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艰：学着“看不起陈寅恪”

学着“看不起陈寅恪”
南方周末　  　2005-09-08 15:48:45
□陈克艰
天才有可学，有不可学。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玻尔可学，爱因斯坦不可学；陈寅恪可学，钱锺书不可学。可学的天才自然有门徒，有后人，不可学的天才就往往不免寂寞了。历来学诗者多以读杜为正途，杜陵家数遂成千古典则；而天马行空的李白则吟道：“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他的夫子自道。玻尔和爱因斯坦都没有带过研究生，但玻尔以他的研究所为核心创立了一个很大的学派；爱因斯坦则始终一个人独自思考，为他作传的A·派斯说：这是他“最深的需要”，他晚年在普林斯顿相知最深的朋友数学家哥德尔也是一位不可学的天才。陈寅恪有很多学生，亲其謦颏，得其指授，成为业绩卓著的史学家；而钱锺书的博闻强记、汪洋恣肆则没有人能学得来，所以他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学生，他虽拥有一个热闹非凡的“钱学界”，但他自己并不想要，爱因斯坦表达其寂寞心情的名言：“为什么人人都不理解我，却人人都向我喝彩？”是否多少也道出了一点钱锺书的寂寞？
钱学界目前正闹着一场公案，是关于“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一说的，争论颇烈，有些论辩方式还相当奇特。否认此说者说，陈寅恪曾赠书给钱锺书，钱锺书怎么会看不起陈寅恪呢？主张此说者于是举例反驳，韩美林曾将6000本自己的作品集题赠给相识不相识的读者，难道说韩大师看得起所有这些人？两造的逻辑都不通，它们只能回答赠书人是否看得起受书人的问题，而不是反过来。但是须知，此例中钱锺书是受书人，陈寅恪是赠书人，此例与钱锺书是否看得起陈寅恪的问题，根本不相干。
“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一说，可以有两层意思。主之者的意思是比学问大小，钱锺书的学问之大空前绝后，连陈寅恪都不在话下；否之者则从人品上理解，认为这种说法把钱锺书描绘成了骄傲不可一世的人，有损钱锺书的形象。一方旨在推崇，一方意欲维护；两方面应该是可以互补的，却互相误会着打了起来。就像京剧《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都是为了保护焦赞，在漆黑一团的店堂里大打出手，记记是绝招，却记记打在虚空里。力主“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之说的这一方，绝招之外，还有不少的花拳绣腿，让人看了，觉得“钱学”正在与时俱进变为“学钱”，有些勇敢者仿佛自己已学成了钱锺书，也有本事可以看不起陈寅恪了。
最特出的是范旭仑先生《容安馆品藻录·陈寅恪》一文（载《万象》2005年6月号）。该文先从《容安馆札记》中找出一两条或指摘陈寅恪过失、或与陈寅恪立异说的材料，然后无限上纲，用十分狠戾的语句对陈寅恪作出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大判断”。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释证钱谦益绝句：“后夜翻经烛穗低，首楞第十重开题。数声喔喔江天晓，红药阶前旧养鸡。”已经指出前两句谓牧斋此时“草《楞严蒙钞》已至最后一卷”，而没有注意到后两句实暗寓《楞严经》“第十”中的语意，这当然是个疏失。钱锺书批评道：“仅注‘红药’，而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汪荣祖先生《史家陈寅恪传》中也曾提到这一点，范文语带不屑地说；“这想必是得自钱先生‘惠书赐教’的成果”；其实范先生能知陈寅恪的错误，也是“得自”钱先生“赐教”（我们大家都是），不过范先生是从释读钱锺书手稿而受教，这的确不容易，可以说是“绝招”了。不同在随后的评论中。汪先生说：“寅恪素以掌握文献著称，又通梵书，竟当面错过此寻常释典，失之交臂，岂不可惜！”这是善意中肯的评论。范先生则说：“钱先生雅擅春秋书法，拈出陈寅恪之昧于释典，虽轻采毛发，实深极骨髓。”范先生很会做文章，“拈出”云云，似乎陈寅恪在释典方面错误多多，钱锺书只是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其实钱锺书在多种场合提到的，就这一个例子，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例？从陈寅恪漏注一个释典，到判断陈寅恪“昧于释典”，距离实在太大，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斤斗都翻不过去，范先生却能借《文心雕龙》“轻采毛发，深极骨髓”一语，一步到位。范先生自以为在替钱锺书“发皇心曲”，我们却只能将此看作用心深刻的“钱学”辞章家，“学钱”学到走火入魔，便忽然有了“神通”。
用不着为陈寅恪摆谱，来证明他并非“昧于释典”，范先生反正是可以闭眼不看事实，一意妄说的。陈寅恪的“精治释典”（余英时先生语），著述俱在，历历可按；重要的是，陈寅恪治释典，以及治任何其他典籍，都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复原历史的具体。历史的具体面向多方，但早已过去，杳无踪影，所以陈寅恪要博采众书，细心编排，严密运思，调动一切手段，诸如人、地、时的考证，中外文字的训诂，包括文辞的赏析等等，有时也作一些并不武断的假设和推论；大块文章中或隐伏或明揭，总有一个中心问题在，有时起点的问题看似很小，经过峰回路转，结论往往有大意义。
