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危机与应对

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第33期
石小敏
【该文章阅读量：215次】【字号：大中小】
时间：2009年5月23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嘉宾：石小敏
主持人：杨子云
提要1：30多年的改革不都是渐进的。起端是巨大的政治激变。没有1976-1978的政治激变，就没有后来的渐进式经济改革。那个激变是危机引起的。一种政治上的危机。原来极左的政治路线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经济改革使中国再一次顺应了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但是改革没有能够保持两条腿走路。一直到近年才开始注意到协调的问题，叫做四个建设，希望把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四个方面建设能够平衡起来。
提要2：1990年代总的讲，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促进国营、经济社会拉动政治、实践推进理论政策这样一种大势，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开放的这条前腿，终于搭上了全球化的大车。中国进入又一轮的高速发展。但2008年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全球化受挫，停滞了，甚至有后退。
提要3：袁剑提出“我们的改革”和“他们的改革”这个概念，50、60年代出生的人与70、80、90年代出生的人，这两代人对改革的评价是不一样的。50、60年代出生的人认为改革解决了某些问题，比如生活不再匮乏、商品丰富、有了一定的自由；但70后、80后甚至90后生下来就不缺这些，他要的是参与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怎么对80后、90后有引导力和凝聚力，这对他们将是很大的挑战。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燕山大讲堂》。今天请来了石小敏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危机与应对》。掌声欢迎石老师。
石小敏：我是一个50年代出生的人，从1968年开始，在工厂里干了10年。1978年，赶上改革开放，参加高考进入北大学习经济学。1983年到国家体改委工作，1991年到了现在的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曾经作为中、低级的官员参加过经济改革的一些工作。近十几年来，作为改革的一个不大称职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今天来与年轻的朋友们交流一些粗浅的心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危机，一个是应对。应对中能不能开启新一轮改革还得看。
从政治激变到渐进改革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并不全面。中国改革的起始点应该是从1976年到1978年。这期间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大的翻转，官方的说法叫大转折，叫“拨乱反正”、打倒“四人帮”，批判极左路线。在我看来，这不是渐进式改革。这是一种激变，是很剧烈的变化。后来解释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实绝不仅是这层意思。当时经济固然有不少困难，但真正的原因是，原有的政治路线走不下去了，才发生那样一场变动。变化是很剧烈的，不是渐变。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大转移。这一剧烈的转身，为后来所谓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开拓了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官方和社会有很多对30年改革开放的总结，有的分歧还不小。我感觉在用语和理念上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如果非要说严格的学术上的概念，改革至少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个是渐进的。自上而下推动在80年代很明显，一直到90年代上半期。90年代下半期以后，这个特征逐渐在减弱，但是渐进改革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如果含糊一点，不抠词的话，渐进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发生着。我们把30年的改革看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如果没有1976年到1978年的政治剧变，就没有后来渐进式的经济改革。
谈30年的改革阶段是怎么划分的，哪些经济领域发生变化了，对70、80后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段遥远的历史，讲起来也比较困难。我想打两个比方，谈一点自己对30年改革的感受。如果把这30年的探索放在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百年历程中去看，跳到空中鸟瞰百年的曲折，我觉得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有点像黄河。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所以大河东去。从辛亥革命开始，孙中山总结出三民主义，一直到提出新三民主义，到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到1949年建国，大河都是蜿蜒东去的。建国以后却往北拐了一个大弯。是改革开放把流向拉回来了，又往东去了。30年连续不断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走的最快的部分已经入海了。特别是竞争性的行业，某些生活的领域，政治管制最松的领域已经步入全球化了，但改革最慢的部分还没过壶口瀑布，还在拐弯的过程中。
