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识分子是怎样走向政治前台的？

秦朝泗水郡的一个小小的亭长，提了三尺剑，斩蛇起义，几年杀伐下来，竟然取得天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几年前，在秦都咸阳，刘邦有幸亲眼观看始皇帝出行的盛况，那一派不可一世的天子气象，直将这个小小的泗水亭长震慑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中，年轻的亭长唯有发出“大丈夫当如此”的感慨。刘邦心里当然明白，那不过是爱开玩笑的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玩笑话。而今，笑话变成了现实，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除了相信命，刘邦还能相信什么呢？

布衣真的做成了皇帝，刘三也改了大号曰刘邦。这个传奇不仅仅是刘邦的传奇，更是中国历史的传奇。封建的贵族的政治在暴力革命中烟消云散，在刘邦这里，历史似乎是轻松地拐了个弯，步入一个平民政治的新时代。

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个泗水亭长乃是一个活脱脱的无赖平民。豁达大度并且葆有一分乡下人的幽默，不事生产并且喜好美酒和美女，还有，与人说话，满口脏字并且动辄骂娘。刘邦的朝廷班底，也大多是清一色的平民：周勃织草席为生，间或也在办丧事的队伍里吹吹箫；灌婴走村串户，贩帛糊口；娄敬为人挽车，樊哙则更绝，乃是一杀狗的屠夫。申屠嘉为步卒，萧何、曹参不过是刀笔之吏。其他如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也都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史学家把刘邦朝廷的这种情形名之曰“布衣将相之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平民政府”。平民自有平民的好处，这个新兴的阶级一穷二白，如同一张白纸，正可以无所顾忌并且生气勃勃地开辟新局。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群平民的崛起，其势如暴风骤雨，所到之处，摧枯拉朽，莫可阻挡。秦帝国瓦解了，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则风流散尽，便是那唤作“西楚霸王”的楚国贵族，也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但是，平民也有平民的致命缺陷。他们缺少知识，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这必然妨害他们的头脑和眼光，许多时候，他们会执着于眼前的实利，陶醉于既得的享受，一时的得胜，甚至会让这帮人欢喜得不思进取。一种宏远的眼光与深邃的思想，在刘邦集团那里，无论如何是不具备的。 

                                         二

更加致命的是，这个缺少知识和文化的集团，分明对于知识和文化有着一种本能的鄙视乃至仇恨。史家所记，生动再现了平民刘邦的这一反智倾向，“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陈留高阳人郦食其，着了儒衣和儒冠来见刘邦，刘邦不见，还让使者传话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素有“狂生”之名的郦食其只好气急败坏地高呼：“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儒士一变为颇具流氓气息的“壮士”，刘邦这才破例一见。

天下平定了，刘邦仍旧不能意识到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楚人陆贾是颇具纵横之才的儒生，以宾客身份侍从刘邦，成为沛公幕府难得一见的文化人，但刘邦欣赏的也仅仅是陆贾的口辩才华，常派遣他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征战天下或许可以单以力胜，治理天下却需要文化的力量。陆贾识时务，晓权变，昔日他能忍受刘邦的无知，现在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要为这个质朴少文的军功集团做些文化启蒙的工作。史载，陆贾时时在而今的高皇帝面前谈论《诗》《书》，每一次谈论，刘邦都十分反感，有一次甚至还惹起刘邦的一顿臭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只是此时的陆贾不再含糊，他回敬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接着又苦口婆心地讲述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之道，这一次，刘邦居然被打动了，陆贾也就趁势开始为大汉帝国擘画文化蓝图。据说他的《新语》十二篇，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建设的粗略大纲。史籍还说，这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叔孙通也是沛公幕府难得一见的文化人。他是鲁国的儒生，秦时即待诏博士。较之陆贾，叔孙通更通晓时变，也更善于与时俱进，秦盛事秦，秦亡事楚，楚亡事汉，这一切他做起来都如鱼得水。汉王照例讨厌他的一身儒服，他就改穿楚人样式的短衣。他为汉王举荐人才，全是以勇力闻名乡里的强盗大猾，跟从他的百余名儒生弟子，竟无一人在举荐之列。弟子们私下里骂他，他就反问他们，现在正是力战的非常时期，你们有力吗？你们能战吗？

