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邓玉娇案案外风云全纪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44:13
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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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邓玉娇一审判决被免于刑事处罚。当她和母亲张树梅一起走出巴东县法院大门时，身后这一个多月的纷纷扰扰，被抛在了公堂上，惟有门口还围着上百民众和媒体记者，久久未能散去。公诉人的起诉状再次表明，这只是一起十分普通的刑事命案，但案件从披露以来可谓一波三折、扑朔迷离，从案情本身到“案外生枝”都在引发舆情关注与争议。一起发生在偏僻小镇的普通命案最终演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
“特殊服务”之争
5月12日，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在接受记者们采访时提到“特殊服务”；5月18日，巴东警方案情通报，将“特殊服务”修改为“异性洗浴”服务，同时否认有接受上述媒体采访
5月10日晚上8时许，邓玉娇刺死邓贵大后，从容报警。在涉及“女服务员”、“政府官员”、“洗浴中心”、“特殊服务”等敏感词的强劲冲击下，这起被当地公安机关认为，“从情节、破案难度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8天后，巴东警方公布案情，将“特殊服务”改为“异性洗浴”，更是激起舆论争议。是媒体报道失实还是另有隐情？从当事双方的讲述中，可以厘清事件发展的脉络。
据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称，巴东县警方刑侦技术人员于凌晨赶到现场。一同前往的还有巴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天毅，他在办公室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回忆说，县领导对此很重视，所以，当晚他带领长江巴东网记者跟随过去。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但事后证明，政府并没有抢占到舆论先机。
5月11日中午，《恩施晚报》、《楚天都市报》以及《三峡晚报》三名记者赶到野三关采访。据南都记者多方消息证实：当天下午4时左右，三路记者在龙泉宾馆四楼找到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表明身份后进行采访，宋俊证实了邓贵大命丧娱乐城一事，同时认为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不便于透露更多细节。
当天晚上10时许，邹天毅等一行在野三关镇“风云网吧”找到正在写稿的记者，希望不要报道此事，但遭到拒绝。
5月12日，《恩施晚报》以《野三关招商办主任丧命娱乐场所》为题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当日11时34分，长江巴东网刊发了《野三关镇一娱乐场所发生命案，行凶女子已被警方控制》。
后者最先到达现场却没有抢发信息，邹天毅解释说，由于命案正在侦破当中，写好稿子后，需要送到公安机关核查，所以耽误了时间。
5月12日上午，上述几名记者在邹天毅的带领下，第二次来到野三关派出所。在所长谭静的办公室，记者们集体对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派出所所长谭静进行采访。
采访中，宋俊介绍了案件的初步调查情况，并提供了其中两个细节：一是案发前，涉案人员黄德智曾向邓玉娇提出“特殊服务”要求；二是争执发生后，邓贵大曾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当日中午，记者们在该镇星火大酒店吃饭时，对宋俊提供的两个细节再次向办案民警进行了确认。
5月13日，上述几家媒体陆续刊发追踪报道，官员索要“特殊服务”一词见诸报端。网络上，强烈的民众情绪正在酝酿当中。
5月18日，巴东警方案情通报，将“特殊服务”修改为“异性洗浴”服务，同时透露，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否认有接受上述媒体采访。
案发后，雄风宾馆梦幻城洗浴中心涉嫌色情服务被查。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解释“异性洗浴”时认为：特殊服务，或者异性服务，也许很多人理解为色情服务，性交易。但是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定为别的，只能定为异性洗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追究“特殊服务”和“异性洗浴”之间的差别，对案子侦破毫无意义。
杨立勇认为，“邓玉娇案经得起考验，至于舆论炒作，我们的应对就是客观公正，这是最好的应对，在最终给公众一个真相。”
医院里的经历
司法精神病鉴定由家属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邓玉娇后来解释自己哭喊“爸爸，他们打我”，是指案发当天她觉得邓贵大他们要打她
关于邓玉娇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由其母张树梅在家中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叙述，时间是5月16日下午4点多。
“精神病鉴定，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张树梅说。10日晚上，接到邓玉娇电话后，她赶到雄风宾馆。之后，野三关派出所带走邓玉娇，她也陪同前往派出所。第二天，她回了趟家。在跟家人商议后，张树梅向警方提出要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张树梅解释说，当时想到她杀了人，想救她一命，而邓玉娇确实存在失眠抑郁等方面的问题，从2007年起开始治疗，已经有三年了。
与此同时，警方在邓玉娇的提包中也发现了治疗抑郁症药物，并且观察到，在审讯过程中，邓玉娇的情绪不正常。
5月12日下午，邓玉娇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同前往的有巴东县、野三关派出所公安民警以及张树梅夫妇。张树梅说，“到达恩施州优抚医院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医院5点半下班，我赶紧给邓玉娇洗了澡和头发，才匆忙办理了入院手续，”张树梅在本子上签了很多字，但她不知道具体内容。三天后，她回到野三关镇。
在恩施州优抚医院，记者看到了张树梅在入院手续上的签字。副院长杨永新说，邓玉娇入院后精神状况很差，表现为兴奋、躁动、无端发怒、不停地喊叫。更为严重的是，她不吃不喝，甚至踢倒了床边的输液架。
