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的——巫峡之巅惊世大标语(新周报)

你所不知的——巫峡之巅惊世大标语
邹景宏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和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成千上万的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悲惨死去。
巫峡之巅“毛主席万岁！”惊世大标语就是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的。
“毛主席万岁！”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五个字和一个感叹号，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标语!今天，这幅标语已经湮没在萋萋荒草中。
而在这幅标语的背后，潜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悲惨往事。
宣传大跃进　一幅标语横跨三十华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对个人崇拜中属正确的，必须崇拜。当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宣称中国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刻，之后大跃进狂澜席卷全国。
当时的四川省巫山县委为了配合革命形势，决定在面对县城的长江南岸，制作一条“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大型标语。
1959年10月，巫山县的140多名右派分子集中在县政府招待所进行评查揭帽工作，首批揭掉了廖希富、彭会志、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王瑞全等7人的“右派”帽子，这在右派分子中引起强烈震动，他们看到了摘帽的希望。随后，有关方面宣布了参与制作大型标语“光荣任务”的70多名右派分子名单。
10下旬，这些右派们在接受组织的“谈话”和写了好好“改造”的决心书后，经简单的分工，分头登上了长江南岸东至杨柳坪，西至下马滩长约三十华里的13个山峰上，用石灰制作标语。他们先是将作字的山包铲平，将绿树、青草清除干净，然后再浇上石灰浆。每个字长宽各约10米。时值秋高气爽，右派们又在评查中刚刚表示了“改造”的决心，个个起早贪黑，埋头苦干，尽管每天定量200克粮食，但也忍着饥饿，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任务。可是，由于这条标语拉得太长，字间距太远（每个字相距二、三里），即使专门看它，乘上水船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看完，何况字在山坡上，稍不注意就一晃而过。若乘下水船，这条标语的内容就只能反着念，事先不知道内容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幅标语。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条标语还是以闹剧收场了。
绝壁上作字　百名右派开赴巫山中
横跨三十里的大标语制作失败后，巫山县有关方面考虑寻找一种新的宣传方式。这时有人建议，在文峰山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标语，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下水轮船的人都可以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获得批准，并又把制作任务交给了右派分子们。
文峰山为著名的巫山十二峰之一，山峰尖峭如巨笔插天，山形巍峨突兀，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悬岩绝壁，堪称巫峡之标志山峰。而临江一面（此处制作“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山体更如同刀劈斧削，人若徒手攀上去都难上加难，更何况要在上面制作标语，难度可想而知。
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个创造了一幕幕人间奇迹的时代，一切不可思议的事都发生了。
巫山县委组织部专门就标语制作召集近100名右派进行了动员，要求右派们听从指挥，战胜困难，在完成这一光荣政治任务的同时认真改造思想。随后，进行了分工，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 背浆组”、“ 泼浆组”、“后勤组”等。各组分工明确，每天定额到人。为了鼓舞士气，组织者还专门将当初摘掉右派帽子的7人安排进队伍，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激励其他右派好好“改造”，早日摘帽。
1959年12月初，这支右派分子组成的施工队伍背起背包，扛着钢钎、铁锄，挑着撮箕、粪桶，向文峰山半山腰的梨子坪进发。
梨子坪是文峰山南面半山腰的一个小山村，梨子坪并不平，此处住着的十来户农民都是在一些稍宽的山凹上建的土房，整个村子苍凉而贫瘠。农民乡亲们迎来了这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世世代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要在壁立的巫峡口上去刻写“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当下小山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农民们把茅屋土舍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草，施工队员们就像“山顶洞人”一样住下来了。
标新又立异 书法大师再创世界奇迹
这幅标语的设计者是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而此前，他还设计了那幅跨越30华里的超长标语。这次，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得气势磅礴。每个字长宽各10丈（约33.33米），每笔宽1丈（约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缀，可及山腰，过往行人仰视时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这实在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