胡锦涛总书记在30年的总结报告里有一个点是比较新的，他提了三大革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特指改革开放这一段。把三大革命串起来，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大河东去，中间走过一段弯路。把三大革命串起来，提升了人们重新审视历史的想象力。
第二个比方，可以用走路来表示。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第一步走出去的联产承包是经济改革，随后很快就决定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了历史上的乡村管理。人民公社是农村基层最重要的政治体制，第二步取消人民公社是重大的政治改革。可见80年代农村改革是经济与政治两条腿走路的。在城市改革的起步阶段，探索的重点先放到了国企改革上。开始给企业利润留成，搞经济刺激，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很快就试行了厂长负责制，不再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可以看做是国企层面的政治改革。尔后，当整个经济改革在城市全面铺开的时候，正好是1985年、1986年，那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在搞改革，似乎改革有一点竞赛的味道。此时国内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腐败的行为，百姓中有不满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1986年，中央专门成立了由总书记牵头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与路径。经济改革这条腿迅速的往前迈，但政治改革这条腿却因遭遇了那场风波，再也没能迈出去。一条腿向前滑行，大发了就要劈叉，就会不稳。所以那场风波之后，为了稳定不得不把改革伸出去的前腿往后抽，先站稳了再说。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又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政治上则重新研究反和平演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把经济改革这条腿又往前推了，这回成了开放带动改革，开放就是改革。打那以后，改革的基本姿势就是前腿伸伸，后腿拖 拖。走相很累。但是惯性使然，一直没停。积累下来，成效与变化也是巨大的，并带动了很多领域的变化。
1990年代总的讲，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促进国营、经济社会拉动政治、实践推进理论政策这样一种大势，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开放的这条前腿，终于搭上了全球化的大车。中国进入又一轮的高速发展。但2008年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全球化受挫，停滞了，甚至有后退。我们的前腿被拖了这么长时间，这一回被撂下了。多年不用两条腿走路，如今也真有点拉不开栓了。所以有人问，不折腾是不是就等于卧在这儿了。“不折腾”这个词很费解。很多人都在忧虑，是不是不改革了？！
转型失衡与危机
本世纪以来，中国当下的历史主题，叫做转型与失衡。2008年以后，主题转为危机与应对，应对能不能变成改革，现在还不知道。郎咸平说改革出了很多毛病，其实改革中的毛病基本上是表现在前腿上，根子却是在后腿上。当后腿拖不动的时候，前腿的动作就走形了，就出了很多问题。
失衡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大的、总的比例关系上来看，是收入的失衡。王晓鲁博士研究2005年城市居民的真实收入，把城市居民从富到穷分成10组，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跟最穷的10%家庭人均收入相比，得出的结论是相差31倍。而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9.1倍。如果把农村也加上，得出的数字是相差55倍，统计局的数字是21倍。把这个结果放在网上供讨论，90%多的人说王博士这个对，而且还不够。
还有一个失衡是讲改革的速率，即前腿和后腿的差距。改革一共就30年，有的差20年，有的差25年，有的差10年。譬如，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还是革命时期的，依据的是“支部建在连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多少年没改过，使得农村村民自治的管理权问题始终得不到顺畅解决。
跟改革失衡有关的就是危机。前30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启动这场改革，是因为那时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现在我们又遇到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到底有多大，这次克鲁格曼来到中国，他说经济衰退的趋势开始放缓，但复苏的前景还没有看到，他很担心全球经济进入日本的衰落的10年。对危机怎么看？格林斯潘最早做过比较正确的判断叫百年未遇，后来全球的高层慢慢统一了一个认识：叫做二战以后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跟百年未遇也差不多。