“为了保证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水电解质，医生需要给她输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她进行了保护性约束，而非捆绑。”杨永新说，整个过程，张树梅夫妇都在场。
随后，这一幕在恩施州电视台《今晚九点半》节目播出，躺在病床上的邓玉娇激动、无助地哭喊“爸爸，他们打我，爸爸……”此画面引发更多舆论的愤怒，有矛头指向医院虐待邓玉娇，医院院长、主治医生电话被“莫名其妙”的网友打爆，最终导致医院不堪骚扰，向公安局提出将其送回看守所。
“媒体表现出严重的不负责任，”杨永新说，“媒体的本意是激起大家对案件的关注，对邓玉娇的同情，可这样偏颇的画面一播出，煽动了民众情绪的同时，却使医院遭到了误伤。”
直到5月17日，邓玉娇情绪才有所缓和，开始配合医生的观察和问话，医院也将抢救室改成单人病房，让她住进去。“开始之所以将邓玉娇安排和其他病人一块住，一方面我们没有单间，另一方面便于医务人员管理。”杨永新解释说。而在医院期间，公安机关认为不算羁押期内，也没有派警察守护。
5月19日，恩施州优抚医院向巴东县警方提出，观察阶段完成，要求将邓玉娇送回看守所。上午，杨永新在病房内问邓玉娇，“你在电视上喊‘爸爸，他们打我’是医院有人打你吗？”
邓玉娇回答说，不是医院，是在案发当天她觉得邓贵大他们要打她。
“在医学上，这叫‘闪回’。”杨永新说。他透露，虽然恩施州优抚医院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但初步观察结论是邓玉娇有急性应激性障碍，一般人都有，但她表现得更突出，持续了好几天。
邓玉娇在出院当天的情绪已经完全恢复，可以正常交谈。好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两天，21日，两名代理律师第一次会见邓玉娇后，认为她情绪非常稳定，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精神问题。22日，当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提审邓玉娇时，仅过了五分钟，她再次崩溃。
接到电话后，恩施州优抚医院派主治医生赶赴巴东县看守所紧急救治。但最终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并没有出来，杨永新说：“案子后来升级到由恩施州公安局主办，两者之间便没有委托关系了。”
在昨日邓玉娇案开庭前，两家湖北省内权威的鉴定部门对邓玉娇精神病鉴定的报告也已作出，结论为：“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律师与媒体
这一切的前提是：律师和媒体将邓玉娇在会见时所讲述的内容，当成了既定事实
5月17日，来自北京的两位律师夏霖、夏楠赶到恩施州，与正在医院探望女儿的张树梅夫妇见面，并签署了委托协议，成为邓玉娇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
今年39岁的夏霖，系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世纪90年代初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在2006年引发广泛关注的“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北京城管”案中，他担任过崔英杰的辩护律师。这一次，他引发了邓玉娇案外的更大风波。
就在警方做出上述案情通报的当天晚上，他们一行到达巴东县城。两名律师依据此前流传的报道，断定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准备为其做无罪辩护。
次日，他们见到案发现场休息室外的一名目击者唐某后，有些沮丧，“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休息室内确实有目击者在场，强奸一说可能难以成立。”律师夏楠在宾馆房间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5月21日的会见，让他们重整雄风，中午从看守所出来后，律师夏霖亮出了顺利的手势。在媒体面前，律师们胜券在握而故作高深，夏霖只在餐桌上念了一首打油诗：“巴山楚地一娇龙，神来无影疾如风；今朝踏破巫山顶，明日削平武当峰。”
“邓玉娇听懂了，你们自己去想好啦。”他说。
在后来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夏霖说，当日上午会见，他们了解到黄德智在水疗室对邓玉娇进行性侵犯，并在胸罩、内裤上留有物证。这是自案发审讯后，邓玉娇第一次向外界透露细节，使得律师们一扫前日萎靡，重新振奋。
而中午张树梅夫妇接到派出所电话返回野三关镇后，又让律师紧张起来，夏霖担心上午的会见内容被警方获取，“关键物证”将被“灭失”掉。直到张树梅发来短信称，下午一定赶回来，律师们才安心地去看守所进行下午的会见。
事实并非如此，当两名律师下午5点多出来后，没有看到邓玉娇父母，律师遂求助媒体和网络。夏霖在镜头前抽噎、流泪，请求媒体和网友前往野三关，看住邓玉娇的家，别让人动任何东西。
在巴东县看守所门口，急转直下的变化也令媒体一片混乱：尚不明状况的媒体中，有记者马上打电话通知在野三关的同行赶去增援；在律师提出要见巴东县最高长官时，有媒体记者拨通了恩施州副书记电话，称有紧急事情上报，迫使当地公安接见。随后，律师带着媒体记者们乘坐两辆车开往巴东县政府。
夏霖在车上说：“如果巴东方面重视这件事，处理两个小警察，释放邓玉娇，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出现上述所有状况，这一切的前提是：律师和媒体将邓玉娇在会见时所讲述的内容，当成了既定事实。
据当天一直守在野三关派出所的《成都商报》记者说，5月21日，湖北省公安厅和恩施州公安局的调查组到野三关镇，下午，张树梅夫妇一直在派出所接受调查。
张树梅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接受完调查后，她回家洗澡。发现邓玉娇的衣服已经发臭，那是当日送邓玉娇到恩施优抚医院后，匆忙中换洗下来的，并且已经浸水。张树梅带回家后一直丢在洗手间。“已经发臭了，我就洗了一下，”张树梅说，她在胸罩上发现了“红斑”，怀疑是血迹，带在了身上。事后辨认这只是衣服颜料的混色，并非血迹。
即便张树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返回野三关镇，胸罩、内衣为什么被清洗，次日，仍有媒体报道称《邓玉娇案关键证据被毁放置11天衣物离奇遭清洗》，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张树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我不信任这些媒体，他们在报道时，甚至没有打个电话来核实。”
网友们的介入
