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简考（中）－第四章

政治简考

（中）

第四章  政治源流

    前三章所述内容，是在客观的层面对政治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进行了初步地探讨。本章将对政治这一社会现象在人的意识层面展开研究。

第一节  隐没的大道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高远的一种意识流，这种意识存蓄着浩然正气和造化的神灵。是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广袤的土地上，经历了从五千年前到两千五百多年前那段时光所孕育出的哲学思想。“人法地”，说的是人的生与死都不出地的法度。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应该是，人是地球上的生物，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从地球这一自然系统的运行规律。“地法天”，是说地球的运行遵循的是天体系统的规律，如太阳系。“天法道”，天体系统所遵循的规律就是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纯属无限的宇宙自然。这就是东方大道，它的思想光辉曾闪耀在古老东方的那段时空中，他的流域范围就限定在那里。道的发现是中国古人理性与智慧高度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充分自由的结果。神秘而又朴素，是一切宗教思想望尘莫及的境界。是可说得清道得明之理论，并预留了人类不可知尽的宇宙奥秘空间。这种形而上哲学始创的大道，是天人感应，造化所成。上敬天，下用贤，“天下为公”的社会风尚是道学产生的深厚社会基础。五千言的经著，是在那一历史时空中人间政道与天体运动的启示下，经过理性地继承和天才地发现，并睿智地加以阐述，形成了独门绝学，破天荒地以“道”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时代所局限，在老子的思想中的一些内容早已不适用今天的社会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老子的道学仍然是一座思想宝藏，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迄今为止仍然有很高价值的思想瑰宝。如“上善若水”的至善说，“功成身退”的处世说，“兵者不祥之器”的战争说，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念等等，对于今天社会学都既有及大地指导意义。

从尧舜禅让之始到东周诸侯争霸之时，这是一个东方大道被逐渐遗弃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老子所发现的的“道”并不能被人们普遍认识，尊道与叛道都是出自人性的差异而自然发生的。在人类社会史上，任何还没有被普遍认识的思想学说都不可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是很脆弱的。道，正是这样，如老子所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当人欲的泛滥淹没了理性的思维，人们对自然的任何一种启示都将熟视无睹，对人间任何哲言都将置若罔闻。“道”的意识境界与几近原始的社会现实相差悬殊，属于人类文明突进现象，缺乏启蒙教育的衔接以及社会整体文明的配合，最终只能被金戈铁马荡起的黄尘所遮蔽。“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时代的到来势在必然。从此大道呈现的那段历史好似人迹罕至的高山平湖，大道意识犹如清静得象明镜一般的湖水，折射着天光云影、日月星辰，无为而自在地存在着。对后世的影响看似几近全无，可是，红尘滚滚成败兴衰的万象人寰却始终却跳不出“道”的法度。

面对隐去的大道，老子、孔子、等一批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几乎发出了一致的悲叹。但面对现实，他们却做出了迥异的选择。老子坚守大道，孔子弃道兴儒。坚守大道并不断地发现天理，是老子思想不朽的根本原因。大道隐去与道学永存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观，这个奇观昭示着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性和人类意识活动的超越性。这就是天理的体现。孔子从现实出发，试图通过礼教来约束统治者，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反而被统治者所利用，更进一步加固了皇权统治制度，也让儒学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儒学没有能够驾驭权力，不能对公权施以改造，所以对政治进步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公权力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对文人的驯化，为后世犬儒社会的出现埋下了祸根。或许这也是政治发展初期不得不付出的惨重代价。

第二节  天国的城邦  

    古希腊城邦的故事就像天国的神话，把东方人带到了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传奇世界。对于大一统的东方古国来说，城邦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巨大落差，都是华夏文明进程中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更具神话色彩的是，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罕见的。也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兴盛时期所不可比的。

首先是多元性，在以爱琴海为中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诸岛地带所构成“爱琴海世界”里，古希腊人建立了众多独立的城邦，最多时达到数百个。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各城邦之间相互平等，整个民族没有权力中心，仅以城邦为单位高度自治。城邦内部均有政府、军队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具备了独立国家的基本结构。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宏观上看是由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文化因素所导致的，但要进入微观的人性内部观察就会发现，古希腊民族普遍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一原因，古希腊人不仅建立了多元社会管理体系，更创造了在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同一历史阶段中多样的社会形态。