怎么认识这场危机？最近有一本书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叫做《大衰退》，副题是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与发展。作者是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叫辜朝明，他是已故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侄子。辜朝明自幼在日美等国接受教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经济学学业后，作为经济学家任职于美联储纽约支行，后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日本工作。他写的《大衰退》是总结日本的经验，提出一个很新的概念，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传统的经济学没这个概念。这本书引起了很多人的思索，我们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现在读这本书的还不太多。他认为衰退自从1929年以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阳态的衰退，即传统的周期性的衰退。还有一种是阴态的衰退，他认为1929年美国大危机就有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征，而日本15年的衰退完完全全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日本15年的大衰退中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低迷增长，一个物价是负的，一个叫做流动性陷阱，零利率下没人借钱。现在美国会不会进入这种状态？辜朝明认为美国实际上也面临这种挑战。我觉得美国最优秀的一流学者，像克鲁格曼，他们已经比较深刻的看到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大约三周前，美联储提出目前状态最理想的利率是负5%，它能提出这一点，就说明美国现在的最高财经负责人真正看懂了日本的经验。可是负5%是做不到的。像美联储各国的央行最多做到零利率，现在美国的利率是0.25%，基本接近零利率。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银行零利率，加上财政贴息。比如财政贴息5%，企业和银行都是国有的比较容易，但美国这样的国家，贴息很难搞，搞一点儿还可以。再一个办法是美元贬值，美元有步骤、分阶段地贬值，比如每年贬5%到10%。美元贬值会使美元的地位遭到很大的质疑，日元是贬不了值的，日本是很大的顺差国家，它一贬值美国肯定不干，所以日本15年、20年的衰退一直没敢实行日元贬值的办法。
除了百年不遇、二战以来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些判断以外，对这次危机还有另外的研究，叫双重危机。一个是经济危机，一个叫能源气候危机。倘若没有这次危机，发达国家认为2009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一次全球气候大会，像碳减排、碳排放都要达成一个协议。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进到这个圈子里来。现在，这两个危机一起来了。
还有一种讨论叫做周期理论。经济学有个长周期理论。这次危机之前的25年的高增长，跟互联网产业出现有很大关系，同时还伴有全球化的拓展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但是主导的是互联网产业体系。新的产业在哪？美国互联网的高峰在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的时候就已经到顶了，后来利用金融创新带动房地产，用房地产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到2008年又不行了。现在有人说新的产业有可能是奥巴马的新能源战略，包括风能、超导输变电、薄膜太阳能和蓄电池的革命等等。把这些东西通过新的组织、新的机制、新的财税金融政策发展起来，有人估计未来有可能形成20到30万亿美元的新能源大产业。新能源产业也开始吸引国内决策层的注意。奥巴马一接手处理经济危机，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应对能源气候危机，希望找出一种东西，同时把两个危机化解。
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全球体系的演进有重大改革的必要。怎么改进这个体系以使全球更好地均衡发展。
危机到底有多长？
危机到底有多长？克鲁格曼认为是一个长L型或底边很长的U型。美国这次遇到的危机很大。美国上层自我反思、检讨的深刻程度，可以跟中国打倒“四人帮”后批判极左、反思文革、解放思想的深刻程度做一番比较。表象上的巨大翻转是前所未有地推出一位黑人总统来。奥巴马是一个胸怀很宽的人，他能够把美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一块商量解决方案。奥巴马是高举着民意和改革的旗帜走进白宫的。70年代末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出了个邓小平，现在美国出了个奥巴马，国内有不少人非常关注奥巴马的一举一动，关注他施政的进展。