彼时营救烈女子成为网友的广泛呼声，“屠夫”以实际行动成为众网友的代言人。“关键证据”风波后，邓的母亲张树梅称“他们把案子搞得越来越复杂”，并让记者转告律师，不要被网友牵着鼻子走
36岁的网友“屠夫”被媒体誉为：饱含激情，却也不乏理智。他最先以公众身份介入邓玉娇案，取得其家人信任后，又联系到律师。随着案外风波的加剧，他却被张树梅认为是搅乱邓玉娇案的元凶。张树梅也通过南方都市报记者转告律师夏霖，远离网友，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屠夫”真名叫吴淦，自称福建人。他于15日出发前往武汉，辗转来到巴东。在抵达巴东的第二天即见到了邓玉娇的爷爷及父母，随后说服他们让律师介入。“邓玉娇的爷爷退休前是巴东县法院的法官，曾当过庭长，见面时，他第一句话是问，‘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中纪委的人’？”屠夫笑着对记者讲述。
屠夫表示，巴东之行受到一家公益机构支助，也是通过这家机构联系到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夏霖、夏楠，免费帮助邓玉娇。但后来两名律师否认了这一说法。
南方都市报记者于5月16日在张树梅家中第一次见到“屠夫”。次日，“屠夫”和张树梅他们一起前往恩施州优抚医院，与院方进行沟通后，探望了邓玉娇，并拍摄了邓的近身照片。
5月18日晚上，记者看到，律师和家属一行人到达巴东时，“屠夫”也在其中。在餐桌上，律师夏霖送给“屠夫”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
这样的评价合乎当时的舆论背景，邓玉娇案在网络关注度极高，且网友观点基本一致：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情乃至赞颂；对死伤官员作风问题的批评以及对警方秉公办案的质疑。营救烈女子成为网友的广泛呼声，“屠夫”以实际行动成为众网友的代言人。
在21日的风波中，这种激情表现有余，却鲜见理智。南方都市报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振臂高呼，“屠夫”马上打电话给朋友说，“发布，发布，屠夫山寨新闻，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说他们丧尽天良，泯灭人性(记者注：律师的原话是”灭绝人性“)，加感叹号，用重点字体标出来。”
而后在电话里，他声嘶力竭地对张树梅吼：“你在哪里？警察有没有在你身边，快叫警察接电话。他会害死你的，你叫警察站住别动，他们会拿东西到你家陷害你。”
而事实上，此时张树梅正在野三关派出所接受调查，“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树梅对记者说，直到晚上，他们返回巴东县城，途中被警察拦下，才问起所谓“关键物证”的事，“他(律师)要是不这么一闹，警察根本不知道。”
“屠夫”夸张的行事作风，受到了质疑，他坦陈，做这件事，他没有私心，只想寻求一个真相。他在网上寻求募捐，却不愿公布明细账目，“只要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他说。
随着事态的发展，邓玉娇案偏离司法越来越远，网络中各种势力也开始出动。“屠夫”甚至接到某网友电话，愿意提供一切资金，只要将邓玉娇父母弄出去“失踪”几天便可。
经过了“关键证据”风波后，5月22日早上，张树梅在电话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搞事的就是这个网友，他们把案子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
张树梅让记者转告律师，不要被网友牵着鼻子走。当天下午，“屠夫”离开巴东县城。他的离开，并没有使风波平息下来，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已经有网友呼吁集结进入野三关镇，并为邓玉娇立碑，引起当地政府高度紧张。
至此，案件的走向，偏离了案子本身，各种角色的介入，使得邓玉娇案蒙上了多层色彩，甚至影响到办案和判决的进展。
解雇风波
在人证物证没有固定前，仅凭当事人一方讲述，便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外界遂质疑律师在作秀。夏霖解释说，向媒体求助和发布信息属于被逼无奈。张树梅则认为“他们丝毫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去办案”
5月23日晚上，两名律师在博客上发表《关于邓玉娇一案的声明》前两个钟头，律师夏霖在宾馆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哭了。
在人证物证没有固定前，仅凭当事人一方讲述，便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外界遂质疑律师在作秀，缺乏专业素质。夏霖解释说，作为侦查阶段律师，他没有调查取证权，从邓玉娇的讲述中，他认定有重大冤情，而警方又没有往那方面调查，向媒体求助和发布信息属于被逼无奈。
提及他们向外界强调邓玉娇没有精神病的初衷，夏霖后来对《财经》记者说：“我不能让他们以精神病为借口把邓玉娇再次送进恩施优抚医院。”
而对邓玉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由家属考虑后向警方提出，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张树梅自始至终认为，女儿有失眠抑郁症状。在鉴定结论尚未出来之前，甚至认为，这是邓玉娇的救命稻草。这场闹剧最终导致两名律师被委托人解雇。
“他们丝毫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去办案，不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张树梅表示，在邓玉娇带到派出所后，她陪同前往，“整个过程，我都在场，邓玉娇有没有被强奸，难道我不知道吗？”
导致这种对立的情况的原因，5月22日，在巴东县武装部附近的餐馆里，与众多媒体记者吃饭时，律师夏楠表示，这是出于对警方的不信任。有迹可循的是，当天早上，南方都市报记者接到张树梅电话约一小时后，律师打来电话称，张树梅揣有重要物证被警方控制了。律师呼吁众媒体前往武装部大院解救张树梅。
而在电话中，张树梅表示，她正在接受恩施州公安局领导问话。记者赶到武装部大院时一切正常，邓玉娇继父也表示，没任何异常。
律师夏霖对此解释说，判断失误。
颇具戏剧性变化的是随后的解雇律师风波：5月23日上午10点多，张树梅还来电表示，政府新闻通稿中关于她的声明不实，她并没有决定解除委托关系，要求与律师见面。但在下午4点左右，张树梅忽然致电夏霖要求解除委托关系，不肯再面谈。
被解雇的律师并没有离开巴东，5月25日，在两名新聘律师进入看守所会见邓玉娇时，夏霖也向警方递交了《控告状》。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到5月25日，邓玉娇14天的拘留期满，次日当地检方可能就要批准逮捕邓玉娇。我们以代理律师身份进行控告，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后来他向媒体解释说。
