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札记（中）孙隆基

    滚滚素最胖滴 @ 2008-10-18 13:24:19 阅读(111)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与友书

    这期南周刚好有篇孙隆基的文，还是写功夫熊猫的，真呼应。

    不过那文实在是，俺估计是南周又被毙了稿子，找个四平八稳的顶天窗用的。 

    孙隆基的书也有很多人不喜欢，的确，文笔、逻辑、层次等等都有很多让人头疼的。

    不过有人是欣赏书，要到增减一分而不可才成。俺还是学习书，但凡有一点极为突出可取，颇有教益，便是好书。独立思考，思人所未思，并尽其能力有理有据，这书便有价值。 

    另，此文和我的弹劾一文的主旨——积极自由，消极自由——颇为呼应。有感触的同学也请不吝赐教一二。

    对天道（客观必然）的吉光片羽，最需博弈合作。每人所悟各有不同，大家都抖搂抖搂曾偷窥的天道，则百人各得百人之道，是天下最划算的买卖。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札记（中）

　　3. 劣根：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对“人”的设计　　

　　很多年前，我在一所大学自习教室的课桌上发现了这样一行字：“与其活在别人眼里，不如活在自己心里！”字是用小刀刻上去的，很工整，却又像发狠似的，笔笔刀锋皆入木桌肌理。之后的一些年，我总能看见周围一些以此为“座右铭”奋斗的人，也看见他们奋斗的结果是：屡战屡北，屡北屡战。　　

　　这个问题，在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解释，那就是：中国“人”在设计之初，就是要活在别人“心”里的，活在自己心里，不碰壁才怪。　　

　　许多文化批判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在过去和现在呈现出一定的消极状态反映出一些消极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国民的劣根性”造成的，这种“劣根性”在孙隆基的著作中被解释为来自体外的系统对“人”的一种“程序设计”，他把这种设计命名为“良知系统”。　　

　　我们没有见到对“良知系统”的英文解释，但作者尽可能地把它与精神分析学中的“超自我”和精神价值体系进行了区分。所谓良知系统，是指来自体外的对人的“程序设计”，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组文化行为，它们总是以一种只有该文化特有的脉络相互关联着，这个脉络关系就是这组文化行为的“深层结构”，或者可以视为一个不被压抑的“文化潜意识”。显然，对于国民性的问题，作者并不偏重环境改造说，他认为文化深层结构对人的塑造堪比第二遗传。 　　

　　这里，我们就看一看孙隆基笔下中国人的“良知系统”是如何对中国“人”进行设计的。　　

　　第一，中国人对“人”的定义是人伦和集体主义的产物， “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综合，这些角色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常态是用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定义任何一个“个体”，单个的“个体”没有合法性。　　

　　第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把“人”分成“身”与“心”的设计，二者之间，“心”占主导地位，而“身”被组织和结构的方式是由他人之“心”完成的，也就是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制约的。由于个体的“自我”肯定总必须借助别人表态，所以人格表现是“自我压缩”的，个体和社会行为也必须是“他制他律”的。　　

　　第三，中国人的“心”包括感情、智力、意志、道德、理智和判断力，然而这一切都可以感情化，理性思考是可以用“感情”和“人情”颠覆的，而感情则受“和合性”的主导；　　

　　第四，中国人有强烈的“身体化”倾向，使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身”的需要，个体没有“精神主体”，这种文化特色将人的一切活动都导向了现实世界。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将“人”设计称为一个以“心”为主导、以“身”为目标的动物，而又用别人的“心”去制约他的“心”，由于个体上不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自觉性，孙隆基把这种设计视为“反对生命”的设计。在他看来，西方新教文化下的“个人用自身的理智去将自己的一生作具有方法学的精确性之组织，以便去面对挑战，作自我开展与完成”才是愉悦的生命。　　

　　在上述“良知系统”的设计下，作者对中国人的“身体化”倾向、“口腔化”倾向、“肛门化”倾向、“非性化”倾向、“人情化”倾向、“母胎化”倾向、“和合性”倾向、“杀子化”倾向、“小丑化”倾向和“类型化”倾向等一一作了在“良知系统”下的扩散和关联分析，这些分析除个别地方有“说文解字”的嫌疑外，基本上是符合逻辑解释的。　　

