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超：地震一周年 常识仍混乱(《财经》 2009-5-15)

地震一周年 常识仍混乱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

　　【《财经网》北京专稿/记者 王以超】似乎在转眼之间，令山河同悲、神州垂泪的四川汶川8.0级特大地震，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应该承认，在这一年中，我们对于地震的危机意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公众意识上。

　　这当然是件好事。毕竟，中国是一个地震灾害频发的国家。无论我们从感情上如何难以面对，但迟早有一天，中国还会不得不去面对新的唐山、新的汶川的考验，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当此纪念之际，如何重建科学常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筑抗震勿入歧路

　　就在周年前夕，国内著名的房地产企业万科集团在四川绵竹遵道镇，推出了高技术版本的防震学校。

　　这其中，就包含了减震垫的应用。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减震垫的作用，在另外一个地震频发国家——日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之前，中国在云南等省份也都做过试点，证明了其可以极大地削弱地震的破坏力。

　　去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上，就有不少中外专家对《财经》记者呼吁，中国应该以日本为鉴，加强对抗震工程性措施的研究以及推广应用。

　　但是，我们仍需走出一个科学常识的误区，那就是建筑抗震其实并不总是需要那么高科技，只有大公司和高技术人才才能玩得转。很多时候，它只关乎细节，和质量控制体系本身能否正常运行而已。

　　以被很多人誉为史上“最牛教学楼”的四川彭州白鹿镇九年制学校的教学楼为例，这个三层的教学楼，之所以能在被地震整体抬升3米的情况下完好无损，其实并无多少技术创新。

　　其所做的，无非是做好细节而已，比如一直挖到岩石层才浇灌地基。而这个教学楼的建设者汪德全所在的兴华公司，也无非是一个只具有三级资质的小公司而已。

　　但遗憾的是，据5月12日出版的《新京报》报道，这样的公司和承建者，却因为资质问题，无缘震后的学校重建。

　　资质很多时候真的有这么重要么？毕竟，你要完成的并不是三峡或者鸟巢这样的“高难度动作”，也许它更需要的是责任心。

　　最起码，没有任何震后调查显示，一级资质或者二级资质的承包商所承建建筑的质量（包括学校），在地震时的表现更为出色。

　　5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公开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是人为因素致使建筑物在地震灾害过程中损坏，使人遭受伤亡。

　　按照这种说法，既然官方认为倒塌的建筑都不存在人为因素，一些灾区人为地设置参与灾后重建的门槛，依据又何在？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么？

　　我猜测，最大的原因，也许是地方政府部门认为，只有选择资质更高的建筑承包商，他们自己才能逃脱可能的干系。

　　灾区建筑的抗震表现至今未有公开调查结果在先，在重建中人为设置僵化门槛在后。这种泛“政治化”压力下的扭曲，加上对于包括监理在内的整个建筑质量监督体系缺乏深入的反思，即使汶川震后重建能暂且保得一方平安，但一旦出现新的汶川大地震呢？

地震预报前景迷离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地震局也许是承受压力最大的官方机构了。公众最大的愤怒在于，为什么这么大的地震未能提前预报？

　　客观事实是，中国从未具有过系统地准确预报地震的能力。不止中国，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迄今为止，也都不具备这种能力。

　　在中国，虽然好之者众，但无论是民间科学家还是专业人员，无论是借助数学模型还是传统的东方思维，无论是通过群测群防还是仪器网络，地震预报的成功率，也都仅相当于随机概率分布的水平。

　　也就是说，短期、临震预报的水平，和随便一个人掷骰子区别不大。

　　当然，你也可以做那种时间、地点和震级都十分含糊的预测，但那仅仅是预测而已，并非预报。诸如“未来五到十年中，京津唐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部，有可能出现5级以上的地震”这样的表述，不用民间科学家，我自己就可以杜撰一个出来。

