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15％

中国社科院在今天举办的「变迁中的中国和印度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一项调查显示，现阶段中产阶层约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且中产阶级的规模每年将以百分之一的速度增加。(chinesenewsnet.com)
法制晚报今天报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在其「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徵」报告中指出，根据全国抽样问卷调查，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八的被调查者认同自己为「中产阶级」。
其中，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上」或「中上」的人极少，不到十分之一，但是选择「中」的人比例很高，近四成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社会地位。
报告指出，现阶段中产阶层的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主要由经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构成。其规模今后每年将以百分之一的速度增加。
张宛丽说，中产阶层往往通过消费「名牌」来显示地位，目前「消费中产」的人群比例已达百分之三十五。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夏建中等所做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白领」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白领群体在个性化和炫耀性消费观方面，都明显高于普通人平均水准，高出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调查指出，白领群体中追求实用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五，而追求品位和炫耀性消费者的比例则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中国中产阶层缺少什么幸福？
4月2日《南都周刊》以《中国中产阶层有房有车却无安全感》为题，发布一则调查式新闻。它详细描述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各方面的焦虑，如“社会保障”的匮乏、“竞争压力”的增加、难有“安全感”等等。被时尚传媒贴上美丽标签的中国中产阶层，原来也有本难念的经。(chinesenewsnet.com)
一提到中产阶层，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幸福”，而各种调查却以确凿的事实打破了这层幻觉。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位尊而多金”的他们不幸福，那么普通百姓还不生活在地狱？不是这样的。不幸的阶层各有各的不幸，幸福和物欲享受是两码事。(chinesenewsnet.com)
不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政府，都习惯于把幸福定义为“物欲”，所以我们才不约而同地崇拜GDP，不约而同地挤向大都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我们简单地把人的幸福等同于物质享受的不断升级。在笔者看来，这是片面的。虽然幸福须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作基础，但两者绝不是等同的。(chinesenewsnet.com)
比如，《幸福研究杂志》近日公布的“生活满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加纳名列前茅。与此相比，英国反而被远远甩出前20名之外。虽然乌拉圭仍然没有摘掉贫穷、高犯罪率和贫富不均的帽子，乌拉圭人的幸福感近些年却增长了近10％。这样，我们就容易明白内地中产阶层为什么不觉得幸福了。(chinesenewsnet.com)
首先，中产阶层的“社会保障”的匮乏、难有“安全感”都是指向“社会公共品”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匮乏和政策调整的随意性都可能随时会剥夺中产阶层的一切财富，他们不由自主地生出忧虑。其次，他们的“竞争压力”增加，他们不断追求高工资，这与个人主义、物质欲望膨胀有关，所以他们生活得如蚂蚁一般，怎么能感受到“幸福”？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个体原因，看似差别很大，其实病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把物欲等同于幸福。政府不能及时改变以往只注重效率的执政观，没有注重加大对“社会公共品”的投入，没有细致入微地考察公民生存状况，眼光仅仅停留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与此同时，个人则必然惶惶不可终日，在担忧和不断追求财富和安全感的重压之下生活。从中产阶层生存状态折射出的东西，也是这个社会的症结所在───过分注重物欲的满足，而忽略了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精神满足。(chinesenewsnet.com)
这个难题似乎可以从近年来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不丹模式”中找到一些灵感：他们的政府执政理念是“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组成。虽然不丹人均GDP只有700多美元，但人民却很幸福。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不幸福，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主流观念是把物欲主义等同于幸福，从而忽视了真正的幸福，即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精神满足。(chinesenewsnet.com)
财富要有“确定性”才会带来幸福，生活要有“保障”才会幸福，社会要“和谐”才会幸福。中产阶层所缺少的，可能至少就包括这三类最急需的幸福。(
年收入10万抗不过一场病 中国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曾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因妻子患病住院而几乎耗掉家中全部财产。如今，妻子病逝，房屋一套变卖、一套出租，丈夫心灰意冷辞去社会上各种兼职一人借宿于其姐姐家中。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因病返贫跌入社会底层，不仅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脆弱，也意味着中国目前尚缺乏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土壤。(chinesenewsnet.com)
因病返贫，从“中层”重回“底层”(chinesenewsnet.com)
成都市锦江区洞青树社区的老李，今年48岁，目前在成都市一家自行车修配仪厂工作，月薪仅400余元。　　(chinesenewsnet.com)
据老李介绍，1975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就在该厂上班。为了改变命运，1984年，他曾经停薪留职从该厂出来单干。刚开始是做点小百货生意，后来就和老婆一起在社会上四处兼职。(chinesenewsnet.com)
老李告诉记者，1998年至2001年是他们创业的黄金时期，平均每个月收入8000元左右，不仅置办了两套房产，还有近30万元的银行存款。由于老李妻子身体不好，两人一直没有要孩子，家庭经济压力不大，因此夫妻俩当时的想法是再辛苦几年，就可以辞去各种兼职，在家做点小生意，再买辆车颐养天年。(chinesenewsnet.com)
然而老李这个美梦没有实现。2001年，老李妻子被检查出身患癌症，之后老李夫妻多年来辛苦挣来的财富如流水一样迅速流走。(chinesenewsnet.com)
老李说，从2001年妻子被检查确诊到2003年去世，共花了40多万元，不仅用光了所有积蓄，还被迫卖了一套房产。(chinesenewsnet.com)
如今，老李的年龄大了，无力也无心再像当年那样去拼命赚钱，于是回到原先那个自行车修配仪厂继续当个小工赚点小钱，为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将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于姐姐家中。(chinesenewsnet.com)
当初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就是发家致富，而现在，老李却还是戏剧性地回到了起点。(chinesenewsnet.com)
人数少、抗风险能力低，中产阶层还很脆弱(chinesenewsnet.com)
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常常被简称为中产阶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评价说，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已经在中国培育出一个“在社会事务中，经济和身份上都属于中等阶层的社会群体”即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的壮大和稳定是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一个标志，但老李家庭因病返贫现象正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还相当脆弱。(chinesenewsnet.com)
据四川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于中产阶层的专项调查和推算，2005年，四川省中产阶层家庭比例不到12%。若仅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三个城市化率最高的西部城市核心区调查数据来看，中产阶层不超过30%，这与中产阶层占据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结构还相差甚远。(chinesenewsnet.com)
中产阶层比例较小，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较快增长，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又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chinesenewsnet.com)
统计显示，教育费用、医疗保健与住房改善等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2005年1至9月份，这三项消费支出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1.8%、21.1%和20.3%。对这些支出的增长，社会各阶层承受能力迥异。以教育支出为例，2005年1至9月份，西安市高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1000余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而据统计部门推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不低于800元，该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13%，是高收入家庭的2倍多。(chinesenewsnet.com)
壮大中产阶层关键在制度(chinesenewsnet.com)
中产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需特别注重培育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认为，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原因。(chinesenewsnet.com)
石英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其中，合理的税收制度作用十分显着。(chinesenewsnet.com)
税收制度的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因此应加强税收制度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作用。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变化。1971年至1992年，加拿大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从0.447上升到0.491，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却从0.372下降至0.359。另外，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予，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如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予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目前一些大的行业如石油生产、邮电通讯、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缺乏竞争，垄断现象还依然存在，他们获取的“垄断利润”打乱了社会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因此，国家应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劳动、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水平。(chinesenews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