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不能改变的平庸

没有本质的概念我们也能诸事顺遂。——罗蒂
这一次，我不仅要抛开所谓学术，还要抛弃抽象概念……“你从未有过学术！”我已经听到了嘲讽之声……我不想反唇相讥，但我不得不说：让你们的学术见鬼去……那不过是对着镜子的自渎穿的却是别人的戏服；只要一走到舞台上，你们就洋相百出……我是一个观众，我喜欢看你们的破绽。你们既然已经上了戏台，就要经受得起。你们的演出是卖票的。你们不能因为我喝了几声倒彩就要求我也上台来它一嗓子。我是一个让你们头疼的观众……
我书房墙上有一幅“高士观山图”，那个席地而坐慵懒无比的“高士”就是我……去年初冬我和几位画家上黄山……在屯溪，萧海春铺纸研墨为我即兴挥毫……余兴之下，萧大师在题记中写道：吴亮兄登山不如观山然见山又云不见山……最后五个大字赫然在目：云深不知处……
让我去想象：一个人在看对面的山……一个画家在看这个正在看山的人……画家在另一个地点画那个记忆中的看山人……有一群人在看画家画一个看山人……现在是我一个人在看这幅画里的我……此刻，你们只看到我的文字……这倒溯中的一切能还原吗？几天前翻杂书，读到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的一段话：“郭河阳论画，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居则更胜矣，令人起高隐之思也。”
我不过是望山之人……萧大师不仅喜望山，而且嗜游山，甚至欲居山……他在屯溪买了一幢房子。可是他至今仍深居简出于都市，并非高隐在“云深不知之处”。他是我隔壁邻居……萧大师最热爱的是“居家”和“画山”。
萧海春去书店，看到他认为好看的书就买两套，一套送给我……为的是让我也看，然后和他讨论……最近他送我的有史景迁写的两本书《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和《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都读了，并且在某天午后和萧大师讨论过了……还有一本书比较麻烦，也是他送给我的，葛兆光所著《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我翻了一半，就见异思迁，想和葛教授讨论去，但必须先读一遍葛教授在书中开列的另外一大堆书……我担心的是，等到读完那一大堆书，我想与之讨论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葛教授了。想想算了吧。
许多年以前吃过一次河豚，只要吃了没事，就不算是冒险，洗得干干净净……去贝尔格莱德或巴格达算是冒险吗？其危险性小于吃河豚，不信请看统计数字……同样，在巴格达的美军受到生命威胁的概率远低于在和平繁荣的大上海乱穿马路，不信请看统计数字……吃河豚鱼中毒而亡没有新闻价值，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新闻价值……没有被新闻报道过的等于不存在。
那天中午不仅吃了河豚，还喝了酒，头很晕，面部发麻，怀疑是否已经中毒……当时共有三人“拼死吃河豚”，彼此看脸色，彼此佯装没事……后来回家睡觉，临睡前对父亲说，“我刚吃过了河豚”……父亲脸色变了……傍晚时分我醒了过来……我看到父亲还站在我床边，他松了口气……我有那么点儿愧疚……几年以后我对朋友提起此事，我说我宁可死于吃河豚中毒，也不想牺牲于贝尔格莱德……人应该平庸地死，不应该为崇高而献身。死亡出于自然原因是最好的，非自然死亡不好，特别是那种还要拿出来展览的非自然死亡更不好。
时间一晃……晃了不知多少晃……许多年过去了，世界变化很大，身边的朋友却还是那么几个。有一次我和孙良去杭州玩，回来那天，我们买好了返程火车票……时值正午，离火车开车还有三个钟点……我们又去了西湖边，在湖畔闲逛。我们情绪不错，所谓景色宜人，心旷神怡，没有什么词比这两个平庸的词更适合形容我们当时的所见所感……孙良看到湖里的小船，无限向往地说：“吴亮，我们下次来杭州，买些酒食，雇个船夫把我们送到湖当中，把桨停下，让船随便漂……”我马上打断他的美好想象，说：“我们现在就租船，现在就买酒，时间足够！”
结果，我们为时间够不够争论了不少时间……船没有租成……后来我成了疏于行动的想象者，孙良则成了说玩就玩说走就走的实践者……此时此刻我写这件事的同时，孙良正在去新西兰的飞机上……他看望他的儿子去了。
李天纲的声音在电话里有点不一样，很久没有见他了……非常喜欢他……奇怪，他居然是“学者”……奇怪，我居然爱读他的“学术著作”……顺便泄露个机密：多年前一起吃河豚的另外两位朋友，一个就是李天纲，另一个是孙良……河豚与草头煮成一锅，李天纲郑重其事地把它搁在一家小饭馆的桌上，那天孙良买了腐乳肉，我们喝了加饭酒。
作为研究上海的学者，我没看到有谁比李天纲更出色……不少干这一行的，不是抄资料，就是抄理论；前者钻进历史出不来，后者根本就在历史之外……研究上海需要天赋和气质……当然，如果只是希望在上海生活，你完全可以很平庸。那些对上海看不惯的人有权利看不惯上海，可是他们的文章比他们看不惯的上海还要糟糕还要难看……我能容忍平庸的邻居、平庸的老板和平庸的白领先生，甚至与他们愉快相处……却不能容忍平庸的学者，况且他们还真以为自己在做学问……上帝，饶恕我的刻薄！
