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1一12）

何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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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2010年6月20日，《中国81890月湖老年网》刊发消息：月湖网打算开办一个网上读书会。这是一个适应网友需求、有利于提高网站品位的好主意。
说干就干。6月下旬起月湖网转载了朱厚泽遗作《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周有光访谈录》以及周老的其他几篇文章。南来风网友率先围绕上述宏文发表多篇文章，坦诚地谈自己的看法。一些网友写了一些留言，参与讨论、点评。这是一个可喜的良好开端。
笔者作为一名网友，也想参与这个网上读书会，把近日写的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朱厚泽”为主旨的一组读书札记发到网上。
为了便于自己查考、对照和学习，我当了“文抄公”，在这一组札记中摘录了朱厚泽、周有光等人的一些文字。读书札记粗糙、杂乱，必有谬误，请网友们指正。                2010年7月20日
一位当代思想家离开了我们
一
中国当代思想家、中宣部前部长朱厚泽同志，不幸于2010年5月9日逝世。
我碰到一些熟人，谈起朱先生，大多不知其人；有的做过宣教工作同志，也只知道他当过中宣部长、倡导过“三宽”，对其他情况也不甚了了。我不禁感到一丝悲凉。这样一位“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知道的人怎么会这样少呢？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朱先生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当中宣部长不到两年，被迫下台已20多年。他慎思、严谨，惜墨如金，著文数量不多，迄今未见他的文集出版。他的几篇重要文章还是作为遗文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的。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思想文化环境不宽松，阻碍了他的文章、讲话的顺畅传播，以致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思想、精神。这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当然，现在毕竟已进入21世纪，处于空前未有的互联网时代，思想文化界对朱先生还是有公正评价的。
一位老前辈称赞他是“思想解放的勇敢的伟大先行者”。
一位著名理论工作者赞扬他是“不断进取的思想家”，“不显山露水的深刻的思想家”。
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认为他下台二十年来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革命，“风凰涅磐，最终彻底融入现代文明，站到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
94岁的李锐老人5月6日在病床旁紧紧握着朱先生的手大声说：“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我们都是好样的。”李老写了怀念绝句挂在朱先生遗像旁边：
高谈改革靠三宽，藏富于民天下安。
生活会时心似火，铁肩道义更忧先。
在我看来，对朱先生的上述这些评价是有事实依据的，是客观恰当的。
二
一位思想领军人物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使我久久难忘。他于2002年1月一篇文章中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
一位著名学者于2003年著文论述道统、政统、学统，他认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
什么叫思想家？思想家指出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指明了今后该走的基本道路的方向。
在我看来，朱先生正是我国当代的思想家。有一位学者说他是一位不断进取、不显山露水的思想家。我很赞同这个说法。
朱先生紧紧抓住中国路径选择这个根本问题不放，怀着一颗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赤子之心。他的几篇重要文章，包括辞世后才刊发的两篇重要遗作，探讨的中心都是中国路径选择问题。
尤其令我深为感动的是，2010年1月30日重病住院的朱先生与来探病的几位学者交谈，仍念念不忘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问题。他着眼全局，明确指出：
“一些中外学者与政界人士提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认为是世界许多国家值得仿效的成功之路。也有人怀疑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能够持续地发展。对中国道路的争论，将是整个21世纪大争论的重要问题，这场大争论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索的问题：“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真的值得各国学习和仿效吗？最终，‘中国道路’将会导致什么后果？21世纪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
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指出：“中国这种低人权、高污染、高耗能的模式、道路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20世纪的苏联模式、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最终将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后果？这是在整个21世纪实践中和理论上的一场大争论。”
他要求来访的学者回去读有关的书籍和资料，下次再来跟他讨论，并希望他们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来。然而他病情日益恶化，没有几个月就溘然长逝。1月30日的病中谈话成为绝响，成为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言念及此，令人唏嘘不已。
他全心全意地关怀中国人民今后的道路选择，日思夜想，至死不渝，这种崇高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他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从世界全局着眼进行深邃的理论探索，这样的思想前驱使我非常钦敬！
朱先生最后发出的声音，期盼人们关心、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问题。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认真对待。据笔者见闻所及，所谓“中国模式”，是指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模式”，某些人士认为这种“模式”是几年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奥秘所在。其实，把社会发展阶段性的暂时现象，说成是规律性的恒久的“成功经验”，要“推向世界”，是说不通的。宣扬这种“中国模式”，意图在于尽力维持现状，不让改革开放全面、深入、健康地发展下去。但是，社会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世界历史潮流不可违逆，这种意图终究是不能实现的。
朱先生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我认为，朱先生就是这一大批奋起的走在前边的慷慨悲歌之士中的前驱，攀登思想高峰的中坚英才！
朱先生的思想遗产，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他的精神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学习和传播他的思想、精神，对我们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事业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朱先生走了！他的思想、精神将长留人间！
读书札记（二）
何  寻
宽容·宽厚·宽松
一
人们讲到朱先生就会想起他当中宣部长时倡导的“三宽”。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三宽”部长。朱先生与“三宽”已经浑然一体，将久久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
1986年时任中宣部长的朱先生《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先在《文化报》发表，8月1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7版。文中提出了“三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刊发的遗作《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中又一次提到“三宽”，主张“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
“三宽”是针对“三紧”的现状提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三宽”体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言简意赅，意义十分深远。在极左思潮依然猖獗的情势下毅然倡导“三宽”，充分表现了这位中宣部长非同寻常，他的理念、气魄和机智引人瞩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英才。
当年，有人对朱先生说：为了贯彻好“三宽”方针，我们是否应该排除阻碍“三宽”的势力？朱明确表示：：不，“三宽”就包含了对反对“三宽”的人的“三宽”，不能以言治罪。朱先生对推行“三宽”方针是真诚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令人钦敬。
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70年代末，在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平反冤假错案，发动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的管制最为宽松的时期，使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个复兴繁荣的小高潮。历史一再证明，只有贯彻宽容、宽厚、宽松的精神，营造一种宽松的文化环境，社会才能繁荣、进步。反之，实行“三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就会“万马齐喑”，出现文化的荒漠状态，社会就会停滞倒退。
二
宽容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少的，但在近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几位倡导宽容精神的先进人物，其中最杰出的当推启蒙思想家胡适先生。
胡适毕生坚持不懈地在中国推行民主、法治、宪政，立场一贯，始终如一。他独特的贡献是倡导宽容精神，曾经写过多篇文章论述容忍与自由问题，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的“第一要义”。他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逅病。在上一个世纪的长时期里，许多“左倾青年”，包括笔者在内，根本看不起胡适，视为“改良主义”、“过河卒子”、“反动文人”，一笔予以抹煞、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似乎更“臭不可闻”。历史已经表明，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过去对胡适的了解实在太少，他有关自由、民主、宽容的论述，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我们从更宽广的世界范围来考察，可以加深对“三宽”的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信奉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主流正脉的人士，历来都是最讲宽容的。他们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们的基本信条是：
“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
上述这个“信条”，在所有民主国家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必须信守的根本原则。它充分地体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显示了“天赋人权”的原则。我们不要低估这个“信条”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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