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40周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谁证明你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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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谁证明你是好人?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1970年,我在地处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当知青。那年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尤其是中苏边境地区,阶级斗争的弦儿就绷得更紧了。因此,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至于什么法制呀、依法治国呀、尊重人权呀,根本就没听说过。

  那年10月,我回京探亲,当假期休满,返回兵团时,顺便回了一趟在辽宁庄河的老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回老家,不少亲戚都来探望,其中两位远房亲戚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他们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因为我住的时间短,来看我的人又多,所以事后就把本子上记的谁给忘了。

  那次我从老家回兵团是计划坐火车从大连到鹤岗,然后换汽车返回连队。可火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出站后我才发现“边境地区通行证”不知什么时候丢了。鹤岗属边境城市,要知道,在那个特定的年月,在边境地区,没有通行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住旅馆、购买汽车票都要出示“边境地区通行证”)!我只好到鹤岗火车站候车室找了一个空座位,打算挨到天亮再说。大约10点多钟,我正靠在椅子上打盹,被一阵闹闹哄哄的声音吵醒,一打听,才知道是车站派出所正在对车站候车室进行大检查。几个身着公安制服的警察挨个查看旅客的“边境地区通行证”,还时不时抽查旅客的行李。

  当一位警察朝我走来时,我连忙主动说明情况,可那位警察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要求检查我的手提包,我坦然地拉开拉锁,他一眼发现了那个笔记本,便抽出来翻看,当翻到记有老家亲戚情况的那页时,他冲我晃了一下笔记本,问我本子上记的人是谁,我顺口告诉他,那是我的亲戚,他又问我那亲戚的姓名和地址,我一下语塞,这回警察可来了精神,无论我怎样解释,他坚持要把我带到车站派出所审查,并训斥我:“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无助地为自己辩护着:“我是好人,这完全是误会……。”“谁证明你是好人?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警察还是不依不饶。这时围观的旅客也跟着起哄,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尴尬。无奈,我只好跟着警察到了车站派出所。

  到了车站派出所,他们并没有继续“审”我,而是要我写下兵团的番号、团长和政委的名字、以及我所在连的连长和指导员的名字,并告诉我,待核实了我的身份后就放我走。然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二楼一间门上包着铁皮、上着铁锁的房间前,他打开大锁,命我进去。屋里没有灯,黑漆漆的。我明白了,这是间拘留室。待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再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月光,发现这间屋子的窗户上钉满了铁条,而且全屋没有任何家具。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房间的一角,还有二个人靠墙坐在地板上。看来,我也得像他们一样熬过这漫漫长夜了。

  我摸索着顺墙蹭到那两人身边,也像他们一样靠墙坐下,才发现这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通过交谈知道,他们二人是专“吃火车线的惯偷”,已多次出入这个车站的派出所了。我当时心里那个气呀!凭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丢失了证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和刑事犯罪分子关押在一起?!可是在那个年月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们通过电话查清了我的身分,才把我释放。(文/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