此外，夏霖还向警方递交申请，要求第二次会见邓玉娇。在媒体的关注下，固守在巴东县城的律师动静越来越大。与之相比的是，两名新聘律师会见邓玉娇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巴东县公安局提出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要求对其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5月27日0时44分，长江巴东网发布消息称，警方决定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由拘留改为监视居住。该消息称，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鉴于邓玉娇具有自动投案情节，对其采取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直到昨日庭审，邓玉娇首度公开露面。
案外角力
在张树梅致电律师夏霖称政府消息不实，希望面谈时，政府也找到了她。5月23日下午，张树梅在电话里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随后正式发布消息称，与律师解除关系
位于长江边上的巴东县城，从没有受到如此关注。
这是政府始料不及的，坐在办公室里，巴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天毅对记者感叹说，政府本以为做到公开公正，却控制不了事态的恶化。
案发当晚，他带领长江巴东网的记者赶到现场却迟迟没发布消息，便注定了后面的结果。
一直到5月18日，警方通报案情。其间巴东县政府对邓玉娇案一直无动于衷。21日，巴东县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就“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及公众关注的问题接受了恩施日报记者张明专访。
当邓玉娇案风波越闹越大时，巴东县政府称，每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案情。而恩施州当地媒体则每天晚上守在电脑旁，通常是在午夜凌晨过后，等来这份所谓的新闻发布会稿件。
5月23日0点40分左右，当地媒体等来的重要通稿内容是：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南方都市报记者获悉这份通稿后当即向张树梅求证，她在电话里惊愕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后她又说，只是有解雇律师这个想法，但还在考虑当中。
直到早上8点多，张树梅打来电话仍称，她还没有决定跟律师解除关系。
当记者问欧阳开平，家属尚未同意，政府便发布解除律师关系的信息，难道不怕引来公众质疑吗？
他回答说，有吗？会吗？
就在这位新闻发言人懵懵懂懂的回答之后，5月23日中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巴东县城内打响，参战双方分别是巴东县政府和律师夏霖，而决胜的筹码在于张树梅。
在张树梅致电律师夏霖称政府消息不实，希望面谈时，政府也找到了她。迟迟不见张树梅的到来，夏霖在宾馆内坐立不安。他的担心终于在下午4点多发生了，张树梅在电话里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
她也一改上午对媒体的说法，正式发布消息称，与律师解除关系。
结果显而易见，巴东县政府胜了。此后，张树梅便不知所终，她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搬到山上一个亲戚家住，不想被外界打扰。
记者们发现，与案情相关的人皆无法联系上，官方人士对此案情况也是讳莫如深，被问得急了，就干脆说：“这个案子太敏感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甚至，连负责发布消息的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也根本不接电话了。
打着各种名目的网友纷纷涌入这座鄂西小城，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被野三关镇当地政府组成的联防队打伤。一名知情人说，当地群众对媒体非常嫉恨，认为是他们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此后，在强大压力下，媒体陆续撤离巴东。
但律师和政府的暗战还在继续。除了华一律师事务所连夜赶来增援的两名女律师；一些公益机构负责人也以个人身份前来观察；最后几天，从北京抵达巴东县城的律师多达5人。一直到5月28日，律师们才离开巴东。
另一边，湖北省公安厅调查组进入巴东；有消息称，巴东籍副县级官员皆赶回县城；公安部也派员前来督察。
“都在增兵，要是能把双方阵营的动作记录下来，可以拍成电影了，相当精彩。”一位媒体记者观察说。
当这些案外风波甚嚣尘上时，唯独邓玉娇案本身，此刻变得静悄悄。
5月3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16天后，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附：浦志强律师转载按语
邓玉娇案件与邓玉娇事件性质不同，参与人的角色也不同。案件中的邓玉娇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律师是委托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警方则是侦查犯罪的行政机关。但在事件中，上述人等与学者网友一样，都变身为公共事件当事人。随着一审判决做出，案件似已尘埃落定，事件却远未结束，需要总结之处很多。研究和探讨的前提，是了解真相。龙志的报道还原了记者眼中的事件过程，值得称道。希望看到探讨和交流，对专家、记者、邓家亲属乃至对当局，别进行攻击和谩骂。站在道德制高点被情绪牵着走，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些事实没能交代清楚，可能是职业局限——官方不会泄露真实想法。当局的用意是什么？解聘律师前是否已有“定罪免刑”的默契？21日下午滞留野三关镇派出所接受什么调查？调查是否以阻断与律师的联络为目的？都有待还原。按说，张树梅不是犯罪嫌疑人，警方无权也没必要在会见当天对她“调查”。张树梅午前在饭桌上被派出所长谭静叫走，回巴东要三个小时车程，她很难一直呆在派出所内“接受调查”。成都电视台5月30日视频（我博客上有），邻居证实当天下午她曾在多名警察的“陪同”下乘警车回家“取衣服”，说明她不可能一下午都“在派出所内接受调查”，随后发生了内衣清洗证据灭失等事实——须知夏霖已关照不要动女儿“衣服”，清洗显然是有意为之目标明确。我认为，假如张树梅没有被谭静领回“调查”，而是等候夏霖会见结束，事态的演变会很不一样。