　　关于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被作者解剖的四个特征中，除了“身体化”倾向显现出生命的知足与颓废外，其它三条更表现出这样一种文法：中国人需要“心”来定义，这个“心”是他人的，“心”受感情控制，而感情受“和合性”主导，也就是说中国人最终处在“人伦”和“和合性”的控制之下。　　

　　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和合性”掌握在社群的大多数人手里，而一个社群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却往往是由少数人所表现的，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下，那些少数的“个性突出”的人不仅会被边缘化，甚至还会遭到阻击、围剿、扼杀的命运，这个社会正是鲁迅强烈批判的“吃人”的社会，由于这个社会崇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秩序，其“吃人”的模式遂表现为：国家吃大家，大家吃小家，老子吃儿子，儿子吃孙子，人伦下的专制最终酿成的是一个“杀子”的文化局面，这也正是孙隆基想要揭露的中国人的“劣根性”。　　

　　我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反驳孙隆基的中国人“身体化”的倾向，但在“绞杀个性”的文化面前，我却哑口无言。在中国，泯灭个性是最稳妥的，可也是最残忍的，那些付出了99%的努力的天才总因为缺少1%的运气而功亏一篑，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视为“疯子”和“狂人”，如果不能接受招安，就只能被监闭在“疯人院”了。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不同寻常的不愿泯灭个性的叛逆形象，一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一位是大闹龙宫的哪吒。孙隆基喜用前者比喻毛爷爷，我则喜用后者比喻孙隆基自己。当然，他们的命运有交和，也有不同。　　

　　在孙隆基看来，毛爷爷的文化革命是像孙悟空一样自下而上革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命，但他终没有跳出如来佛（深层结构）的五指山，但孙悟空作为永不消失的神，其命运恐怕要更具有悲哀的意义，他最终还是戴着金箍保着唐僧去西天求道去了，在天道的“和合性”下，一个石猴的命运像一片云似地由不得自己。　　

　　在我看来，孙隆基对中国文化的深度批判则犹如哪吒荡气回肠的剜肉还骨，当然，哪吒作为有悖天伦和人伦的最高叛逆，神话还是将他脱胎转世成一个维护天庭权威的卫道者，和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他的头上也始终悬着一座燃灯道人的金塔；当然，相比哪吒孙隆基很幸运，他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他说自己可简括为“最高叛国”症侯群，事实上远没有那么严重。　　

　　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叛逆几乎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中国文化“良知系统”对中国“人“设计的结果。好在，历史毕竟在向前走，中国这个三千多年文化的巨龙，如今不得不被卷在世界性和世纪性的变迁中迈动着沉重的步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在中国已经快被遗忘了，一些“新思想”、“新潮流”以及“新新人类”在中国的四面八方涌现着，以往只能在西方看到的“X一代”、“Y一代”、“小资一族”、“BoBo一族”在中国也渐渐有些见怪不怪了，但在我看来，上述的这些还只是时间纬度上的一种标识，他们作为中国“人”被设计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在指向某种不确定的认知形态，并不是对文化一种自觉的选择和反抗。　　

　　嘈杂的大街上人群涌动，有的人穿着长衫旗袍，慢慢地寻找着祖先留下的足迹；有的人踏着“美特斯邦威”，急急地去走不寻常路，但问题是，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下，那些穿长衫旗袍的人，自己的足迹在哪里？而那些走不寻常路的人，知道自己走向何方吗？　　

　　4. 困惑：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是否根本上有问题？　　

　　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批判，使作者孙隆基曾关联到另一个基本的考虑，“那就是，不论‘现代化’与否，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是否根本上存在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人”要被怎样的方式设计才在根本上不存在问题？　　

