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吃什么”的基层政治

杨小辉：“知识分子吃什么”背后的基层政治
2010-11-04 08:37 东方早报  据于建嵘在自己微博中透露，讲课的主题大约是要求对方“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 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前往江西万载县为当地七百余名干部讲课。据于建嵘在自己微博中透露，讲课的主题大约是要求对方“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讲课完毕，对方招待于吃饭。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表示“为了发展，就得拆”。于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陈书记回应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怒而离席。无独有偶，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女)亦曾对区里领导咆哮：“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 一南一北，男女二重唱，倒还真有点“一句顶一万句”的味道。《人民日报》在点评秘鲁矿难救援事件时说，“国家形象就这样隐藏在事件之中”。依葫芦画瓢，我们也可以说，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现实亦隐身于官员们这样的雷人之语中。 其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维持在70%左右，但自分税制实施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已从1994年的最高点(接近80%)骤降到不足50%。分税制的推行，加上下级政府缺乏和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就使得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日益吃紧，变成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由此推算，像万载、顺城这样经济不甚发达的地方，政府行政开支、公务员的工资、教师工资估计占到财政支出的大部。因此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罗亚平才会脱口而出“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县委书记陈晓平则估计是将于建嵘教授和自己治下的县乡教师等而视之，所以才会推心置腹地当面批驳：“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其二，土地是多数地方政府的聚宝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而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则显示，2001年，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6%，到2006年，这一比例则高达50.9%，一些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竟占政府收入的70%，成为名符其实的土地财政。(以上数据均引自万军、 付广军：《地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中国税务报》，2010年8月25日。)因此，对拆迁群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三最”局长罗亚平绝对是“吾道不孤”，于是有宜黄官员赤膊上阵，投书媒体声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万载这位陈书记则基于“为了发展，就得拆”的逻辑，抱怨于建嵘教授的讲座“太有负面影响了”，因为“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强拆)决定了”。作为县里的一把手，在台下听闻于教授此等“惑官之妖言”后，他自然会按捺不住，要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 其三，“政府养百姓”的“财政幻觉”依然萦绕在官员心头。建国后，经过农业合作化、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自产国家”，公有制使得几乎所有人和社会团体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真正实现了，只不过“王”字得改成“国家”。结果就是，国家并不依赖于任何社会群体，反倒是个人和群体都依赖于国家。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容易产生一种‘财政幻觉’，即是‘国家养人民’”。这种“财政幻觉”，同时亦折射出国家(官员)与人民之间的一种等级关系。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税收收入占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大致在90%左右。民众原有的“财政幻觉”因此逐渐被打破，纳税人意识、区别于“老百姓意识”的“公民意识”日益兴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那句“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惹来社会一片质疑，即是原有“财政幻觉”在社会中破灭的明证，尽管它还经常在部分人，尤其是官员心头神出鬼没。 陈书记的话大致可以和于副局长的话归入一类，区别仅在于一个要运动员先感谢国家，一个要知识分子感谢县委书记而已。但身为知识分子的于建嵘教授自然不吃这一套，反而将事情捅到微博上，针锋相对地声明：“我不是由你们书记养着!没有他这样的书记我吃得更好!” 我想随着公民与纳税人意识的觉醒，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追问：“国家应该拿什么来交换我们的税收?”这种追问会成为政治文明源源不断的动力。此次万载县委书记的当面批驳，让乐于进行“知识下乡”的于教授很是“受教”，只能离席而去。这也意味着新的时代，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人”而不是“政治人”，主要是与知识而不是政治打交道。他们的本业已从传统士绅的“仕”转为从事知识的生产、教授与传播。他们与权力及掌权者的关系是尴尬的，即使进入官场，他们也更多扮演的是幕僚与“胥吏”的角色。于建嵘教授的经历，再一次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墨顿所指出的如下事实，即掌权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总是别扭、粗暴和短暂的。(作者系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