2009年6月18日北京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09-6-17 本站发布时间：200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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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邓玉娇一审判决被免于刑事处罚。当她和母亲张树梅一起走出巴东县法院大门时，身后这一个多月的纷纷扰扰，被抛在了公堂上，惟有门口还围着上百民众和媒体记者，久久未能散去。公诉人的起诉状再次表明，这只是一起十分普通的刑事命案，但案件从披露以来可谓一波三折、扑朔迷离，从案情本身到“案外生枝”都在引发舆情关注与争议。一起发生在偏僻小镇的普通命案最终演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
“特殊服务”之争
5月12日，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在接受记者们采访时提到“特殊服务”；5月18日，巴东警方案情通报，将“特殊服务”修改为“异性洗浴”服务，同时否认有接受上述媒体采访
5月10日晚上8时许，邓玉娇刺死邓贵大后，从容报警。在涉及“女服务员”、“政府官员”、“洗浴中心”、“特殊服务”等敏感词的强劲冲击下，这起被当地公安机关认为，“从情节、破案难度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8天后，巴东警方公布案情，将“特殊服务”改为“异性洗浴”，更是激起舆论争议。是媒体报道失实还是另有隐情？从当事双方的讲述中，可以厘清事件发展的脉络。
据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称，巴东县警方刑侦技术人员于凌晨赶到现场。一同前往的还有巴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天毅，他在办公室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回忆说，县领导对此很重视，所以，当晚他带领长江巴东网记者跟随过去。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但事后证明，政府并没有抢占到舆论先机。
5月11日中午，《恩施晚报》、《楚天都市报》以及《三峡晚报》三名记者赶到野三关采访。据南都记者多方消息证实：当天下午4时左右，三路记者在龙泉宾馆四楼找到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表明身份后进行采访，宋俊证实了邓贵大命丧娱乐城一事，同时认为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不便于透露更多细节。
当天晚上10时许，邹天毅等一行在野三关镇“风云网吧”找到正在写稿的记者，希望不要报道此事，但遭到拒绝。
5月12日，《恩施晚报》以《野三关招商办主任丧命娱乐场所》为题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当日11时34分，长江巴东网刊发了《野三关镇一娱乐场所发生命案，行凶女子已被警方控制》。
后者最先到达现场却没有抢发信息，邹天毅解释说，由于命案正在侦破当中，写好稿子后，需要送到公安机关核查，所以耽误了时间。
5月12日上午，上述几名记者在邹天毅的带领下，第二次来到野三关派出所。在所长谭静的办公室，记者们集体对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派出所所长谭静进行采访。
采访中，宋俊介绍了案件的初步调查情况，并提供了其中两个细节：一是案发前，涉案人员黄德智曾向邓玉娇提出“特殊服务”要求；二是争执发生后，邓贵大曾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当日中午，记者们在该镇星火大酒店吃饭时，对宋俊提供的两个细节再次向办案民警进行了确认。
5月13日，上述几家媒体陆续刊发追踪报道，官员索要“特殊服务”一词见诸报端。网络上，强烈的民众情绪正在酝酿当中。
5月18日，巴东警方案情通报，将“特殊服务”修改为“异性洗浴”服务，同时透露，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否认有接受上述媒体采访。
案发后，雄风宾馆梦幻城洗浴中心涉嫌色情服务被查。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解释“异性洗浴”时认为：特殊服务，或者异性服务，也许很多人理解为色情服务，性交易。但是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定为别的，只能定为异性洗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追究“特殊服务”和“异性洗浴”之间的差别，对案子侦破毫无意义。
杨立勇认为，“邓玉娇案经得起考验，至于舆论炒作，我们的应对就是客观公正，这是最好的应对，在最终给公众一个真相。”
医院里的经历
司法精神病鉴定由家属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邓玉娇后来解释自己哭喊“爸爸，他们打我”，是指案发当天她觉得邓贵大他们要打她
关于邓玉娇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由其母张树梅在家中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叙述，时间是5月16日下午4点多。
“精神病鉴定，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张树梅说。10日晚上，接到邓玉娇电话后，她赶到雄风宾馆。之后，野三关派出所带走邓玉娇，她也陪同前往派出所。第二天，她回了趟家。在跟家人商议后，张树梅向警方提出要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张树梅解释说，当时想到她杀了人，想救她一命，而邓玉娇确实存在失眠抑郁等方面的问题，从2007年起开始治疗，已经有三年了。
与此同时，警方在邓玉娇的提包中也发现了治疗抑郁症药物，并且观察到，在审讯过程中，邓玉娇的情绪不正常。
5月12日下午，邓玉娇被送往恩施州优抚医院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同前往的有巴东县、野三关派出所公安民警以及张树梅夫妇。张树梅说，“到达恩施州优抚医院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医院5点半下班，我赶紧给邓玉娇洗了澡和头发，才匆忙办理了入院手续，”张树梅在本子上签了很多字，但她不知道具体内容。三天后，她回到野三关镇。
在恩施州优抚医院，记者看到了张树梅在入院手续上的签字。副院长杨永新说，邓玉娇入院后精神状况很差，表现为兴奋、躁动、无端发怒、不停地喊叫。更为严重的是，她不吃不喝，甚至踢倒了床边的输液架。
