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1)

中国——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ZHL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又是一场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波澜壮阔的伟大序幕，由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引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前台。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第三次历史飞跃和伟大转变，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将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当今世界发展的人本化、一体化、信息化、虚拟化趋势，就是推动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重要历史因素。而人类社会实现着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过程，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崛起，东西方文化的转变，世界历史的飞跃，21世纪所有这些伟大历史事件能汇聚叠加在一起，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虽然由当初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到其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再到今天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过程，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实现的，但是这一伟大转变过程的历史起点，却是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把中国推上世界政治文化前台的文化拓展运动，而绝不像一般教科书宣传的那样，是什么迎接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文化接受运动。从那时起到现在的90年，恰恰包含了三个完整的历史阶段：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1979年到2009年的彻底清算革命。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让中国人民见证了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理想与欲望、人与兽之间截然相反的两个文化极端。从而，历史才把执掌21世纪世界政治文化龙头的大任，放到了中华民族的肩上。通过对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简单比较，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逐渐走上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脉络。

一，告别全盘西化的亡国之路，提出了民族自救的世界级任务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华民族总是在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候绝处逢生。五四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候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而造成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历史惨祸的，不仅不像改革教谣言散布的那样，是什么闭关锁国、僵化保守，而恰恰是全盘西化，彻底开放的结果。可以说，从晚清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改革开放最彻底的国家，是迄今为止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彻底改革开放。先是30年洋务运动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用主权换和平，用资源换技术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外资潮水般涌入中国，与官僚资本一起瓜分控制了中国经济资源和经济命脉，把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迅速变成了惊人财富。从1861年领导改革开放的总理衙门成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其间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成就，远远超过后来1979年到2009年间的经济成就，GDP总量世界第一，海军规模亚洲第一，仅四大水师之一的北洋水师战力就曾超过日本海军。经过洋务运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肥大的国家，肥大得让所有西方列强都垂涎欲滴，首先是弹丸小国日本按奈不住强烈食欲，于1895年派出十多艘军舰，一战全歼北洋水师，从中国获得了超过日本4年财政收入的战争赔款，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十分轻松地落入了日本手中，中国老百姓甚至没有享受到其中一分钱的经济成果。甲午战败及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被日本人占有，标志着当初建立在镇压太平天国人民革命基础上的洋务运动已彻底失败，所谓改革开放已把中国送上了亡国不归路。

洋务运动造成亡国大祸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买办集团腐蚀掉了国家力量。他们打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旗号，让天下资源尽数落入官人和洋人手中，联手洋人架空朝廷，官权泛滥，腐败透顶，朝无廉洁官员，军无爱国将领，国家肥大得没有了一块骨头，根本经受不起任何折腾。就以甲午海战为例，当时如果没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向日本舰队提供燃料等物资，日本舰队根本无法同北洋水师抗衡。二是汉奸集团腐蚀掉了民众力量。他们把西方文化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注入中国社会，把中国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用动物本能代替道德法则，把全国民众撕裂成为无数碎片，变成了只有生物本能反应的一盘散沙，在外敌入侵面前，要么选择本能顺从，要么选择理性爱国，所谓理性爱国，说白了就是充当汉奸。甲午战败表明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临头，买办集团主导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一条死路，在改革开放中孽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对立，无论任何国家入侵中国，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入侵者立场上，这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能轻松打败中国的根本原因。在此需要弄清的是，在洋务运动中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把中国推上亡国死路，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所未有，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失误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和中国同时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与中国改革路线完全相反，采取了“王政复古”的强国战略：一是在国家层面铲除买办集团，通过效忠天皇来加强中央集权；二是在民间层面铲除“汉奸势力”，通过宣扬武士道来推广爱国主义牺牲精神。正是通过与中国完全相反的改革路线，一个弱小落后的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改革路线，给两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相反命运：弱小的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庞大的中国成为世界最肥大的国家。