待到汉王以力定天下，叔孙通果然更能大显身手。他为汉家做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率众弟子及鲁国儒生制定朝仪。此朝仪兼采古礼和秦仪，意在张扬大汉天子的威势，凸显法家“君尊臣卑”的政治理念。昔日的汉家朝廷就像一个乱哄哄的大军营，上朝的都是随同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他们饮酒争功，醉了就狂呼乱叫，严重的时候，竟然拔剑击柱，大打出手。叔孙通的朝仪将此乌烟瘴气扫荡殆尽，代之以一套庄严肃敬的君臣之礼。新朝仪演练的那一天，一切如仪，满朝文武的朝拜，让刘邦终于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叹息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尽管有陆贾和叔孙通这样的儒生点缀汉廷，布衣将相之局却不曾有多大的改观。在武力功臣的把持下，知识人很难有仕进的机会，这种局面几乎一直维持到汉武初年。贾谊年少即通诸子百家之书，20余岁成为文帝朝最年少的博士。文帝对这位洛阳才子颇为器重，一年中多次予以破格擢升。眼看就要位列公卿了，贾谊却遭到了军功老臣的排挤，周勃、灌婴等一致谗害他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无奈，只好疏远贾谊，改任长沙王太傅。可怜的洛阳才子，就这样成了屈原之后又一个“不遇”的典型。 

                                       三

与中央朝廷大不相同，汉初的藩国却是思想活跃、文采斐然的文化沃土。此时，去古未远，养士的风气仍旧浓厚，士人也还保持着战国时期自由游走的游士风采。重要的是，汉初大封诸侯，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还杂有封建制的遗存，藩国的势力很大，俨然独立王国，它们的存在，为诸侯王养士提供了条件，也使士人的自由游走成为可能。还有，功臣集团把持朝政，妨碍了士人在中央朝廷的晋身之路，除了走向藩国，他们还能走向哪里呢？

邹阳、庄忌、枚乘等游士来到了吴国。他们都留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以文辩驰名天下。吴王刘濞乃高祖亲封的同姓王，一向骄贵，吴又有铜山海盐之利，于是广招亡命之徒，私自铸钱煮盐，一时富甲天下。四方游士纷纷涌向富庶的吴国，刘濞也厚待游士，欲借以扩充势力。昔日高祖封吴王时，曾亲召刘濞相面。刘濞时年二十，孔武有力，威风凛凛，高祖相过，发现这个年轻人居然“状有反相”。但改封已无可能，只好吓唬年轻人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末了，又讲了天下刘姓一家的大道理，告戒年轻人“慎无反”。到景帝时，经过四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吴王在汉天子眼中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一面是朝廷的步步摧折，一面是刘濞的蠢蠢欲动，最终演成吴楚七国的大叛乱。

“七国之乱”实为大一统秩序的反动。渴求天下秩序定于一，一直就是百家争鸣以来士人的一种情结。经由秦末的混乱之局，士人更是祈盼由一人整治天下秩序，所以，面对刘邦以布衣之身平定天下，汉初士人大多为之欢欣鼓舞。来游吴国的邹阳、枚乘之辈，以他们纵横家的眼光，观出了此间的历史大势。他们知道，眼下的藩国，比如刘濞的吴国，它们的兴盛一时，至多不过是往昔封建制的回光返照而已。所以，当发现刘濞确有谋反之志时，邹阳和枚乘都曾上书苦心劝阻。在邹阳的说辞里，诸侯不过是一些鹰类的鸷鸟，而汉天子则是凶猛的大鹗，“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两方的实力对比，简直就不成比例。枚乘的游说也充满比喻性的说辞，他将吴王的恣意妄为比作“一缕之任千钧之重”，又比作“抱薪而救火”，或者“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预告了吴王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吴王依然执迷不悟，邹阳、枚乘等不得不游至梁国。梁王刘武乃景帝同母弟，最受天子和窦太后亲爱，宫室车马之盛拟于天子，珠玉宝器之多过于京师。梁国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游士集散地，四方豪杰和山东游士多会于此。梁王政治上野心勃勃，欲求立为太子，山东纵横之士，如齐人羊胜、公孙诡之辈，正可以为之谋划奔走。梁王还颇好辞赋，这些纵横之士在谋划奔走之余，或游观射猎，或风流宴集，枚乘、庄忌、邹阳甚至羊胜、公孙诡，都是梁苑雅集时的作赋好手。