“为了保证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水电解质，医生需要给她输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她进行了保护性约束，而非捆绑。”杨永新说，整个过程，张树梅夫妇都在场。
随后，这一幕在恩施州电视台《今晚九点半》节目播出，躺在病床上的邓玉娇激动、无助地哭喊“爸爸，他们打我，爸爸……”此画面引发更多舆论的愤怒，有矛头指向医院虐待邓玉娇，医院院长、主治医生电话被“莫名其妙”的网友打爆，最终导致医院不堪骚扰，向公安局提出将其送回看守所。
“媒体表现出严重的不负责任，”杨永新说，“媒体的本意是激起大家对案件的关注，对邓玉娇的同情，可这样偏颇的画面一播出，煽动了民众情绪的同时，却使医院遭到了误伤。”
直到5月17日，邓玉娇情绪才有所缓和，开始配合医生的观察和问话，医院也将抢救室改成单人病房，让她住进去。“开始之所以将邓玉娇安排和其他病人一块住，一方面我们没有单间，另一方面便于医务人员管理。”杨永新解释说。而在医院期间，公安机关认为不算羁押期内，也没有派警察守护。
5月19日，恩施州优抚医院向巴东县警方提出，观察阶段完成，要求将邓玉娇送回看守所。上午，杨永新在病房内问邓玉娇，“你在电视上喊‘爸爸，他们打我’是医院有人打你吗？”
邓玉娇回答说，不是医院，是在案发当天她觉得邓贵大他们要打她。
“在医学上，这叫‘闪回’。”杨永新说。他透露，虽然恩施州优抚医院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但初步观察结论是邓玉娇有急性应激性障碍，一般人都有，但她表现得更突出，持续了好几天。
邓玉娇在出院当天的情绪已经完全恢复，可以正常交谈。好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两天，21日，两名代理律师第一次会见邓玉娇后，认为她情绪非常稳定，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精神问题。22日，当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提审邓玉娇时，仅过了五分钟，她再次崩溃。
接到电话后，恩施州优抚医院派主治医生赶赴巴东县看守所紧急救治。但最终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并没有出来，杨永新说：“案子后来升级到由恩施州公安局主办，两者之间便没有委托关系了。”
在昨日邓玉娇案开庭前，两家湖北省内权威的鉴定部门对邓玉娇精神病鉴定的报告也已作出，结论为：“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律师与媒体
这一切的前提是：律师和媒体将邓玉娇在会见时所讲述的内容，当成了既定事实
5月17日，来自北京的两位律师夏霖、夏楠赶到恩施州，与正在医院探望女儿的张树梅夫妇见面，并签署了委托协议，成为邓玉娇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
今年39岁的夏霖，系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世纪90年代初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在2006年引发广泛关注的“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北京城管”案中，他担任过崔英杰的辩护律师。这一次，他引发了邓玉娇案外的更大风波。
就在警方做出上述案情通报的当天晚上，他们一行到达巴东县城。两名律师依据此前流传的报道，断定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准备为其做无罪辩护。
次日，他们见到案发现场休息室外的一名目击者唐某后，有些沮丧，“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休息室内确实有目击者在场，强奸一说可能难以成立。”律师夏楠在宾馆房间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5月21日的会见，让他们重整雄风，中午从看守所出来后，律师夏霖亮出了顺利的手势。在媒体面前，律师们胜券在握而故作高深，夏霖只在餐桌上念了一首打油诗：“巴山楚地一娇龙，神来无影疾如风；今朝踏破巫山顶，明日削平武当峰。”
“邓玉娇听懂了，你们自己去想好啦。”他说。
在后来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夏霖说，当日上午会见，他们了解到黄德智在水疗室对邓玉娇进行性侵犯，并在胸罩、内裤上留有物证。这是自案发审讯后，邓玉娇第一次向外界透露细节，使得律师们一扫前日萎靡，重新振奋。
而中午张树梅夫妇接到派出所电话返回野三关镇后，又让律师紧张起来，夏霖担心上午的会见内容被警方获取，“关键物证”将被“灭失”掉。直到张树梅发来短信称，下午一定赶回来，律师们才安心地去看守所进行下午的会见。
事实并非如此，当两名律师下午5点多出来后，没有看到邓玉娇父母，律师遂求助媒体和网络。夏霖在镜头前抽噎、流泪，请求媒体和网友前往野三关，看住邓玉娇的家，别让人动任何东西。
在巴东县看守所门口，急转直下的变化也令媒体一片混乱：尚不明状况的媒体中，有记者马上打电话通知在野三关的同行赶去增援；在律师提出要见巴东县最高长官时，有媒体记者拨通了恩施州副书记电话，称有紧急事情上报，迫使当地公安接见。随后，律师带着媒体记者们乘坐两辆车开往巴东县政府。
夏霖在车上说：“如果巴东方面重视这件事，处理两个小警察，释放邓玉娇，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出现上述所有状况，这一切的前提是：律师和媒体将邓玉娇在会见时所讲述的内容，当成了既定事实。
据当天一直守在野三关派出所的《成都商报》记者说，5月21日，湖北省公安厅和恩施州公安局的调查组到野三关镇，下午，张树梅夫妇一直在派出所接受调查。
张树梅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接受完调查后，她回家洗澡。发现邓玉娇的衣服已经发臭，那是当日送邓玉娇到恩施优抚医院后，匆忙中换洗下来的，并且已经浸水。张树梅带回家后一直丢在洗手间。“已经发臭了，我就洗了一下，”张树梅说，她在胸罩上发现了“红斑”，怀疑是血迹，带在了身上。事后辨认这只是衣服颜料的混色，并非血迹。
即便张树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返回野三关镇，胸罩、内衣为什么被清洗，次日，仍有媒体报道称《邓玉娇案关键证据被毁放置11天衣物离奇遭清洗》，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张树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我不信任这些媒体，他们在报道时，甚至没有打个电话来核实。”
网友们的介入
彼时营救烈女子成为网友的广泛呼声，“屠夫”以实际行动成为众网友的代言人。“关键证据”风波后，邓的母亲张树梅称“他们把案子搞得越来越复杂”，并让记者转告律师，不要被网友牵着鼻子走