这个反差如此巨大的活生生事实，无论是表面上领导改革开放的朝廷政府，还是实际上支配改革开放的洋务派改革精英，抑或是稍微关心时政的一般百姓，无一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甲午战败后，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财富被日本人尽数掠去，西方各国纷纷公开向中国派驻军队，买办集团更是甩开朝廷政府公开与洋人瓜分中国资源，西方列强通过贿赂李鸿章等改革精英，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和中国领土，越来越大规模分割中国主权，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只剩下政治统一的国家空壳。此时，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大祸的唯一选择，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铲除买办集团，也就是后来五四运动提出的“内惩国贼，外争主权”。这一点，连亿万普通百姓都看得十分清楚。可是，当时主导中国改革开放舆论的西方列强，却通过中国改革精英大肆散布祸国殃民的历史谎言，认为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问题完全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把改革矛头指向了将中国变成西方殖民地的最后一个环节：消灭中央集权。于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头上，战乱和屠杀成为其后几十年一直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死亡阴云。男人随时会被屠杀，女人随时会被强奸，成为宪政改革带给中国人民的基本命运。那些伪自由派、美国鹦鹉等极端右翼卖国势力，总是利用人们的单纯说什么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宪政，才能建成强大和谐的国家，这就如同说只有像狼群生活那样没有栅栏，羊群才能避免被狼群猎杀一样荒谬。历史上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最大规模屠杀，屠杀八千万印第安人，屠杀几乎同样数量的非洲黑人，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无一不是发生在欧美宪政时期。宪政民主不过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屠杀有色人种的一种组织方式，如同没有栅栏是狼群猎杀羊群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如果以此为根据要求羊群拆除栅栏保护，无疑是对羊群的谋杀。当时中华民族就成为西方狼群的猎杀对象。

如果说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是对中国的催肥过程，那么接下来八国联军建立刺刀宪政的政治改革就是对中国的宰杀过程。看到中国甲午战败后被日本一次性就掠去了相当于4年多的财政收入，西方列强眼馋嫉妒得几乎要疯了，比西门庆看到潘金莲被武大郎拥有还要更加愤愤不平，于是，所有西方列强如同狼群般地一起扑向了中国。西方列强甚至不通过中国政府随便建立自己的特权，不仅西方资本、西方商人、西方教士等可以随意进出中国，享有各种法外特权，甚至连西方军队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完全如同年老色衰的婊子般被抛在一边，最多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西方列强搂着中国买办集团忘我狂欢的激情放肆，严重刺伤了晚清王朝的国家自尊，曾经声称情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都已感觉到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她想到了民众，想利用义和团恢复大清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民众在民族大义面前，也毅然放下了屡屡遭受清王朝屠杀镇压的阶级仇恨，义无返顾地举起了“扶清灭洋”的抗战大旗，继被全部屠杀的太平天国之后，再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在民众抗战热潮的鼓舞下，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之辈毅然向全体西方列强宣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向全体西方列强宣战（第二次是抗美援朝打败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一战而雪百年耻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官权的王权与民权直接结合。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后，那些声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洋务派买办集团，如同后来叶利钦搞独联体架空苏联总统戈尔巴桥夫一样，联合11个省搞“东南互保”，甩开中央政府直接与西方列强签署投降协议，公开与西方列强结成同盟，带走了大清王朝几乎所有的军队。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十分奇特的不均衡战略对峙：一边是一无所有的王权和同样一无所有的民权相结合，一个老太太率领着一帮手无寸铁的农民向全世界列强宣战；另一方面是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军事和领土的官权与世界列强组成的洋权相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刚一对外宣战，控制这个国家绝大部分资源和军队的精英集团，就整体倒向敌人并与本国人民为敌，还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不用出手便胜负已定，况且慈禧太后只不过是把义和团作为同买办集团和西方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根本就没指望义和团能够取得抗战胜利。所以战争一打响，慈禧太后便匆忙踏上了茫茫千里的逃亡之路，把成千上万群龙无首的义和团民众丢给了八国联军尽情屠杀。可叹义和团再次重演了太平天国的惨烈场景：被全体屠杀，无一幸免！