　　在谈论文化的时候我们总是遇到一个困境，一个人对文化的认知只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对所谓客观事实的认识，而这些事实，已经被你身上附着的文化网络过滤了。任何一种文化对“人”的设计都难免存在问题，在目前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有限认识下，要找到一个对各民族来说都通行的民族性评价体系，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就连动辄就愤世嫉俗的台湾学者李敖在《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文中谈论民族性的问题时也平和地指出，“世界各地民族中，由于山川灵气所钟，或穷山恶水所祸，或其他种种原因，自有‘性相近，习相远’的小同异或大同异，其中差异就概括成所谓民族性。” 　　

　　抛开哲学上的人伦主义和人本主义不说，我借叔本华的“豪猪理论”打个比方，西方人属于刺长、热量多并喜欢独居的豪猪，中国人属于刺短、热量少并喜欢群居的豪猪，只要它们都能在大自然的洗礼下存活并进化，我们无法说明哪种豪猪在“设计”上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事先无法预测全球气候到底是变“热”还是变“冷”，群居和独居的动物哪一种才能够得以适者生存。　　

　　我更担心的，不是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是否根本上有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是否认同被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出版后，有很多国人都清醒而清楚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了解了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的利与弊，这就引发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定在足够的内省和自由下，有多少比例的人愿意选择与中国文化的亲合，又有多少比例的愿意人选择与中国文化的疏离？亦或是在中国文化强大的渗透和控制力下，身体里留着中国文化DNA血液的人，已经丧失了再次选择文化倾向的能力？而那些在80年代以后远渡重洋的“海外精英”，更多的是认知意向上对中国文化的疏离，还是“身体化”倾向在中国土地上的不能被满足呢？　　

　　有一位热衷于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分析与救赎的学者，由于他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虔诚门徒，所以喜欢用心理动力学和心理意象分析来解构中国文化。在一次公开的讲座中，他把中国文化比喻为“被阉割的龙”，指出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不只是吃人和杀人，而且在精神上阉割人，受“性”压抑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兽性，只有家畜性和奴性，进而也失去了民族的生命力。就在此时，座下一位同学突然提问说：“假如做太监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我们为什么不做？”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提问，发人深思却无从回答。在理论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去鄙视那些用精神阉割来换取在中国等级社会中拥有权利、地位、身份和生存机会的人，而在实际情况下，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往往没有等到别人动手，自己就先主动自宫。从古自今，中国人的双腿在皇权面前是软的，在金钱面前是软的，在佛祖面前是软的，在魔鬼面前也是软的。我们不仅想念起几千年前的司马迁，人家身体上虽然遭到阉割，但精神上却保持了完整；如今我们身体上倒还完整，但精神上早已自觉自愿自宫。　　

　　中国文化的“良知系统”对人的设计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我们姑且不论，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尽管中国文化的“良知系统”似乎只给人设计了一条“生路”，其余的全都是“死路”，个体的精神存在没有合法性，但中国人并没有质疑这种对精神生存权的剥夺，被歪曲后的“乐天知命”，才是中国文化真正泯灭人性的结症。世界上任何一个生命，都会对“死”和“孤独”产生敬畏，而中国人对“死”和“孤独”的恐惧却是空前的，这种深层的恐惧让中国人学会了认同，学会了在死里逃生中认同“机智”。其实死亡并不能使人类完全退化，对死亡的恐惧，才是人类退化的真正标志。　　

　　任何一个“良知系统”都会有缔造者、受害者和受益者，悲哀的是，中国人自己设计了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最有技巧的设计是：中国人自己甘当受害者却还以为自己是受益者。这似乎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易于产生争论的命题。　　

　　大凡从事中国文化批判的学者，都对中国人国民精神上的深层恐惧寻找过出路，但从结果上看，似乎前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一厢情愿。《属灵领袖》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了我们一匹马，让我们骑着这匹马去传福音。”如果你的生命只允许你在马和福音之间选择其一，我想可能更多的西方人宁愿选择福音，而更多的中国人宁愿选择马。在中国文化“良知系统”对“人”的设计下，中国人对自己选择“马”振振有词，他们得到了很多，当然也失去了很多，但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人对是得是失算出一笔清晰准确的帐。　　

