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除了“控诉”更应“忏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9:42:40
中国除了“控诉”更应“忏悔”崔宇
今年1月，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鲍尔森曾抛出高储蓄国家为信贷泡沫埋下祸根并导致危机的言论，当即遭到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高调驳斥，并引发了危机是“中国责任”还是“美国责任”的讨论。上周五，亚洲官员和学者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再次驳斥了高储蓄引发金融危机的说法。
其实，金融危机如同“东方快车谋杀案”，所有人都是凶手，也都是受害者。但如果追本溯源，美国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产生了高储蓄国和高消费国分立的全球分工格局：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等国的高储蓄带来的贸易顺差来维持增长和就业，而美国通过贸易赤字从全球获得廉价商品，并通过从贸易顺差国回流的美元以及国内自由的金融市场，进行高杠杆化的投机和消费，而不是利用回流的美元增加实体性投资以弥补贸易赤字，这种现象也被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称为“金融恐怖平衡”。
这种全球经济失衡要想维持，需要严格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传导链条，但由于美国政府对衍生品市场的“三不管”，最终打破了这种非常脆弱的“金融恐怖平衡”，让危机席卷全球。
但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控诉，更应反思和忏悔：我们是否主动掉进了“美元陷阱”；现行的货币体系是否必然导致中国选择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
美国之所以指责中国为危机祸首，主要是2004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太过引人注目。
格林斯潘认为2004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后，是从中国回流的美元，压低了美国10年和30年国债利率，导致美国房地产价格飞涨。他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这时恰逢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爆发期，至少表面上中国脱离不了干系。
中国之所以被抓住把柄，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汇率政策和热钱监控的漏洞。2005年7月中国开始汇率改革，人民币也进入了小步升值的轨道，在原本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上，这种稳定的升值预期必然让投机者弹冠相庆。
于是我们看到，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320亿美元，而2005年-2007年却狂增至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和2622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也从2004年的1100亿美元，在2005-2007年飞涨至2100亿、2474亿和4637亿美元，这背后必然隐藏着大量热钱，否则无法解释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贸易顺差为何如此“大跃进”。而这些热钱结汇后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投向美国国债仅有2%-3%的微薄收益率，而热钱在中国国内却攫取了高额利润，这是中国通过不合理的汇率政策主动掉进了“美元陷阱”，而且还蒙了不白之冤。
造成高额贸易顺差的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还是有变通的空间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理论上应该是贸易逆差和资本顺差，但中国却是贸易和资本双顺差。从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口号，但至今仍未见成效，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渠道的不畅通。
由于出口等于储蓄和投资之差，出口大幅增加说明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储蓄率更高，这背后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大幅度增加，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大致在20%左右）。所以，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也不会大幅下降。要想降低储蓄率，最主要的是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这就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一次分配上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居民收入的扩大才会支持消费的扩大。
总之，中国更需要反思是如何摆脱对出口的畸形依赖。可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一直在储备货币上做文章，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不管储备货币到底选择美元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中国的问题还是生产得太多了，消费得太少了，这与储备货币是什么并没有关系。储备货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约束美元泛滥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控制美元的发行规模或合理利用回流美元，通过实体经济的投资来弥补贸易赤字，而不是投放到金融市场上制造泡沫，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电影导演陈凯歌曾说过，“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和中国自然都需要忏悔，“行有不得者则反求诸己”，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智慧。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今年1月，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鲍尔森曾抛出高储蓄国家为信贷泡沫埋下祸根并导致危机的言论，当即遭到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高调驳斥，并引发了危机是“中国责任”还是“美国责任”的讨论。上周五，亚洲官员和学者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再次驳斥了高储蓄引发金融危机的说法。
其实，金融危机如同“东方快车谋杀案”，所有人都是凶手，也都是受害者。但如果追本溯源，美国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产生了高储蓄国和高消费国分立的全球分工格局：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等国的高储蓄带来的贸易顺差来维持增长和就业，而美国通过贸易赤字从全球获得廉价商品，并通过从贸易顺差国回流的美元以及国内自由的金融市场，进行高杠杆化的投机和消费，而不是利用回流的美元增加实体性投资以弥补贸易赤字，这种现象也被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称为“金融恐怖平衡”。
这种全球经济失衡要想维持，需要严格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传导链条，但由于美国政府对衍生品市场的“三不管”，最终打破了这种非常脆弱的“金融恐怖平衡”，让危机席卷全球。
但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控诉，更应反思和忏悔：我们是否主动掉进了“美元陷阱”；现行的货币体系是否必然导致中国选择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
美国之所以指责中国为危机祸首，主要是2004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太过引人注目。
格林斯潘认为2004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后，是从中国回流的美元，压低了美国10年和30年国债利率，导致美国房地产价格飞涨。他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这时恰逢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爆发期，至少表面上中国脱离不了干系。
中国之所以被抓住把柄，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汇率政策和热钱监控的漏洞。2005年7月中国开始汇率改革，人民币也进入了小步升值的轨道，在原本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上，这种稳定的升值预期必然让投机者弹冠相庆。
于是我们看到，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320亿美元，而2005年-2007年却狂增至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和2622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也从2004年的1100亿美元，在2005-2007年飞涨至2100亿、2474亿和4637亿美元，这背后必然隐藏着大量热钱，否则无法解释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贸易顺差为何如此“大跃进”。而这些热钱结汇后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投向美国国债仅有2%-3%的微薄收益率，而热钱在中国国内却攫取了高额利润，这是中国通过不合理的汇率政策主动掉进了“美元陷阱”，而且还蒙了不白之冤。
造成高额贸易顺差的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还是有变通的空间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理论上应该是贸易逆差和资本顺差，但中国却是贸易和资本双顺差。从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口号，但至今仍未见成效，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渠道的不畅通。
由于出口等于储蓄和投资之差，出口大幅增加说明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储蓄率更高，这背后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大幅度增加，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大致在20%左右）。所以，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也不会大幅下降。要想降低储蓄率，最主要的是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这就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一次分配上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居民收入的扩大才会支持消费的扩大。
总之，中国更需要反思是如何摆脱对出口的畸形依赖。可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一直在储备货币上做文章，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不管储备货币到底选择美元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中国的问题还是生产得太多了，消费得太少了，这与储备货币是什么并没有关系。储备货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约束美元泛滥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控制美元的发行规模或合理利用回流美元，通过实体经济的投资来弥补贸易赤字，而不是投放到金融市场上制造泡沫，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电影导演陈凯歌曾说过，“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和中国自然都需要忏悔，“行有不得者则反求诸己”，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智慧。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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