对中国有一点担心的是， 我们还在习用一些传统的办法对付眼前的巨大危机。 我们对危机的感觉有一点迟钝，等危机逼上来时，又有点急躁。总希望危机快一点过去。开始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很大冲击，好像我们没有进入到全球体系中去，中国金融并没有开放。其实不然。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了，从1990年到现在，学界用新全球化形容这20年的经济全球化。它经历了三大变化：首先是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高度同步，深入到经济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甚至从整体上重组和刷新了原有的价值链体系； 其次，冷战结束使全球市场空间上一体化了。跨国公司得以更自由地在全球布局。很多跨国公司成长为全球公司；第三，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进入，改变了全球的分工体系。由于以上三大变化，如果说20年前的全球化好比是一麻袋土豆，大土豆牵连着小土豆，美国挂着美洲一些国家，日本挂着东南亚一些国家；现在的全球化则更像是一个等级分层的有机体。最高的这块就是金融与咨询、评估服务业，其次是高技术产业，再次是一般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国在中低档制造业占了很大的份额。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大脑、上肢、心脏部位美国占了很大的份额，中国基本上是在腿部上，特别是小腿，小腿很粗。这次危机是大脑有些发昏，突然心肌梗死。以前曾大大小小的已犯过数次心绞痛，但未能引起警觉。2000年安然破产是心绞痛，2007年贝尔斯登倒闭是心绞痛，吃两片甘油就过去了。但到了雷曼兄弟关门演成大面积心梗。最后上了手术台，动了两个手术：一个是独立的血管瘤都摘了，投行变商行了；一个是上了好几个支架，各国的救市计划就是支架。把狭窄的部位撑起来，往里灌血，补充流动性。各国承诺的救市资金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了。最近克鲁格曼到中国来说，现在全球经济开始走出重症监护室，进入普通病房了，意思是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小腿，再棒，突然发生大面积心梗，小腿也没劲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感觉出来了，尤其是跟外部市场发生最密切的领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现在有些人总是带有一点侥幸心理，比如半年、一年就渡过危机，实际上这种看法一个是缺少经验，一个是一厢情愿，非常主观。要准备全球的经济有一个比较长的低迷的发展时期，有人形容成“冬天”。我们的企业家早就说过这个冬天恐怕两、三年过不去，说2009年是寒冬，2010年是严冬。我们不能把过去多年积蓄的粮草燃料很快的用掉，以此温暖全球，烧完了怎么办？中国若还有4%到6%的增长，还是全世界最好的，是暖冬。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对危机估计不足。
危机是改革的动力
危机跟改革是什么关系？80年代开启的那场改革，这一页基本上翻过去了。十七大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是不是新的改革阶段，很多人都抱有期望，现在看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出步子很难。像农民土地的流转问题，谁都知道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就是解决不了。
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有哪一点不同？！其实就差把土地的合理权益还给农民了。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了，后来人民公社化把土地又收回去了。到改革开放30年，土地的使用权又给老百姓了。现在发生的土地问题这么多，怎么做呢？其实重大的问题就是差为农民确权这一步。
林权改革有三句话，第一句是70年承包，从遗产继承税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就是私有了；第二句话叫做完整的经营权，就是林农可以转让和抵押山林的使用权；第三句话叫完整的所有权，林农可以砍林子。因为林地承包方案里有一个空间，就是可以拿5%的林地盖房子，用于管林、护林和林产品加工，而且现在的山林承包往往是一个山头一、两千亩，有些商家看到了里面的商业机会。像北京六环之外挨着交通要道，几座山之间有一个地界比较好，搞一个农家乐是很有价值的。50年的承包期的转包价格是每亩200块到300块，一次性付给，全国25亿亩山林都按这个价格计算也就是5000亿元。林权改革与城里的利益集团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通过林权改革阻力很小。土地的问题就大不一样了。从2004年到2008年，是城市化大发展阶段，也是征地的高潮期。这几年合规的不合规的每年平均征地大数在1000万亩以上，其中，大约400万亩国土资源部认为是合规的。1000万亩土地的溢价收入大概在1.5万亿到2万亿元之间，就是说这1000万亩的土地从农用变非农使用，变成房地产、变成工业用地是25亿亩山林权益的3到4倍。城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跟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溢价收入农民和村子里只能分到10%到20%，剩下的都是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分配。