在众多的城邦中，具有民主治国理念的城邦比较普遍。城邦公民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家的治理，选举公权管理者。这样的社会制度到公元前五世纪已经被大多数城邦所接受，形成了以雅典城邦为中心的主流政治制度。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民主城邦、僭主城邦和君主城邦之间的经济基础一定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形式与规模。而事实恰恰相反，各城邦均以农耕经济为主，互相之间都有贸易往来，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也没有根本性的差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古希腊，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因为那种理论脱离了人性立场，偏执于无产阶级一隅看待人类社会，自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古希腊城邦是研究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取向最完美的历史标本。从人性入手，是研究古今人类社会现象的不二法门，舍此，社会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双重作用造成了人类意识的丰富性。自利，是一切生物的基本属性，人类绝不可能例外。但是，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生物，不仅具有一般生物的基本属性，更具有欲望、理性、悟性等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高级智慧属性。正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异，才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其他动物社会而建立了文明的秩序。在人类社会秩序环境中，人这种动物才有可能扮演人的社会角色。一旦离开了人类社会环境，人又会回到原始状态，与其它动物并没有太大区别。

当人面对社会财富、荣誉、地位等问题时，除了受欲望的驱使之外，更受到道德、人格、良心等因素的制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受到这种制约，这就涉及到了人性善恶问题。能理性地接受这种制约的人性表现则为善；而放纵欲望，或者凭借智力逃避这种制约的人性表现则为恶。善性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就是道德的，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道德的升华。虽然在古希腊文明里没有突出有关道德方面的记载，但是他们那种正义观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正是他们那个社会道德理想的高度体现。正因为他们有了那样的道德理想，才会形成那种高度文明的民主政治理念。而在僭主、君主那里，欲望就象离弦的箭，直奔最高利益，精明的盘算将取代正义与良知。

决定一个城邦制度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正义一方，而完全取决于非正义一方，就看阴谋家的欺骗与暴力手段是否能够控制局面。亚里士多德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是以公共利益为为最终目标，心存正义的人就是公共事业的志愿者。因此，正义不需要伪装，没必要扩大个人的势力。非正义则不然，完全是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原则，所以在公共场合必须伪装自己，并借助公权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一旦阴谋家掌握了暴力工具，并建立起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秩序规则，在其统治下的正义力量将无所作为，只有通过抗争来呼唤正义。而正义的人们如果汇聚在一起，并以理性精神建立起能够有效抑制人性恶的制度时，才能让阴谋家的个人野心寸步难行。

正义精神是人类的理性发现，这种发现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理性，还需要有足够的认识能力。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是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同步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认识能力会受到文明进程的制约，这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但在这种普遍性中也有例外，那就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人的高级属性在社会与自然的启示下直接爆发出来的。在古希腊城邦中产生的民主思想，就是在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群体里，在现实社会经验的启发下爆发出来的治国理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一大创举。尽管存在着现代文明所不容的奴隶制，城邦民主制度仍然是人类社会秩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突进现象。与老子的道学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如果把东方大道比作湖泊，古希腊城邦则更象是星罗棋布的清泉，涌动着人的理性思维。无奈的是，从思想意识到制度建立所实现的对现实超越，民主城邦无意中将自身置于一种缺乏文明基础，尤其是在其他民族文化背景下缺少广泛共识的孤立地位之上。那涓涓思想清泉所汇成的河流，在人文思想沙漠化的环境中断流只能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的成熟是在理性与欲望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没有欲望，思想将会停滞，社会进步也会停止；缺少理性，行为将会无德，人类永远都要停留在动物社会的水平上。但在欲望与理性交替上升的过程中，欲望的增长似乎更容易些。在社会化的环境中，要满足从物质到精神的最大需求，权力就是唯一的捷径。因为满足最大欲望与争夺最高权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所以，权力斗争就成了在人类政治尚不成熟的历史时期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活动。这也是古希腊城邦被更大的帝国所取代的终极原因。尽管事实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古希腊的民主理念如同奥林匹克圣火，虽然几经熄灭，但是它却给全人类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火种。

第三节  思想的长夜

自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产生以来，具有文字记录的思想大飞跃当属老子道学，但从思想的飞跃到实现制度突进的现象只有发生在古希腊。

“根据莱昂•旺岱尔米什（Léon Vandermeersch）的理论，希腊思想属于可揉捏陶土的陶器世界，而中国思想则属于适合于根据自然玉石纹理打磨的宝石世界。”（《翻译与阐释中国思想》作者： Gil  Delannoi 译者：南黛居译）

