私人富足与公共贫困的强烈反差将会致这个社会于何等危险的境地!

 

就在最新的《富裕社会》中文本出版时,《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大幅缩水。但在“高净值个人”人数分布排行榜上,中国内地居然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对此,也不知我们该表现得是喜还是忧。显然,少数富人群体对应的是一个基数庞大的贫困群体。

 

每每想到世界银行统计在案的两亿多赤贫的中国人,我怎么也不觉得中国应该登上什么世界财富榜,也不觉得加尔布雷斯的书单单在讲美国。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更“穷”一些吗?(原载《第一财经日报》)

 

《富裕社会》(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 赵勇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