十七大以后三中全会要解决土地问题，总书记还到小岗村走了一下，大家抱有很大的期望，结果起了调却没放出歌来。特别是成都市政府、重庆市政府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给土地确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真要突破某种现有的土地管理规范，就被抑制了，不能够展开。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改革30年以后权利利益的架构形成了某种跟以往不同的，但也不完全是合乎新体制要求的利益架构，权力、利益架构与决策程序、管理实施路径一体化了。决策有时会受到利益架构的严重影响。目前是实质性改革推进比较难的时候。
危机从来都是改革的一种动力，按照原来的习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得想别的办法。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近5年这种成长方式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要求你必须转变。
最近决策层在应对危机上有了一种令人感到高兴的转变，开始给地方更多的探索和试验权。比如说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广东跟香港在20个服务业的开放上要加强合作，还有海西区的建立，主要是大陆打台湾牌跟台湾合作。最近又批准了重庆和成都的试验区方案。如果能给地方更多的试验空间，特别是基层有更多的创造空间，真正的打破现在的管制和垄断，中国以改革战胜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我们对危机的认识目前还不够，应对也不够，危机有可能促使中国冲破既得利益和一些特殊利益的阻碍，实行新的改革。这是人们的期待。
互动交流阶段
提问1：我是一名律师。我是60年代生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比较清楚。我现在想请教一下石老师，以我的观察，当时党内以邓小平为主的改革派战胜了少数的非改革派，他们具有很大的权力，强行推动了改革。现在有不少特权和腐败，似乎是改革走到了尽头，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儿？
石小敏：解决腐败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一种是往前走，就是公开化。把反腐与政府向公共服务转型结合起来比较好。比如建立社保体制、医保体制，遇到了公民管理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即建立社会保障号码体系的问题。社会保障号码在美国是每一个公民的第一号码。一出生就定下来，跟着你一辈子。你要移民到美国去，首先办的就是这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跟个人的银行帐户、纳税帐户连着。公民的信息是一个网络。其实这是很大的创造，在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把某个号码和公民生命周期中最长的行为挂钩是很大的创造。
我们国家最近两、三年在修改《社会保险法》的时候，开始准备利用身份证号码建立社会保障号体系，但到现在还没推出来。身份证号码已经有30多年了，主要的用途跟公共服务体系没有联系，更多的是跟治安相关。有的地方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号码、工资卡号码等，但都是单搞一套，不连着。现在政府分不清穷人和富人，说经济适用房租给谁，搞不清楚。没有一个统一可靠的体系。我们搞了那么多高速公路，现在是很有必要把社会管理的信息高速公路建立起来。
袁剑提出我们的改革和他们的改革这个概念，作者是对“文革”这段历史有切身的体验，50、60年代出生的人与70、80、9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这两代人对改革的评价是不一样的。50岁、60岁的人认为改革解决了某些问题，比如生活不再匮乏、商品丰富、有了一定的自由；但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人生下来就不缺这些，他要的是参与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我们的领导人，怎么对80后、90后有引导力和凝聚力，这对他们将是很大的挑战。
提问2：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大家已经形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大量的增持呢？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还是实在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办法了呢？
石小敏：中国要好好的检讨自己的金融政策，主要是金融垄断。金融市场不开放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金融市场对内部不开放，对外开一点点，这是大问题。
日本国家有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但是民间和企业还有五万亿美元。中国90%多的外汇都在国家手里。现在风险出来了，上面也很着急。克鲁格曼就说美元贬值你的外汇受损，美国负不了这个责任。有人会问，弊端如此严重，为什么还不改革？要改革就要打破金融垄断。
主持人：非常感谢石老师和在座各位的热情。时间关系，今天的交流又到了该结束的时候。我想，未来的改革动力不是来自一个新的强权，而是如石老师所说：“希望在田野上”。有一句话叫“先改革先得利”，哪个地方先改革哪个地方就会先得利，各地、各领域都有着切实的改革空间，每个人从自身开始，从自己的领域开始，这样形成的改革格局，将会是比较理想的。 谢谢各位光临燕山大讲堂，我们的宗旨是“培育理性精神，开启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