梁苑的风流儒雅甚至还吸引了远在京师的司马相如。此时，司马相如正在朝中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这位风流才子的日常工作，便是侍从景帝格斗猛兽。正在郁闷之中，梁王来朝了。此次随从的正有枚乘、邹阳之徒，司马相如与他们一见如故，谈说甚欢。枚乘、邹阳等人走后，司马相如即刻称病辞职，来游梁国，过了几年与英俊并游的日子。因为有了司马相如，梁苑更增添了几分浪漫气息，尤其是苑中的宴集赏雪，成为千古文人怀想不已的风流雅事。

还有淮南和河间两国，也是当时游士喜游之国。淮南河间，一浮华一朴实，南北相映，皆蔚为大国。淮南王刘安崇尚辞赋，又致力于扩充势力，藩国气质近乎梁吴；而河间献王刘德喜好书籍，修学好古，天下儒士，多从其游，其质实之风，在众多藩国中一枝独秀。

只是游士们自由浪漫的好日子，不会太多了。“七国之乱”业已平定，中央朝廷仍在紧锣密鼓地“削藩”，而且朝廷自身也在努力变成一个文治的政府。游士们游走的空间在一天天缩小，而通往朝廷的仕进之路，却一天天畅通起来。

文化的熏染，文化精神的养成，以渐不以骤，全然不似急风暴雨式的易姓革命。由一个质多文少的平民政府转化成一个平民的文治政府，应该说，这是一种趋向，一种历史的必然。只是大汉王朝几乎还没有迈开步子，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士人真要涌进朝廷成为知识分子官僚，也就是士大夫，还必须等到汉武亲政。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改变了儒学的命运，改变了士人的命运，自然，也改变了大汉帝国的命运。 

                                     四

汉初的草莽气息和文化荒芜几乎持续了七十年。其间近四十年为文景之世，它以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休养生息要在因循简易，仁惠宽俭，实不过是汉廷一时的权宜之计。创造传奇的英雄时代业已逝去，创造新的传奇则尚需时日，此间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些创造力相对平庸的所谓“继体守文之君”。特定的历史情势已为文景设定好了角色，他们选择黄老之学作为治国之道，积极地看，为大汉帝国的崛起积累了元气，消极地看，务在养民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细究起来，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只是一种表象，骨子里却是尊崇刑名法术。循名责实，行一点法术，再加一点恭俭，便成了“无为而民自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景朝的政治，是一种粗放并且软化了的法家政治。惟其如此，文景也就不会喜好儒学，正如《史记·儒林传》所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初黄老之学中的人物，今天只能从历史里看出一些模糊的身影。最著名的应当是盖公，或许正是经由他，黄老之学得以走进朝廷。曹参来到盖公所在的齐国做丞相，下车伊始即召集长老和儒生，请教治理百姓之道，百余名儒生竟言人人殊，令曹参不知何从。机会留给了黄老之学，盖公顺理成章地做了曹参的智囊。盖公的治民之道不外“清静”二字，所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按照盖公所言治齐，“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在齐国，儒学甚至尚未与黄老之学展开正面交锋，便败下阵来。

后来，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这便是著名的“萧规曹随”。曹参将相齐的地方性经验上升为整个帝国的经验，他的丞相府充满了木讷少文的忠厚长者，这群老者无所事事，只管日夜饮酒。有些朝中大员实在忍无可忍，就到丞相府进言。曹参的办法很绝，来人一进丞相府，便招呼饮酒，并且一定要饮最好的酒。一巡酒下来，来人想说话了，曹参就再令上酒，直到客人酩酊大醉为止。

                                       五

  还有一位黄老分子名曰黄生。他最有名的行为，就是和辕固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辕固是齐国儒生，以治《诗》闻名，为景帝博士。大约是在景帝主持的一次廷辩上，二人展开了激烈辩论。黄生认定汤武不是受命，而是弑君，理由是君臣上下之分乃天经地义，桀纣虽失道，却仍是君上，而汤武无论多么具备圣人品行，终究是臣下。君上有过失，臣下当直言极谏以尽忠臣之道，因君过而诛之，且以己代之，便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行为。他还用了一个似乎是颇有说服力的比喻，“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辕固的辩驳不过是祖述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辩论到最后，辕固反问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一问暗藏杀机，几乎要让黄生和景帝都下不了台。景帝连忙阻止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辩论遂不了了之。此后，汤武革命成为学者再也不敢涉足的思想禁区。