　　预测不准怎么办？没关系，十年后我再来一次。反正，谁还记得你曾经预测不准确呢？尤其是在当下的语境中。

　　你不能因为诸葛亮借过东风，就把中国天气预报的历史推到三国时期。毕竟，历史上成功利用东风的，似乎也只有诸葛亮，可见这种经验哪怕真实存在，也不是一门可以依仗的科学。

　　当然，要先正源，中国地震局应从自身做起。所谓“监测预报司”这样的部门设置，完全可以更改。否则，你既然有这样的官方宣传，就怪不得公众对你有这样的诉求。

　　此外，要让公众真正理解地震预报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地震局还应最大程度地公开信息，以及允许更加宽松的讨论氛围。

　　比如，中国地震局所收到的所有短期和临震预报信息，是否可以考虑在一定时间之后解密？这样，公众更容易判断，诸多预报专业从业人员以及民间科学家的真实水准和可以达到的程度。

　　因为就个人而言，总是有选择性遗忘的倾向。而这些资料记录，却是不会说谎的。

　　还有，发布地震预报的权限，也完全可以放开，没有必要完全把控在政府手中。哪个专家或者民间科学家愿意预报，都可以，媒体可以自己权衡是否刊登。因为，如果一个专家或者一个媒体的预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失灵，市场自己就会做出选择。

　　最起码，我们应该允许个人以博客、论坛这种新兴的方式，来发布地震预测或者预报信息。这不仅有利于在社会上保持必要的警醒心态，同时也利于去甄别到底是“诸葛亮”还是“事后诸葛亮”。

　　信息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以及一定时间段中，引起一些波动甚至恐慌。但对信息的人为控制，只能带来更大的长期成本。

临渊羡鱼或者退而结网

　　那么，在短期之内尚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情况下，中国地震局这样的官方机构，应该如何准确定位？

　　不能准确预报，并不代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对地震的机理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并且设立地震观测网站，同样可以在整个防震减灾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为只有准确地了解一个地区的断层，尤其是活断层的分布，才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有效地规避这种风险。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提供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震级，只要我们能对该地区的地震趋势做出长期的预测和分析，也能在最大程度上预防和抵御可能的灾害。

　　当然，相对于神奇地预报地震而言，这是一种笨办法。但既然我们还没真正聪明到那种程度——自我聪明除外，把笨办法能真正用好了，也总比寄望于掷骰子一样的押宝强。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转变，不管从思维模式上，还是从管理体制上。我们是一个喜欢取巧的民族，虽然弄巧成拙的时候居多，但对于技巧的推崇仍然根深蒂固。

　　实际上，即使根据新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地震局对于防震减灾，比如建筑抗震设计、施工以及验收等，也并没有完全的主导权。这种分散的行政管理架构，不仅容易削弱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同时也使得追究责任难以落实。

　　1976年大地震的受害者河北省唐山市，早就汲取了这一教训，明确地震局为抗震设防主管单位。但遗憾的是，这一经验并未在此次《防震减灾法》修订过程中受到足够的重视。

　　除了切实加强抗震设防，尽快在中国地震多发地区启动地震预警系统的建设，也是当务之急。虽然与预报相比，预警并不能绝对避免伤亡，但利用地震波P波与S波的速度差，这一系统可以争取到一定的时间，仍然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减灾工具。

　　早在两年前，日本气象厅就建成了可实际运行的地震预警系统。去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上，日本NTT公司总经理TAKASHI NUMAJIRI就对《财经》记者直言，如果使用了和日本类似的地震预警系统，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伤亡人数或许可以减少80%到90%。

　　在5月11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副司长杜玮透露，中国有望在近年内启动建设一个能够覆盖地震多发地区的实验性地震预警系统。

　　这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还不够。既然中国整个地震灾后重建，有望从原来计划的三年缩短为两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拿一点钱出来，为预警系统的建设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时间表吗？

　　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大地震什么时间会袭来，也许十年，也许一年。但我们的准备程度如何，却很可能决定将来一旦类似的特大地震发生时，会伤亡一万人还是十万人。■

相关新闻：

• 【地震一周年】青川重建两难境地
• 地震“群测群防”的正名与重生
• 大震前的一次防震知识竞赛
• 【地震一周年】学者警告灾后重建次生灾害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