    古希腊人自由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为以后社会制度改造提供了范本，相比老子的道学思想对于指导社会进步更具可操作性。前者是在没有私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下群体思想自由的产物，而后者却是在私权中心背景下个体思想自由的产物。虽然老子、孔子等也有“天下为公”的公权意识，但始终没有跳出公权私有意识范围，所以就不可能产生公权改造的思想理论。尽管如此，古中国在世纪初期的文明程度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还是比较高的，统治手段完备与农桑、冶炼、陶瓷技术领先是文明古国的基石。而随着罗马帝国的昌盛，西方文明中心也开始形成。罗马帝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在文化、艺术、建筑及军事等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这一时期的文明，较以前能够接续的文明历史相比，主要表现在法律正义思想的巩固和文化艺术的成就等方面。但由于从自然王权到人为统治的成熟，统治者占有权力的欲望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这种膨胀的权力欲望极大地超越了社会性动物争夺王位的本能。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被统治者的发展。利用公器除了对经济资源强制管理之外，更对被统治者的思想进行强行管制。无论中西方，同样的人性，同样的权力欲望。所不同的是，法律正义思想的确立与否成了中、西方政治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分就是二十多个世纪。

    从希腊民族对于人类的法律、正义之关系的客观探讨，通过思想家的活动并以书面文字流传下来，从此成为绵延不绝的欧洲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到罗马时代的政治思想中，对正义、公正的关注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在古代希腊，从梭伦、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是以正义作为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古罗马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政治思想的这一传统，正义、善德、幸福成为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律的正义在帝国社会中撑起了一个能够让政治适度发展的有限空间，思想的自由也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得以实现。这也是西方社会能够产生众多思想家的根本原因。法律正义不仅是政治的一大要素，同时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归宿。在中国，无论是先秦各家思想还是历代明君的善政，都无力担承维护正义之重。法律也仅以统治者的最大利益为依据，对统治者而言是手中的皮鞭，对被统治者而言则是缚身的锁链。被统治者要想得到相对安逸的生活，就必须以牺牲思想自由为代价。接受统治者的管制，听从统治者的教化，成了百姓的最高权利与义务。从“管仲陷阱”到“独尊儒术”，统治术先于西方而走向成熟，而思想的夜幕也同样先于西方落下。

    根据西方思想史记载的中世纪罗马教皇制时代，起源于公元八、九世纪之间。一些精明强干的教皇建立的教皇权力系统，逐步摆脱希腊皇帝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地位。这期间的机遇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来教皇与皇帝相互依存又相互纷争的历史姑且不论，让我们重点关注皇帝与教皇双方达成共识的中世纪理论。这理论所主张的将基督教作为世界的统一思想，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的思想灾难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之所以黑暗，因为当时的教会几乎成了一切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有思想家，政治家，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者，普遍受到宗教权威的打压，人们的思想没有任何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虔诚地遵从教规。备受尊崇的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神的启示，只能依靠信仰，而不能依靠感官去认知。教会在与皇帝瓜分社会公权的同时，更甚于皇帝对公民的统治，主要是对人的思想统治。各种宗教排斥异教的共性就决定了宗教禁锢思想自由的本性。皇帝与教皇相依的社会基础只在于加强统治，统治的本质就是巩固权力，是抵制公权改造的主要社会力量。尽管宗教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社会增添了文化元素，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衍化，但在政治这一人类重大事务中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不过宗教与社会公权有很大不同，各宗教的不同信仰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干涉，否则就会限制信仰自由。而宗教参与国家行政又会和异教及世俗社会产生冲突。到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者和政治家们才将政教分离视为一种基本原则。

    是什么遮蔽了人类自由思想的光辉，把整个人类社会带到了思想暗夜？并非公权，也不是宗教，而是统治。人类社会公权的产生，完全是脱胎于动物社会的基本形太。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加之高级动物的智慧属性，在天然秩序（强弱）与人为秩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公权力。原始公权与获取公权的个体之间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阶段的社会政治含量是很低的，唯一含有正义成分的就是公认的制度。随着公权人物欲望的膨胀，制度所含的正义成分会越来越少，社会冲突也由此而生。冲突导致权力更迭，新的公权人物不断地接受教训，巩固权力的手段就会越来越高。用智慧手段巩固公权以保个人利益是统治的根本目的。统治与正义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与统治者的最大利益紧密相关。随着统治术的升级，对被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会越来越厉害。

    历史文献只记载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是因为黑暗与光明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关注所致。而在东方的中国，自从公元纪年以来就不曾有过光明，黑暗已是常态，其社会制度变迁始终游离于世界政治文明进程之外。虽然民本思想的幽灵时常发出点荧光，却根本改变不了黑暗的现实。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黄宗羲，他提出了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启蒙主义教育思想。然而，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面前，在暴力轮回的怪圈之中，他的思想必然被边缘化，被隐匿于殿堂之下。

