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自律，才能自由 - 盛洪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在中国，尽管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传媒越来越显示出它是社会互动中的重要力量。当它受到压抑、声音微弱的时候，争取发出更大的声音显然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如果有朝一日它变得过分强大，人们就有理由担心，它会不会滥用它所处的有利地位。近来在台湾岛上发生的“璩美凤事件”似乎在提前发出警告。璩美凤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理应受到传媒的监督；但将她的性爱录相公开传播，似乎不仅已经越过传媒监督的边界，而且还有被政敌利用之嫌。
   
    传媒是一种力量，是因为言论是一种力量。中国自古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后来又有“人言可畏”之说。作为一种力量，传媒原则上是中性的，既可能有建设性，又可能造成损害。在一个社会中，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过大，以致压倒了其他各方的时候，传媒作为一种抗衡力量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抗衡的结果应是一种均衡，而不是压倒别人，我们可以在这一均衡中发现社会正义。尤其是，当面对较弱小的群体时，再利用传媒优势就显得霸道了。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说还为时过早，强调传媒的权力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作法。然而如果对所有的错误都矫枉过正的话，我们的社会永远会左右摇摆，找不到均衡点。更何况，经常是“过犹不及”，由此产生的错误又会成为限制传媒自由的主要借口，反而会压抑传媒的积极作用。因此，当我们的传媒走向自由时代时，重要的是建立起自律的规范。
   
    谈到自律，或许传媒中人颇感陌生。一方面，许多年来的外在约束使传媒很是痛苦；另一方面，传媒中人又大有道德优越感。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恰恰会使人们不知自律为何物。这也可能会成为我国传媒的最大弱点。压抑会造成反弹，使人们认为突破任何界限都是好事；道德优越感则使人们缺少反省精神。以“社会良心”和“弱势群体的保护人”自诩，确实激发了不少记者编辑的道义精神，作出了仗义执言、扶困济贫的正义之举。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看到普遍的滥用传媒权力的行为。有的利用报道人身攻击、发泄私愤，有的炒作稳私、夸张事实，更为普遍的，是不尊重作者、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不打招呼刊登文章，又不付稿费的编辑有之；不遵守事先约定，采访后不经认可就发表采访记录，甚至严重篡改被采访者的本意的记者有之；将不是我写的文章冠名于我的报刊有之；将我的文章按他们自己的意思“修改”的传媒也有之。更为严重地，是当这些错误被指出来以后，大多数传媒不是拒不改正，就是茫然不知自己错在何处。我有时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与他们在自己报刊上大谈的“诚信”之间的冲突。
   
    记得哈耶克说过，自由与约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不同制度安排的考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社会仅靠他律的制度就能生存。因而，内在约束是传媒扮演约束社会其他力量的角色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不守信用的记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字推进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一个行为不端的传媒还有“社会良心”。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传媒界普遍地缺乏自律的话，就会瓦解传媒自由的道义基础。当璩美凤诉相关传媒以及有关嫌疑犯受到拘捕时，整个台湾传媒界都应感到羞耻。因为它用事实宣称它需要政府强制部门的干预。事实告诉我们，传媒自由意味着，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却不能有违反规范的行为。只有以强大道德力量为基础的传媒，才会在为社会寻求正义的同时，赢得自身真正的自由。
   
    附录：　　　　　　　　　　　　什么不是我写的和我说的
    鉴于一些传媒的失误或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有些以我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并不是我写的，或被严重改动以致歪曲了原意，有些对我的访谈没有经我的修订和授权，以致不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愿意，有时甚至有很大的偏离，并且经常得不到相关传媒的纠正，我将这类文章和访谈罗列如下，以澄清我的文字责任。因为过去的时间较长，手头上没有保留所有相关的报刊，我将逐步整理列上。这个列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长，尽管我不希望这样。
    1．“经济学博士盛洪：道德缺失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访谈，《新周刊》，访谈记者为李冬莉，2001年11月1日（盛注：这篇访谈记录没有经被访谈者的认可，最严重的是访谈题目“道德缺失是经济发展的代价”，与被访谈者的一贯主张完全相反）；
    2．“东西文化交融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访谈，《21世纪中国大预测》，访谈者为庄乾志，改革出版社，1996（盛注：这篇访谈记录没有经被访谈者的认可）。
    3. 张勤德在新浪网经济学人上的文章“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训 ——二答“主流学者””（2005-02-14 ）中说：“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些公共财产就算他们的。”（《人民网》2004年10月2日）”（盛注：这句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不知最初伪造者是何人，但因只是在网上流传没有在意，不想竞被正式文章引用。200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