36岁的网友“屠夫”被媒体誉为：饱含激情，却也不乏理智。他最先以公众身份介入邓玉娇案，取得其家人信任后，又联系到律师。随着案外风波的加剧，他却被张树梅认为是搅乱邓玉娇案的元凶。张树梅也通过南方都市报记者转告律师夏霖，远离网友，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屠夫”真名叫吴淦，自称福建人。他于15日出发前往武汉，辗转来到巴东。在抵达巴东的第二天即见到了邓玉娇的爷爷及父母，随后说服他们让律师介入。“邓玉娇的爷爷退休前是巴东县法院的法官，曾当过庭长，见面时，他第一句话是问，‘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中纪委的人’？”屠夫笑着对记者讲述。
屠夫表示，巴东之行受到一家公益机构支助，也是通过这家机构联系到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夏霖、夏楠，免费帮助邓玉娇。但后来两名律师否认了这一说法。
南方都市报记者于5月16日在张树梅家中第一次见到“屠夫”。次日，“屠夫”和张树梅他们一起前往恩施州优抚医院，与院方进行沟通后，探望了邓玉娇，并拍摄了邓的近身照片。
5月18日晚上，记者看到，律师和家属一行人到达巴东时，“屠夫”也在其中。在餐桌上，律师夏霖送给“屠夫”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
这样的评价合乎当时的舆论背景，邓玉娇案在网络关注度极高，且网友观点基本一致：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情乃至赞颂；对死伤官员作风问题的批评以及对警方秉公办案的质疑。营救烈女子成为网友的广泛呼声，“屠夫”以实际行动成为众网友的代言人。
在21日的风波中，这种激情表现有余，却鲜见理智。南方都市报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振臂高呼，“屠夫”马上打电话给朋友说，“发布，发布，屠夫山寨新闻，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说他们丧尽天良，泯灭人性(记者注：律师的原话是”灭绝人性“)，加感叹号，用重点字体标出来。”
而后在电话里，他声嘶力竭地对张树梅吼：“你在哪里？警察有没有在你身边，快叫警察接电话。他会害死你的，你叫警察站住别动，他们会拿东西到你家陷害你。”
而事实上，此时张树梅正在野三关派出所接受调查，“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树梅对记者说，直到晚上，他们返回巴东县城，途中被警察拦下，才问起所谓“关键物证”的事，“他(律师)要是不这么一闹，警察根本不知道。”
“屠夫”夸张的行事作风，受到了质疑，他坦陈，做这件事，他没有私心，只想寻求一个真相。他在网上寻求募捐，却不愿公布明细账目，“只要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他说。
随着事态的发展，邓玉娇案偏离司法越来越远，网络中各种势力也开始出动。“屠夫”甚至接到某网友电话，愿意提供一切资金，只要将邓玉娇父母弄出去“失踪”几天便可。
经过了“关键证据”风波后，5月22日早上，张树梅在电话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搞事的就是这个网友，他们把案子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
张树梅让记者转告律师，不要被网友牵着鼻子走。当天下午，“屠夫”离开巴东县城。他的离开，并没有使风波平息下来，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已经有网友呼吁集结进入野三关镇，并为邓玉娇立碑，引起当地政府高度紧张。
至此，案件的走向，偏离了案子本身，各种角色的介入，使得邓玉娇案蒙上了多层色彩，甚至影响到办案和判决的进展。
解雇风波
在人证物证没有固定前，仅凭当事人一方讲述，便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外界遂质疑律师在作秀。夏霖解释说，向媒体求助和发布信息属于被逼无奈。张树梅则认为“他们丝毫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去办案”
5月23日晚上，两名律师在博客上发表《关于邓玉娇一案的声明》前两个钟头，律师夏霖在宾馆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哭了。
在人证物证没有固定前，仅凭当事人一方讲述，便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外界遂质疑律师在作秀，缺乏专业素质。夏霖解释说，作为侦查阶段律师，他没有调查取证权，从邓玉娇的讲述中，他认定有重大冤情，而警方又没有往那方面调查，向媒体求助和发布信息属于被逼无奈。
提及他们向外界强调邓玉娇没有精神病的初衷，夏霖后来对《财经》记者说：“我不能让他们以精神病为借口把邓玉娇再次送进恩施优抚医院。”
而对邓玉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由家属考虑后向警方提出，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张树梅自始至终认为，女儿有失眠抑郁症状。在鉴定结论尚未出来之前，甚至认为，这是邓玉娇的救命稻草。这场闹剧最终导致两名律师被委托人解雇。
“他们丝毫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去办案，不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张树梅表示，在邓玉娇带到派出所后，她陪同前往，“整个过程，我都在场，邓玉娇有没有被强奸，难道我不知道吗？”
导致这种对立的情况的原因，5月22日，在巴东县武装部附近的餐馆里，与众多媒体记者吃饭时，律师夏楠表示，这是出于对警方的不信任。有迹可循的是，当天早上，南方都市报记者接到张树梅电话约一小时后，律师打来电话称，张树梅揣有重要物证被警方控制了。律师呼吁众媒体前往武装部大院解救张树梅。
而在电话中，张树梅表示，她正在接受恩施州公安局领导问话。记者赶到武装部大院时一切正常，邓玉娇继父也表示，没任何异常。
律师夏霖对此解释说，判断失误。
颇具戏剧性变化的是随后的解雇律师风波：5月23日上午10点多，张树梅还来电表示，政府新闻通稿中关于她的声明不实，她并没有决定解除委托关系，要求与律师见面。但在下午4点左右，张树梅忽然致电夏霖要求解除委托关系，不肯再面谈。
被解雇的律师并没有离开巴东，5月25日，在两名新聘律师进入看守所会见邓玉娇时，夏霖也向警方递交了《控告状》。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到5月25日，邓玉娇14天的拘留期满，次日当地检方可能就要批准逮捕邓玉娇。我们以代理律师身份进行控告，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后来他向媒体解释说。