不妨从陈寅恪的治释典中“拈出”一个例子（此类例证甚多，“拈出”不难，远不如范先生读《容安馆札记》那么困难）。陈寅恪读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是讲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是“七”字乃“六”字之讹，还是写本有脱文，遗去一种恶报？初看这只是校勘上的小问题；但陈寅恪取读巴利文几种有关佛书，“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即此尼出家前因与家人离散多年，不复相识，竟阴差阳错嫁于所生之子，陷入“聚”境地，“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据此可以推论敦煌写本所遗一种恶报，乃中土写手有意删去，此反映了中国与印度传统伦理思想上的重要差异。陈寅恪手翻的是书，心眼所瞩，是对书外历史真实的了解和理解，要这样做，非以具体问题为导向不可。这样的治学境界，断不是以量化标准来评价学问的大小、见闻之知的多少所能及。
至于柳如是《男洛神赋》，钱锺书说：“陈寅恪谓为赋陈卧子，迂谬可笑”，又说：“亦似咏娈童，所谓‘隽郎’是也”，着一“似”字，可见钱锺书立说的意态并不甚坚。陈、钱二人，对一篇文学作品理解不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不同者还有，陈寅恪对己说是作了详细考证的，钱锺书则只有一个断语。要使“男洛神”是指“同性恋的娈童”一说成立，也还需要历史的考证，例如，至少要起码程度地了解柳如是当时当地的性风俗。钱锺书可能不屑于作这样的考证，但是扬钱鄙陈的范先生应该有这个责任。无奈“钱学”变成了“学钱”，范先生只是一味地假钱锺书之口“嗤鄙陈寅恪”，却不为钱锺书做一点点实事。本来，“迂谬可笑”是钱锺书插补在手稿中的话，有具体的所指，到了范先生笔下，却成了：“‘迂谬可笑’没准是钱先生对于《柳如是别传》的大判断”。这个“大判断”在钱锺书还是“没准”之数，在范先生则是“准定”无可疑的了。这就又超越了“学钱”，进入不学而能的圣境了。
范文中还有好几处，把钱锺书批评别人别事的话，斩头截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栽到陈寅恪的头上。例如，《管锥编》提到“关（羽）、张（飞）能画”的传说，引了“近世庸劣人”伪托张飞题画的文字和关羽致张飞的一封信，旋即指出：“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接着假设有好事者“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大可”引什么什么书，来“证赝为真”，包括“傍参杜甫《佳人》‘日暮倚修竹’之句，谓少陵老子‘无字无来历’，三弟画美人、二哥补竹之图当曾经眼”云云，于是批评说：“目盲心苦，竭学之博，思之巧，以成就识之昧。”范文把“目盲心苦”数语说成“言外是说陈寅恪”，难道陈寅恪竟会有这样拙劣的考证？请范先生“拈出”一个看看。惟一可联系的大概是陈寅恪晚年也“目盲”，范先生这种吠影吠声的“文词风格”，实在匪夷所思。其他如“泥华词为质言，以运典为记事”，“不学之失”等等，钱锺书原文中都有非关陈寅恪的所指，统统被范先生集矢于陈寅恪。《品藻录》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借钱锺书之口，分别嘲骂另几位前辈文史学者，尚未对过原文，但我猜想，范先生的文章作法在其中也会有明显的表现。
陈寅恪和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文史学领域的两位大师，两座高峰，他们的著作都是珍贵的文化学术遗产。两先生的为学，取径不同，风格迥殊，他们生前未有正面论学的机会，后学如果以对读大师的方式，在熟悉通晓双方学问的基础上，让他们“对话”起来，甚至“争论”起来，当然会是极其精彩的学术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诠释问题的争论，著名物理学家J·A·惠勒曾这样评述：“我确实不知道哪里还会再出现两个更伟大的人物，在更高的合作水平上，针对一个更深刻的论题，进行一场为时更长的对话。我期待有一天，诗人、剧作家或者雕塑家将会表现这一题材。”一般认为，爱因斯坦在这场争论中是错的；但他的深刻质疑，对玻尔发展思想、深化论点、精练表述，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与这场争论中的观点相联系，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的基本想法，对物理学的未来发展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杨振宁就一再强调这一点。像这样性质的争论，绝不会引发什么“看不起看得起”的问题。钱锺书曾云：“古希腊诗人谓争（strife）有二，一善而一恶，前者互利，后者交残。”（《管锥编》第238页）范先生如有意弘扬钱锺书的学问，应善思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