　　然而，最让我们困惑的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们的孩子，也许只有在他们身上我们才真正看到了一点稚嫩而倔强的挑战中国式“良知系统”的希望，但面对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深层结构”，他们注定会败下阵来。在中国三千年深厚悠久的文化之下，主流文化留给自然人的空间越来越小，所谓对与错、是与非，生与死，在一种主流文化的驱使下，越来越二元化、对立化，绝对化，而教育学和心理学对个体精神的干预和救赎除了无能为力，只能变本加厉。　　

　　这个困惑，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遗憾的是，我们总能在祖先留下的遗产中找到可以被我们曲解的金科玉律，先是自欺，然后去欺人。于是，中国“人”的设计系统居然在这些自欺和欺人中达到了圆满和阶段性自足。　　

　　也许世上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只有正常人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会笑话太监，或者，在太监的文化背景下，那些“正常人”身上的某些部位反显多余。当选择“假如做太监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我们为什么不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太监当然不会再笑话太监。　　

　　5. 矛盾：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同化性和生命力　　

　　中国文化的批判者往往事先确定一个批判的原则，即：我所关注的是文化糟粕和民族劣根，至于文化的优点，我当然知道它有很多优点，但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了解了一些文化批判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揭露后，我们难免对这些批判者如何用自己建构的理论来看待和解释中国文化的一些优点饶有兴趣，在这方面，文化批判者当然不会主动呈现自己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他们的理论来进行反向解释的尝试。　　

　　在研读了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后，我最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文化有着许多在国民性上设计的先天不足，为什么它在不同时期吸纳甚至同化了许多外来的异族的文化，并得以延续发展三千多年呢？　　

　　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源远流长，林语堂和孙隆基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中华民族的生存能力，她的悠久，显然是值得认真思索的，这是对一个古老国家应持的态度，即使她除了年迈，除了长寿以外别无所长。中国有一种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她使自己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些生活环境如果给予另外一个生命力不太旺盛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而她的长寿，仅仅是长寿，就很值得人们思索一番了。”　　

　　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孙隆基则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的确，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有超越意向的。中国文化天长地久，人亦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中国的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不称之为‘木乃伊’”。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孙隆基更加关注一种文化的生命活力，而不是生命长短。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没有超越、没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如何得以“长生不老”而没有被淘汰？中国为什么历尽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而没有像罗马被伦巴底人政府那样被少数民族吞没呢？　　

　　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得到一定的解释。　　

　　当异族文化进入中国文化并试图统辖其上的时候，事实上，在表层结构里，中国人惯有的妥协和容忍是很容易让异族文化取得一些成功并沾沾自喜的，但异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搅动短期内无法迫使早已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良知系统”的改变，中国人始终处于强大的“和合性”的张力下思维，这种张力尤其在“杀子的文化”中让人无法防备，在国家统治权力上暂时落败的中国人，总可以在家庭中的“父子冲突”中取得对下一代的绝对控制，在与异族通婚的第二代，中国文化的基因就稳固地设计了“和合社群”的中国“人”，这些人再次被原有社群中国人的“心”所牵制，他们同样经历“口腔期”、“无性期”而终生不能断乳。　　

　　只要存在中国文化最倚重的家庭制度，中国人就可以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控制实现文化遗传，至于政治上的变迁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即便是在革命时期，中国人保家卫国中“保家”的意义仍然比“卫国”更起主导作用，与此相比，缺少中国式“良知系统”牵制的其它文化，其恶劣态势下生存的能力则显得比较柔弱了。对于中国家族制度对中华民族种族和文化的稳定所起的作用，林语堂是毫不讳言的，他指出，“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　　

　　我们如今面临的矛盾是，如果中国文化的“良知系统”和“深层结构”有益于对外部的文化侵略而无益于内部的国民性设计，我们该如何正确审视中国文化整体上的优与劣呢？在一个长生不老的木乃伊和一个能创造新天新地的血肉之躯之间，我们又应该做何种选择呢？　　

　　这个问题，不知道一个只能活百岁的中国人如何对一个活了三千岁的文化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