此外，夏霖还向警方递交申请，要求第二次会见邓玉娇。在媒体的关注下，固守在巴东县城的律师动静越来越大。与之相比的是，两名新聘律师会见邓玉娇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巴东县公安局提出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要求对其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5月27日0时44分，长江巴东网发布消息称，警方决定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由拘留改为监视居住。该消息称，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鉴于邓玉娇具有自动投案情节，对其采取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直到昨日庭审，邓玉娇首度公开露面。
案外角力
在张树梅致电律师夏霖称政府消息不实，希望面谈时，政府也找到了她。5月23日下午，张树梅在电话里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随后正式发布消息称，与律师解除关系
位于长江边上的巴东县城，从没有受到如此关注。
这是政府始料不及的，坐在办公室里，巴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天毅对记者感叹说，政府本以为做到公开公正，却控制不了事态的恶化。
案发当晚，他带领长江巴东网的记者赶到现场却迟迟没发布消息，便注定了后面的结果。
一直到5月18日，警方通报案情。其间巴东县政府对邓玉娇案一直无动于衷。21日，巴东县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就“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及公众关注的问题接受了恩施日报记者张明专访。
当邓玉娇案风波越闹越大时，巴东县政府称，每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案情。而恩施州当地媒体则每天晚上守在电脑旁，通常是在午夜凌晨过后，等来这份所谓的新闻发布会稿件。
5月23日0点40分左右，当地媒体等来的重要通稿内容是：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南方都市报记者获悉这份通稿后当即向张树梅求证，她在电话里惊愕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后她又说，只是有解雇律师这个想法，但还在考虑当中。
直到早上8点多，张树梅打来电话仍称，她还没有决定跟律师解除关系。
当记者问欧阳开平，家属尚未同意，政府便发布解除律师关系的信息，难道不怕引来公众质疑吗？
他回答说，有吗？会吗？
就在这位新闻发言人懵懵懂懂的回答之后，5月23日中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巴东县城内打响，参战双方分别是巴东县政府和律师夏霖，而决胜的筹码在于张树梅。
在张树梅致电律师夏霖称政府消息不实，希望面谈时，政府也找到了她。迟迟不见张树梅的到来，夏霖在宾馆内坐立不安。他的担心终于在下午4点多发生了，张树梅在电话里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
她也一改上午对媒体的说法，正式发布消息称，与律师解除关系。
结果显而易见，巴东县政府胜了。此后，张树梅便不知所终，她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搬到山上一个亲戚家住，不想被外界打扰。
记者们发现，与案情相关的人皆无法联系上，官方人士对此案情况也是讳莫如深，被问得急了，就干脆说：“这个案子太敏感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甚至，连负责发布消息的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也根本不接电话了。
打着各种名目的网友纷纷涌入这座鄂西小城，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被野三关镇当地政府组成的联防队打伤。一名知情人说，当地群众对媒体非常嫉恨，认为是他们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此后，在强大压力下，媒体陆续撤离巴东。
但律师和政府的暗战还在继续。除了华一律师事务所连夜赶来增援的两名女律师；一些公益机构负责人也以个人身份前来观察；最后几天，从北京抵达巴东县城的律师多达5人。一直到5月28日，律师们才离开巴东。
另一边，湖北省公安厅调查组进入巴东；有消息称，巴东籍副县级官员皆赶回县城；公安部也派员前来督察。
“都在增兵，要是能把双方阵营的动作记录下来，可以拍成电影了，相当精彩。”一位媒体记者观察说。
当这些案外风波甚嚣尘上时，唯独邓玉娇案本身，此刻变得静悄悄。
5月3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16天后，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附：浦志强律师转载按语
邓玉娇案件与邓玉娇事件性质不同，参与人的角色也不同。案件中的邓玉娇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律师是委托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警方则是侦查犯罪的行政机关。但在事件中，上述人等与学者网友一样，都变身为公共事件当事人。随着一审判决做出，案件似已尘埃落定，事件却远未结束，需要总结之处很多。研究和探讨的前提，是了解真相。龙志的报道还原了记者眼中的事件过程，值得称道。希望看到探讨和交流，对专家、记者、邓家亲属乃至对当局，别进行攻击和谩骂。站在道德制高点被情绪牵着走，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些事实没能交代清楚，可能是职业局限——官方不会泄露真实想法。当局的用意是什么？解聘律师前是否已有“定罪免刑”的默契？21日下午滞留野三关镇派出所接受什么调查？调查是否以阻断与律师的联络为目的？都有待还原。按说，张树梅不是犯罪嫌疑人，警方无权也没必要在会见当天对她“调查”。张树梅午前在饭桌上被派出所长谭静叫走，回巴东要三个小时车程，她很难一直呆在派出所内“接受调查”。成都电视台5月30日视频（我博客上有），邻居证实当天下午她曾在多名警察的“陪同”下乘警车回家“取衣服”，说明她不可能一下午都“在派出所内接受调查”，随后发生了内衣清洗证据灭失等事实——须知夏霖已关照不要动女儿“衣服”，清洗显然是有意为之目标明确。我认为，假如张树梅没有被谭静领回“调查”，而是等候夏霖会见结束，事态的演变会很不一样。
2009年6月18日北京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09-6-17 本站发布时间：200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