吕炎林原名吕启超，长大后酷爱书法的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吕炎林，其改名的理由很简单：吕为双口，炎为双火，林为双林，从书法角度讲，这样协调、好看。
施工尚未开始，吕炎林先带人爬上山，初步确定地段，然后，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这时，吕炎林的美术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想想看，每个字1000平方米，要怎样才能把间架结构摆布匀称，吕炎林创造了插旗的方法，先铲除树木、杂草，再用石灰涂写。吕炎林在对岸南陵用“旗语”指挥，当时无任何通讯工具。他常常在文峰观、南陵、长江两岸山上来回奔跑，先后磨破了18双草鞋。几个月后，硕大的“毛主席万岁！”终于镶嵌在了文峰观上，而吕炎林的书法水平和设计能力也受到了全国同行的普遍好评。
巫山皆云雨 凄风冷雨摧残文弱作字人
施工时，正值隆冬天气。长江上朔风怒号， 巫峡口波涛汹涌，天地之间气象萧森。
“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来，这有些像在雕刻一座山体，用的工具是最原始的锄头。巫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人迹，那些盘根错节虬曲偃蹇的草木深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 “铲字组”的人们很费了些劲流了些汗才将山壁清理出来，硬是用锄头在6000平方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 “毛主席万岁！”。
而最辛苦的要数“背浆组”。高高的文峰上既没有石灰也没有水，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当年为制作标语，专门在江东嘴建了一人石灰窑烧石灰供作字之用)，而惟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之间，运回一定数量后再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已是数九寒冬的文峰山上，风雪交加，寒气凛冽。这些文弱右派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是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减少。“背浆组”的人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背着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谁也吃罪不起，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万丈悬崖之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生命顷刻间就会“付诸东流”。
有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20万斤， 按每人每天往返三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文峰共计4000人次。
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就是“泼浆组”的事了。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的人只好把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先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约10厘米，直到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这种极其艰难惊险的工作，现在就是用重金请那些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来恐怕也难以完成啊！
为了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白天忙了一天后，管理人员还要晚上召集各组组长开会，进行总结评查，安排第二天的任务，总之是一点也不能松懈啊。
文峰山含悲　五个字夺走了7条鲜活生命
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
原定的每天200克口食加牛皮菜的生活渐渐也难以为继。但是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能说肚子饿，那是对总路线的“污蔑”。“后勤组”的人们便出去满山寻找勉强可以充饥的野菜，把黄蒿、地米菜都挖了回来，和着那点可怜的粮食熬成稀粥，努力让一个个羸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能坚持攀登上山崖去完成那个重大政治任务。
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一种化工佐料）、“橘精酒”等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
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分子也未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陈文清、向明瑶、谢会鑫、谭明生、陈文轩、张玉贵、周进清等七个右派分子悲惨死去。
陈文清，一个劳动态度非常端正的右派分子，他是“兑浆组”的成员，天天都努力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也硬挺着。有一天，他对同伴们说：“加油干，争取早摘帽！”谁知这竟成了他的遗言，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因饥饿死去了。
向明瑶身强力壮，可以背着100多斤重的石灰登上陡峭的文峰，可是由于饥饿难耐，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开始还有野菜可以充饥，后来野菜没有了，就找细腻一点的树叶子吃，到最后只能吃又粗又硬的野草了，在饥饿了数日后，也终于离开了人间。
