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王以超 李虎军/《财经

与道德的荣辱相比，如何实现体制的良性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谢华安之“病”
所谓荣辱转瞬，对于有着“杂交水稻之母”声誉、现年66岁的谢华安而言，或许此刻最有体会。
2007年12月27日，就在其正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天，他所在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两名退休人员，致函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矛头直指这位新晋院士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
此后，这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披露，并经网络广泛传播之后，几乎成为近期最具争议性事件之一。举报者称谢华安在撰写相关论文和书籍等学术行为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端行为。
举报者称，在2005年年初出版的《汕优63选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本来洋洋洒洒78万字的著作，是由该所20多名中青年科技人员执笔撰写，但最终的编著者一栏中，却仅有谢华安一人的名字。
1997年，谢发表的《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Ⅲ·光合特性与光能利用率》一文中，也在正文中未加注明的情况下，使用了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研究人员1989年发表在《江苏农业科学》上的多处关键数据。尽管谢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江苏农科院研究人员的论文，但仍未说明究竟“参考”了哪 些部分。
无论按照欧美国家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者是国内相关条文，姑且不论举报者动机如何，谢的行为，都的确有学术造假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质疑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公正性，也是应有之义。
毕竟，作为中国学术界的至高终身荣誉之一，院士的头衔并不是中国科学院可以私相授予的。
鉴于早在2007年10月份，中国科学院就曾经针对这些举报，委派包括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启发教授在内的三位院士赴闽调查。那么，现在，中国科学院就有义务公布之前的调查结果，并对院士遴选流程的种种疑问做出解释。
但遗憾的是，中国科学院却至今没有公布调查详情；而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也多徘徊在失衡的边缘。
无论谢华安在书本或者论文中给出的答案如何，学术品德如何，他在稻田中给出的答案都是真实的：
虽然对于公众而言，其名气远逊色于另外一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但这个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却一手催生出了“汕优63”这个造福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水稻品种。
作为20世纪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汕优63”连续16年保持了产量第一。对于崇尚“以粮为纲”的中国而言，这一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
有人甚至以为，在1994年，当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提出“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拷问时，正是这样一批田野中的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
异化的荣誉
当然，批判一个人学术道德败坏、学风恶劣，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或许我们不要忘记，个人的堕落总是有极限的，但集体或者是制度却可能没有。
1994年，当中国科学院将学术终身荣誉，从原来的学部委员正式转变为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也许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称号会承载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涵。
1995年，随着中国工程院的正式脱胎，“两院院士”的称号开始变得一纸风行。在2007年年底完成两年一届的增选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数量目前都已经突破了七百大关，可谓盛况空前。
但和繁荣一并伴生的，则是异化。
虽然院士制度本身源于欧美教育和学术理念，但在中国，却是在整个学术体系最初“苏联化”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因此，土壤和果实的习性之间，一开始就注定存在天生的罅隙。关键或许在于：谁影响谁，谁改变谁。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结局也许是注定的，那就是“虚无”的学术荣誉，终究难抵真金白银的“体制性遗产”的诱惑。
和欧美专业性学术体制不同，在中国的科研和教育界，骨子里还是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任何学术行政手段，由于其大多不是在专业内部通过同行评议达成共识，往往更需要寻找一个合法性的“支点”。
这个“支点”，首先条件就是必须对这个体制内的操作者，具有足够的保护性。也就是说，这个“支点”，最起码在公开的语境中，是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决策者个人的主观“恶意”的，就像自然环境中的“拟色”一样。
在“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院士制度诞生之前，也有很多颇有些灰色意味的“支点”，比如出身名校、师从大家或者海归背景等，在决定各种奖项、职位以及课题时都举足轻重。但这些话语，毕竟用起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不大上得了台面。
现在好了，有了院士这个集“众家之长”并具备法理正统性的“金牌支点”，江湖可以鼎定了：一个世界是有院士背景或者血统的，另外一个则是没有的。
把一个项目下放给院士或者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化风险的释放：因为一旦成功，是领导和组织有力；一旦失败，则是国情使然，难免的学费。潜台词是：“连院士都不行，况竖子乎”，自然非行政之过也。
正是因为这个“支点”有此奇效，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也随即跟上；到了2006年中，就连一向被认为“文无第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启动了类似院士制度雏形的学部委员制度。
神坛还是祭坛？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曾经对《财经》记者戏称，在行政和院士的双重“割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已经少有“自由民”的生存空间。
话虽有俚语之嫌，但其中的深意，对于决策者而言，却不可不查。
正是因为一旦有了院士身份，就有“吸星大法”一样的效用。因此，在中国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院士评选早已经从个人性质的、非盈利性质的自愿性行为，演变为规模宏大的有组织的、功利性的自觉行动。
各个大学，无不以拥有的院士数量多寡来论短长，如同以拥有的博士点、重点学科或者实验室来论衡一样。
当然，美国的大学也有类似的竞技行为，可目的相对单纯，只为招徕全球优秀才俊；而且，往往比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数学上等量的菲尔茨奖。许多人都知道哈佛曾经出过43个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目前也拥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知道它们分别有多少院士似乎不多。
更何况，即使对于美国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其所拥有的物质上的“优先权”，与中国院士相比，往往也是少得可怜的，更不会形成在学术界的某个领域事实“割据”的局面。
没有人知道，像谢华安这样屡次申请，并转战于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人，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心境。坚持这种选择的到底是胸有凌云志，或者是心有不甘？或者就象很多战争一样，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发动它，却根本无法阻止它按照惯性继续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谢华安有理由觉得委屈。在院士这一群体中，固然学术成就和品格令人尊敬的学者众多，但因出身名门得之者有之，先入仕后居高临下得之者亦有之；更可能有在实践上既无做出巨大贡献，在理论上也无重大突破，最后也稀里糊涂得之者。
无论如何，在院士制度这面多棱镜面前，这种起于田亩之间的老人，都有着其悲情的一面；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网络上不乏为之鸣冤者。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院士制度已经饱受批评，谢华安学术造假风波，仅仅是一个最新的注脚而已。种种迹象显示，它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成为举足轻重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现在的公众批判，往往仍然过于关注从神坛走向祭坛的个人；与道德的荣辱相比，或许，如何实现体制的良性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哪怕仅仅是个开始，也总比把万千标枪投向一个被异化的对象，更加值得欣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