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天劫，痛快作乱

    韩戍

    □自由撰稿人，上海

    大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十月，一个才不惊人、貌不出众的山东农民王伦在寿张县举起了反清大旗。徒众千余人扶老携幼，一路北上，攻州克县，最后被满洲调来的七千旗兵消灭于临清城下。王伦起义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由于当时几乎四海升平，使这场平地而起的农民叛乱显得异常醒目，为康乾盛世的编年史留下了不和谐的一笔。

    有关叛乱的原因，对当时的乾隆帝来讲都是一个难解之谜。首先，王伦起义并非那种常规意义上的逼上梁山，因为寿张地方官的政绩和清廉在当时都有据可查。其次，王伦的家境颇为殷实，该年也风调雨顺，不存在什么灾荒。第三，当时的政府并没有什么失道表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较强，王伦以数千乌合之众对抗政府，无疑是自取灭亡。最后，王伦起义根本没有什么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在里面。由是王伦叛乱的正当性就更加扑朔迷离。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书瑞看来，王伦起义有其自身的原因和逻辑，这和王伦及白莲教信众坚信所谓的“千禧年末劫”即将来临息息相关。正是出于对未来新秩序的狂热笃信和强烈执着，他们走上了对抗政府的叛乱之路。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并无太多新意，但在该书英文版问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有很大的启发性。

    众所周知，王伦所在的华北地区，异端宗教和习武练功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这种传统的源流或不可考，但它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比如元末刘福通、韩山童起兵河北，正是以白莲教“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旗号，掀开了元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促成元明的朝代鼎革。千百年间，白莲教等异端宗教思想不绝如缕，在十六、十七世纪逐渐形成小的高潮，所谓“千禧年劫难”的说法甚嚣尘上，成为王伦起事最好的催化剂。不仅是王伦，后来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1813年八卦教起义等，几乎都是这种末世说的流传促成的。

    白莲教主张“千禧年末劫”，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要经过三重劫难。王伦等人的时代，正好处于第三劫来临前夕，这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劫难，所有遭劫之人都将死亡或失踪，惟有跟从真正的“紫微星”，才能在未来的灾祸中幸免于难。这种说法今日看来固然荒谬，在当时却几乎是白莲教民的共识，成为一种近乎真理的末世性话语。这种教民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韩书瑞的另一本书《中国的千年反抗：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有很好的描述：“白莲教的徒众平常就对个人宗教生活比较重视，同时又预期一个大灾变时刻的到来。那时他们将抛开世俗生活，追随派来领导他们的神灵，团结一致，奋起战斗，迎接一个美满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都将凭着对神的信念，而且单凭这种信念而得救。”从她在《山东叛乱》中对教徒们不寻常行为的详细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执念。比如在他们与官军的对阵中，充满了怪力乱神的荒谬斗法行为，叛乱者也没有像印象中的农民起义一样开仓均田，只是不停地作狂欢式的吃喝庆祝。除此之外，教众们还舍弃家园，携带老幼家眷随军前行。作为教主的王伦，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进军路线，只是盲目地误打误撞，对清军实力连一个常识性的估计都无。由此可见，王伦叛乱带有极大的不理智因素，这样的缺乏权衡，若非受一种狂热的信仰所激，几乎不能理解。

    所以在研究王伦叛乱和后来的八卦教起义、天理教起义时，不仅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失效，连当时较新的裴宜理式研究方法也不起作用。在和《山东叛乱》英文版同时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中，裴氏对淮北地区进行了社会史的分析，他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和社会疏离严重，加之异教文化和尚武精神盛行，导致该地区持续的农民叛乱传统。韩书瑞并没有为这种流行的分析模式局限，而是带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切入王伦叛乱个案内部，从思想的角度分析探求叛乱的动因。作为一名社会史学家，在本书中她似乎不太相信社会和环境决定论，而是认为思想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超越社会条件，自身意向可以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动因和基础。

    不过也正因为她的社会史专业背景，使她在书中对教徒“自身意向”的考察浅尝辄止。而且在第一章中，她还不自觉地沿着一般社会史分析的老路，分析王伦所在寿张县的地理因素和社会条件，可是这样的分析对下文王伦起事的内容，实际并无太大的意义。再就书中的细节而论，我们还可发现，这次叛乱乃至后来诸多异教叛乱的部分骨干，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一些走江湖卖艺者，脱离生产的游民。这个被排斥在正统儒家话语体系之外的游民群体，由于长期不被主流秩序认可，渴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打破儒学精英对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权。从这个角度看，王伦叛乱也并非单纯的思想史或社会史上的事件，背后还是受着某种利益驱动。如果过度强调主观思想因素，可能在推倒一种解释模式之后重建另一种解释模式，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但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英文版问世的三十年前，海外学者在一些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还很荒疏。作为一种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范式，本书具有很大的草创之功。后来学界着手从教派自身探究叛乱的原因，也基本是沿着韩书瑞这条路进行的。另外，由于韩书瑞高超的写作技巧，使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部描写王伦叛乱的小说。在这份细致而精彩、有趣而又真实的全景式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革命描述不同，也和正史中“张献忠屠川”的匪盗叙事迥异的农民叛乱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