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威胁，那就是监管干部的肆意打骂、扣饭。县卫生局的右派谢会鑫（人称谢胖子），因为不堪饥饿，食用过量“辣椒丁”导致患病不起，监管干部说他装死，拉起来毒打，当场就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打手们见他没有言语，俯身观看，才知他已经死去了，于是便拖出去草草埋在山坡上。
在七个死者当中，估计要数谭明生死得最“幸福”。谭明生患有夜盲症，一天夜里，管理人员罚让他与另一右派到江东嘴背石灰。由于看不到路，加之白天体力消耗太大，谭好不容易摸到江东嘴后，就再也没有力气背石灰往山上赶了，同伴背着石灰走后，谭就倒在路边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谭明生已僵死路边（年仅22岁），其手里捏着一把碎纸片，打开一看，原来是当时施工队里管教干部制定的《守法公约》。可以想象，谭明生在临死前，对施工队里的种种恶行和条条款款是多么憎恨啊！当时驻江东大队的女干部沈发梅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找来一些木头给谭明生做了一具简易棺材将其安葬。七个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个装进棺材的，其余六人都是用帆布口袋装着就地挖坑掩埋的。
最让右派分子心寒的是，所有参与制作标语的右派分子在标语制作完工后，没有一个得到当初的承诺，没有一个被摘掉右派帽子。直到“文革”结束，这些人才先后得到平反。
标语设计师　文革中也难逃厄运
当时，制作标语人员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渐渐传了出来，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中共万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恒茂到巫山检查工作，发现问题严重，忙给巫山县提出，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制标语的右派分了每人每天增加供应二两（十六两制）黄豆，三钱食油。
1960年2月，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占地6000余平方米的“毛主席万岁！”终于展示在世人眼前，挺立于耸入云霄的青青山壁上，用20万斤雪白的石灰浆写出的标语异常醒目，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惊世大标语，巫山县委领导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虽然那时饥荒正在夺去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命。
在那个赤贫却到处充满着狂热追求的年代，“毛主席万岁！”大标语一出，当地许多报刊就刊发了大副照片或图画。1961年9 月16日，诗人郭沫若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当轮船行经巫山峡口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 “毛主席万岁！”时，大发感慨，当即写下了五律《过巫峡》：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他所说的“领袖万斯年”就是指的这幅“毛主席万岁”的超巨型标语。
当时，巫山的超大型标语成了巫山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然而，“总设计师”吕炎林却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1961年秋，吕炎林陪同著名作家徐迟到长江三峡采风。后来，他以采风中在神女峰上见到了明末清初的一蹲木质镀金神女像为题，写了一篇《我们找到了神女》的散文，正是这篇文章，为吕炎林“文革”期间挨批斗埋下了祸根。
1966年，巫山县城内的大字报在吕炎林的名字划上个大红“X”，旁批“狼子野心”，大字报上还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是《吕炎林一伙找到了蒋介石》，造反派们的证据是吕炎林的散文《我们找到了神女》。这些人居然把吕炎林和徐迟找到了神女塑像渲染成找到了蒋介石，神女竟等于蒋介石，这何等荒诞。就这样，吕炎林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直到1974年，吕炎林才被平反，此后不久，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
文峰山依旧　古稀老人追忆悲怆往事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今天，文峰山上的“毛主席万岁！”惊世大标语尽管几经复写，但在日晒雨淋中早已悄然消逝，留下的些许痕迹也都被绿树野草掩映。当年制作标语的人也大多逝去，现仍健在的仅有刘仁佐、高新权、王昌华（女）、孙祖雄、管孟春等20余人.当初由于长期在饥寒中施工，几乎人人都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风湿和胃病等。
孙祖雄是“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复写时的负责人，现年78岁。据他介绍，1961年11月，由于标语字迹笔划上长了很深的草木，有碍观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责成当地恢复原貌。孙祖雄带领53名下放教师，去完成恢复“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原貌这项光荣任务。老人对那段历史仍记忆犹新。孙老说，那年“三九天”特别寒冷，为了相互激励，每天凌晨，他们睡在地铺上，凌晨，大家合唱“冬天那个夜里，天寒冷啊……北京城在哪里，我不晓得，我晓得：毛主席住在那北京城啊……”人们随着歌声起床，又在晨曦中，赶到工地，开展“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他们每天都要干10小时以上，有时，还要抽调女炊事员范家珍、向德翠（已退休，住巫峡镇）等到一线施工。说罢，孙老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这次复写，他们50多人都住在文峰观残垣断壁破庙里，整整用了三个半月时间，才将“毛主席万岁！”这幅大标语恢复原貌。直至1963年草木再次覆盖，标语才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据文峰观道长孙至阳透露，他今年爬山锻炼身体时曾在半山腰的两个大岩缝上，看到仍残存有当年制作标语时留下的石灰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