前天在电视台做节目，三人乱谈，没有职业主持人……朱大可，孙甘露，还有我……我们东拉西扯，漫无边际，主题是“往事”……中间孙甘露突然问我：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一次反叛行为是什么？脑中出现一秒钟空白……“吸烟”，我脱口而出……不是神秘的回忆对我的提醒，而是摄影棚里禁止吸烟的规矩对我压抑已久……不能在这儿吸烟而且已经坚持了数个小时……我把这种压抑转换成对少年经验的夸张陈述……我的故事一说完，朱大可的小结立即将我的“吸烟”上升为“成人仪式”，一种与同伴“认同”，以及被同伴接纳的“象征行为”……大可，谢谢你！你的精神分析理论照亮了我灰暗的少年时代，就象摄影棚里炙热耀眼的灯光使我们三个人突然重新拥有了各自的历史！还有甘露，你优雅舒缓的语速使我也放慢了讲话的节奏，不然我的急促又要被人看做是寻衅吵架……谢谢甘露在《上海流水》中从未将我安排在餐桌旁……作为回报，这里我把你的座位安排在电视台，免得让人们觉得你老是在和朋友一起吃吃喝喝……
一个多月前，我去长乐路老家，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下来……这房子马上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整修……在一只未上锁的抽屉里，我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重要和比较重要的我早就拿走了）：一付眼镜，一份病历卡，一张公费医疗证，三张证件照，一些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粮票，一本购粮证，一本退休证，因某种原因收集的剪报……这些东西，大部分对了解我父亲没有特殊帮助。我把它们带回来，仅仅为了护持一段他度过的时光……它们在某个时间里曾经是有效的，而那时，我父亲还活着。这些遗留物可以不再保留，但因为我对父亲的记忆，居然使“它们”具有了一种“私人意味”……父亲的遗物只能作为“私人财产”或“私人纪念物”而存在，它永远不会成为可以用来展示的“文物”……只有他的儿子在想念他，不会有其它与他无关的人想要去了解他……那么，“文物”是什么，“公共人物”又是什么？“它们”和“他们”难道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的“遗产”吗？
对不起，没有一个人，他的重要性能够超过我的父亲——这是适用于我的绝对真理。如果我能把这一律则推而广之，我将发觉：那些所谓的“公共人物”、“名人”甚至“伟人”，对其它人的私人生活及内心情感而言也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他们可有可无，可以是这个，也可以是那个……他们可以被互换，可以被颠覆……没有他们，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更自然……
如果我的日常生活包含了我的抽象思维，那么我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哪怕是片断记录都免不了要夹杂一些抽象概念……这有点违背我写本文的初衷，请忍一忍，我不得不说……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和文化之内，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仅以为自己从事的工作领域及其实践是最重要的，他们还以此来贬低其它人的实践和生活……事实上，他们工作的有限性还不在于这些工作能否影响时代和文化，更在于即使在他们所处的领域内部，他们的工作成果都存在着相当的疑问……低劣之物的得势，是因为高等之物尚未诞生……迷信、容忍、习惯以及更新欲望的欠缺……这样的时期可能还要持续，但它迟早要被替换，它不过是某一时代及文化的羞耻。未来的人们将会说：看哪，这么差劲的东西，居然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标志！
电视台几年前曾对一次毫无悬念和刺激性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进行过全程直播……谁爬上顶峰我忘了……那些兴奋不已手持红旗以英雄自居的登山勇士是谁？镜头对准他们，他们全副武装，他们“征服”了世界第一高峰……我对此也没有兴趣。我看到并记住的是在他们身后，为他们做向导做挑夫的夏尔巴人。那些夏尔巴人背对镜头，站在远处，不知姓名……他们为挣两千美金就可以爬一次珠穆朗玛峰。没有荣耀，没有使命，没有象征；只是一次服务，一次受雇，一次交易，只不过为了谋生。
山在那儿，山不是供人爬的，除非你是樵夫……山在那儿，山是让人看的，如果你是画家……你不会因为爬上一座山就比别人更高更伟大……你说“一览众山小”，对极了，别人从山脚看上来，他们根本看不到你站在哪个山顶，更听不到你在山顶关于“无限风光”的豪迈吟诵……
现在我要去准备晚饭了……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没有人会知道我此刻在做什么，正像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把平庸的生活写出来并不能改变它的平庸……那些以为有某些东西比生活更伟大的痴心妄想，一多半来自那些平庸的痴心妄想者。生活中不会降下奇跡。因为人们容易相信奇跡，“伟人”和“伪士”才大行其道。生活中没有额外的奇跡，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奇跡……它所呈现的一切都那样的美妙。
阅读次数：1218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