    邪恶历练正义，自由产生思想。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官场中人不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思想。精神世界的黑暗莫过于思想失去自由。张志新，林昭等人的遭遇，与中世纪异教徒所受到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把“指导思想”当作教义的国度里，光明是何等的稀缺。

    当然，中国也出现过思想自由的曙光，一是辛亥革命时期，二是五四运动时期，只是曙光出现的时间极为短暂。曙光哪里去了？是被乌云遮蔽了还是夜幕降临的太快了？习惯于黑暗的国人似乎并不关心。从茶馆“莫谈国事”的横匾到网络“敏感词”的变迁，人们生活的依然“幸福”。

第四节  文艺复兴与政治歧途

欧洲文艺复兴一词，原意是指希腊、雅典古文化的再生。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正处在王权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前夜，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是古希腊自由精神复归的结果。特别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与宗教统治发起了全面挑战。如果说哥白尼的发现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向自然界未知领域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人文主义的兴起则是人类在自身世界领域的一次重大开发。经过该时期，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纪元。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推动下，实现了哲学、文学、艺术、法律等方面的大飞跃。不仅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同时也造就了一代伟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艺复兴在人类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关于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中世纪的宗教思想中，理想的人应该是虔诚，谦卑；一切遵从上帝的旨意，消极、无为的。而人文主义者则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只有人才是最有价值的，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追求物质幸福及精神上的满足；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等等。总之，就是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文艺复兴使西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质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等级特权思想，彻底推翻了神权，并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谎言。对“自由”、“平等”的概念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内容，即：把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文艺复兴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恢复了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突出人的尊严和思索的价值，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以从未有过的精神状态创造出了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艺术品及文学杰作。

欧洲文艺复兴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正价值是巨大的，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是，它对当时处在发展初期的政治，其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人文主义者在解放人性的同时忽略了对人性欲望的监督。那个时期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欲望的放纵将使社会活动走向政治的反面。而起源于道德理性的政治活动须臾不可放松对欲望的把握，这种把握稍有不当就会出现宗教式的禁欲主义或不择手段的威权主义。马基雅维利现象就是在冲破宗教与王权思想禁锢的同时，疏于对人性之欲望的警惕，所以才将政治引向了权术的歧途。

政治，当离开了正义立场，它会走向哪里？在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政治思想理论影响下的极权社会里我们很容易找到答案。当一种公共行为发展到了政治的反面，我们还能说这种公共行为是政治行为吗？决不能。人类社会活动是复杂的，大部分活动并不属于政治范畴。即使是围绕着公权开展的活动，包括一些公权行为，并非全部属于政治行为，特别是反政治行为。《君主论》所推崇的行为正是这样的行为。在《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一书中作者写到：“阿伦特称柏拉图等人为政治哲人，而称马基雅维利等人为政治作家。”（223页）这段话使我开始对她的“纯粹政治学”产生疑虑，尽管她给了我许多的思想营养。政治，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实实在在地发展产生的事物，“纯粹的政治学”应当对政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人并非对阿伦特政治学术品头论足，仅仅是在此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有关对马基雅维利褒贬的言论，都与对政治这一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认识有关。没有对政治清晰的认识，理论难免会模糊、繁琐。

不可否认的是，马基雅维利对政权的思考是很现实的，现实到了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地步。不过在做这些思考的同时早已背叛了正义立场，背离了政治目标。几乎所有专制者都将《君主论》视为权谋经典。在整个人类社会，凡事将马氏尊为政治家的地方都存在着权术的舞台。马基雅维利以坦诚的欲望表达，使他成为了人类政治歧途的创始人。即使后来遍布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无不将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潜在的思想武器，并高效地指导自己一生的权谋实践。马基雅维利主义迷人之处正在于为了火辣辣的欲望却偏偏以冷冰冰的理性来论证实现它的最佳途径，而且实践起来十分灵验，屡试不爽。与各种教义或道德信条相比，更具有收效高、现世报的优越性。它对政治的扭曲更胜于王权思想对政治的反作用，它能够将权谋更加技术化，让欲望成为主导，使理性回避道德。他的思想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广泛被统治者所接受，以至一些不良学者将马基雅维利吹捧为“政治学之父”、“国家学说之父”、“马克思以前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虽然对正在成长中的政治十分有害，但他却从反面帮助了人们认识政治的本质。就权术而言，在中国博大精深的官场文化面前一本薄薄的《君主论》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过，通过它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的作用，今天的人们很容易辨别权谋与政治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看到中国历史变迁的真正动力与政治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系。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的西方政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多为论述政治知识、方法、策略、理论、主义、思想之著作，而涉及政治道德与学术良知的作品十分鲜见，这种现象绝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