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社会：知识为王.

1958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出版《富裕的社会》一书，指出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富人的社会，或者一个富者愈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上的安全的社会。2001年，德鲁克为《经济学人》杂志描绘了“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身为知识社会，但其深刻内涵也并不在于知识是这个社会的首要资源，知识工作者构成劳动人口的核心力量，而在于：知识工作者拥有比经济安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地位。善于从历史中引证的德鲁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850年代，英国失去了工业经济的领先地位，先是被美国，然后是被德国所超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非经济的，也非技术的，而主要是社会的。从经济上、特别是金融上来看，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属世界强国；在整个19世纪，她的科技成就也很夺目。合成染料，现代化学工业的第一批结晶，是在英国发明的，汽轮机也是如此。但英国却从不承认技术发明人员的社会地位。说也奇怪，很少有国家像英国那样给予“科学家”极高的荣誉，她19世纪在物理学方面人才辈出，马克斯韦尔、法拉第、卢瑟福星光熠熠。相形之下，技术发明人员始终剥离不了“技工”的身份，他们成不了“绅士”。德鲁克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所谓“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计算机只是一个触发器，软件才是关键，它将传统的工作根据世代的经验予以重组，其中凝聚了知识的应用和系统的逻辑分析。换言之，起作用的是认知科学。由此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在经济和技术上保持领先的要诀是知识专才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价值的承认。如果他们在组织中仍然被当作“雇员”看待，就会重蹈19世纪的英国人把发明家看作“技工”的覆辙，其后果如何，历史业已给出了答案。德鲁克的这一分析触及到知识的性质。在传统的社会里，知识是清高而个人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说：知识的惟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长。常和苏格拉底辩论的普罗泰戈拉斯则认为：知识要达到的是知道如何说、如何说得好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让人看起来有“形象”。中国文化对知识的概念亦很接近。“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即是说，知识的应用只停留在思想的层次。而对道教徒和禅师而言，知识是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不论东西方对知识的含义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它们对知识不表示什么持完全一致的意见：知识不表示做的能力，功用从来不是知识，而是技能。18世纪在西方，知识开始应用到工具、流程和产品上，创造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摆脱了农业经济的财富创造模式，财富的累积由算术级增长转为几何级增长。从此，“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全球，创造了世界文明”（德鲁克语）。在这一阶段，分工制度与近代教育奠基，各种技术学校纷立，知识开始经由系统的教育而不是个人经验的传递得到推广。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要素，并迅速转化为经济与财富的强大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革命就是依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转变社会和文明。然而，社会价值的演变是缓慢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知识和技术仍有不同，因此社会对拥有“技能”的人虽给予相当的尊重，但仍然不视他们为“有知识的人”。要经过19世纪末期始于泰勒的生产力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管理革命（用德鲁克的术语，前者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后者是将知识应用于知识和系统创新），人们才彻底改变了对知识的看法：“我们现在认为的知识是知识显示于行动之中。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是在行动中有效的信息，着重于效果的信息。” （德鲁克语）回顾德鲁克笔下整个知识含义演化的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传统的知识只能提升个人的教养，现在的知识却能通过有效率的企业系统扩张成为对全人类有益的经济商品；知识终于直接和经济联结，人类社会进入到知识经济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知识是个人所拥有的最基本的资源，也是整个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些经济学家从不离口的传统的生产要素没有消失，但它们却转为次要的了。只要有知识，就能得到它们，而且能轻易地得到。在德鲁克的回忆录《旁观者的历险》中，他说自己是“第一个使用‘工业社会’这个名词的人”，而在《下一个社会》里，他又告诉我们，“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说法是他在1960年左右发明的。对德鲁克来说，虽然他被称为世界级的管理学大师，但他曾很坦白地表示，在他出版的三十多本书中，有一半并不谈“管理”问题，而是关怀、分析“社会”问题，亦即大社会的解构、转型和整合。德鲁克在管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摇摆，给他的读者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局面：很多人对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耳熟能详，对他的大社会理论却一知半解。他们尽管也熟练地使用着德鲁克所创造的这些新词，实际上并不清楚它们会怎样影响人的价值与行为，怎样改变经济和政治。认识到这一点，德鲁克不遗余力地在知识问题上发言，其心思主要花在三个方面：首先，呼吁给出一种知识如何作为经济资源起作用的理论。他说：“我们需要一种能使知识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心的经济理论。只有这种理论能解释目前的经济。只有它能解释经济增长。只有它能解释创新。……只有它能解释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后来者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横扫市场并驱逐所有竞争者的原因。”这种理论被德鲁克称为“后经济理论”，因为此前流行的是一种拥有强大分析能力但却没有价值基础的经济学。它终止了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联系，而将其视为控制商品行为的学科。然而，自从我们明白，财富的来源的确是某种非常人性化的东西――知识之后，我们第一次拥有一种方法，可以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并使之与人类价值联系起来；其后果是，经济学将不得不随时准备适应剧烈的转向。 其次，关注如何改进劳动人口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兴群体的生产力。德鲁克认为，发达国家管理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持续而系统地提高目前极为低下的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人员的生产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的经济将面临停滞。值得注意的是，德鲁克在此处强调，生产力不仅是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这使得他更多地着眼于提高服务工作的生产力。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中，职业和升迁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手中，他们是有资格从事知识工作的人。但是，这些人在总量上永远只占少数。缺乏知识、只能从事非技术性服务工作的人口在数量上总是占有优势，他们的地位类似于100多年前的“普罗阶级”，挤在人口爆炸的工业城市里。除非服务业工作的生产力快速提高，否则这一为数巨大的群体――其数量可能同制造业鼎盛时期的工人人数相仿――会看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快速下降。提高服务工作的生产力，是知识社会中管理人员最重要的社会担当。再次，尝试解释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知识工作者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前者是因为他们的养老金正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惟一真正的所有者，而后者是因为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并能随身带走。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兴起，驱使管理者认识到，使知识富有成效是一种管理的责任。组织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变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关键岗位由那些无法用传统方法管理的知识工作者占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能甚至都不是公司里的雇员，而是外包合同工、专家、顾问、临时工、合伙人等等。人们越来越多地根据所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所属的公司，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尽管如此，大部分的组织仍然在“骑墙”，秉持“资本至上”的传统心态，试图通过“贿赂”的方法留住知识工作者。无疑，知识工作者希望劳有所得，但满足他们的价值追求、给予他们社会承认、创造条件使他们得以最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才是当今组织用人的正道。上个世纪90年代，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写道：知识史在下一个世纪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又说，希望100年后能够写出一本《知识论》。如今，哲人已萎，但我们无法忘记他在知识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他为我们讲述了知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含义的变化。我们以他为里程碑，期待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