在“不任儒者”的景帝朝，辕固非但不能击败黄老之学，反而差点丢了性命。窦太后喜读《老子》，是黄老之学的总后台。大约是对辕固坚守儒学的硬脾气多有不满，有一次，太后特召辕固，问他《老子》是部什么书。辕固答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大怒，竟然将他投进猪圈，令其徒手与野猪格斗。景帝可怜辕固，叫人偷偷塞给他一柄尖刀，这才救了辕固一命。

儒学与黄老之学争斗最为惨烈的一次发生在王臧和赵绾身上。两位儒生都曾从鲁人申公学《诗》。王臧景帝时曾任太子少傅，和武帝有师生之谊，待到武帝即位，王臧颇获亲宠，一岁至郎中令。此时，赵绾也官至御史大夫，二人上书武帝，讲明儒学，并建议朝廷速立明堂。儒生似乎是在武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希望，年轻的武帝也有心向儒，于是始征贤良文学之士。王臧和赵绾趁机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武帝以安车蒲轮迎请申公。时申公八十余，武帝问治乱之事，竟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固然是儒家的一句老实话，可年轻的天子正喜好浮华张扬的辞赋，无力见识老儒生话中的真义。武帝听了，只是沉默不语。但既已招致，也就任命申公做了太中大夫，让他与两位弟子商议明堂之事。

尽管年轻的天子雄姿英发，无奈窦太后处处掣肘，儒学的振兴之路也就布满了险阻。王臧、赵绾大感压抑，索性上书武帝请求不再奏事太后，意欲切断来自太后的影响。岂料太后朝中耳目甚多，很快知晓了他们的图谋。太后早已对王赵之辈怀恨在心，如今抓住了他们的把柄，遂大兴问罪之师。武帝无力顶住太后的压力，不仅不敢再议明堂，而且将王赵下狱，二人皆愤而自杀。他们的老师申公也受到牵连，因病免归。 

                                     六

汉武帝即位第六年，窦太后崩。汉武亲政后的大汉帝国，才真正步入不可一世的“汉武时代”。此时，阻碍儒学崛起的势力一一消退，武帝更锐意推明孔氏，表彰六经。一向崇儒的田蚡做了丞相，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正式遭到罢黜，在立五经博士的基础上，朝廷又为博士官置弟子员，同时劝以官禄，通一经以上者即可入仕。一个新的儒学时代到来了。

汉武卓然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武帝初即位，举贤良文学百余人，董仲舒即在被举之列。武帝三次制诏，董仲舒三次对策，遂脱颖而出。其对策大意，在于去刑法而任教化，而若任教化，则必独尊儒道。第三次对策里，董仲舒总结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可见“罢黜百家”之议，实最早出自董仲舒。

董仲舒对策中的“复古更化”思想，也给年轻的天子以巨大震撼。他在对策中说：“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表彰六经，以儒家之道治理天下，即是“退而更化”。明曰“退”，实则“进”，表面看是“复古”，实际上却是制度的创新，文化的创新。

昔日陆贾反问高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帝与民休息时，众人皆谓“天下已安已治”，惟独贾谊称：“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他的《过秦论》指斥秦之过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与“守”有别，“武功”和“文治”迥异，善治者当与时俱进，因时施政。陆贾和贾谊唱出了以儒术治国的先声，而董仲舒的“退而更化”，则赓续汉儒传统，并且集其大成。

不过，汉武向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著称，他喜好儒术，更多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董仲舒和公孙弘在汉武朝的不同遭遇，正可说明汉武儒学的真相。董仲舒对策胜出，却仅派任江都王相，其间一度废为中大夫，甚至还因言灾异而获死罪，有诏特赦，才保全性命。后董仲舒改任胶西王相，因惧怕日久获罪，不得不称病免归。而公孙弘，史称其“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不过是曲学阿世之辈。治学上，公孙弘并非独治儒学，还颇习文法，更擅长以儒术缘饰吏事。对如此一介俗儒，汉武却尤其器重，十年间由博士而至丞相封侯。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是汉代士人常说的一句套话。汉武正是“非常之人”，也果真建有“非常之功”。在他的手上，大汉朝廷终于发现了文化的力量，认清了儒学的真相，从而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完成了由质向文的全面转型。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士人，也由游士一变而成“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士大夫。于是，大汉帝国自此进入一个全面崛起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