所不同的只是：太平天国是被领导改革开放的洋务派领袖屠杀掉的；义和团是被改革开放引进的西方列强屠杀掉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几乎都是对太平天国实行大屠杀的刽子手，特别是曾国藩实行的“南京大屠杀”，被屠杀者超过百万民众，远远超过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当看到八十年代翻案风席卷中国大地，曾国藩被平反昭雪进入全国书店和课堂时，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唯一被多次频繁屠杀的民族，为什么所有外国军队只要一踏上中国土地，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大屠杀。从现代中国文化精英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中，人们自然就会得到答案。歌颂大屠杀的刽子手和咒骂被屠杀的人民，是中国文化界独有的黑暗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歌颂对本国人民大屠杀和咒骂被屠杀人民的知识阶层，唯独只有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歌颂除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外的几乎所有屠杀本国人民的刽子手，之所以没有歌颂日军“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是被美国领导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否则，松井石根肯定也和曾国藩一样进入了中国大学课堂。可见，大屠杀的真正凶手并不仅仅是松井石根和曾国藩那些下令屠杀的人，同样应该包括那些歌颂大屠杀的人。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凡是歌颂对本国人民大屠杀的人，都会无一例外地被绳之以法，即使在那些法度废弛的国家，也会被老百姓严厉惩处。只有中国，知识精英在肆无忌惮地歌颂八国联军的大屠杀，在肆无忌惮地咒骂因反抗外来侵略被屠杀的义和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歌颂曾国藩与八十年代末的历史悲剧绝不仅仅是历史巧合，目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伪自由主义对八国联军大屠杀的无耻歌颂和对义和团的恶毒咒骂，同样在预示着新的历史大屠杀在不断迫近，只要中国还没有像以色列那样，把歌颂八国联军大屠杀和咒骂义和团的暴徒绳之以法，第三次“南京大屠杀”就不可避免。

在镇压义和团和京津大屠杀的血泊中，八国联军用刺刀迅速建立起了中国的宪政制度。对外宣战后便匆忙西逃的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被迫发布了《钦定宪政大纲》，向西方列强保证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这才换取了返回北京维持傀儡政权的暮年命运。与洋务运动历经34年的经济改革相比，西方列强显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更加迫切，只不过短短5年时间便用大屠杀的方法，急不可奈地把中国推上了宪政道路。估计现代许多西方政治家都十分熟悉这一过程，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就曾多次采用威胁口吻警告中国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否则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在八国联军京津大屠杀和刺刀逼迫下建立起来的宪政中国，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而更像是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对于一心想独吞中国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听命于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严重妨碍了日本人的侵华战略，于是便支持革命党人推翻了大清王朝，把中国变成了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那种封建割据状态，为下一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大清王朝这个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被推翻后，西方列强开始随心所欲地打造中国的宪政模式。一时间，中国变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万国博览会”，什么法国的共和制，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等等，几乎所有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在中国试了个遍，仅民国初年就举行过两次全国大选，走马灯式的连续换了32个总理。结果却是中国越来越弱，越来越乱，越来越分裂，越来越成为西方殖民地，最后完全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历史绝境。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是在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和八国联军的政治改革已把中国推入历史绝境，中国已被全盘西化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爆发的。在被西化到几乎亡国条件下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绝不再可能是接受西方文化的运动，无论是什么“西方先生”都不再可能被接受，而只能是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运动。彻底告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五四运动之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整个西方世界推入了战争的血泊之中，彻底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血淋淋的兽性本质，再对照西方列强为瓜分中国制造的封建军阀割据战争，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青年彻底看清了全盘西化的亡国性质，坚决打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旗帜，开辟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时代。虽然反帝反封建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救亡旗帜，但是反帝反封建却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任务，当时不仅中国，包括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而当时同时提出反对国际民族压迫和国内阶级压迫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就担负起了世界级的历史任务。从那时起到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其间3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独立发展道路，正是中国独立发展道路的普遍示范效应，才推动了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往人们总是错误地把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结果。其实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胜利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并不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主要是对有色人种的掠夺、征服和杀戮，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表现为对白种人的殖民化。所以苏联东欧这些国家也就没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工人无祖国便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5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什么历史贡献，有历史贡献的主要是中国。

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政治文化重心

如果说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30年，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30年，那么1949年到1979年则是中国人民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推动世界政治文化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而一度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30年。在这第二个30年里，中国主要有3件事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以往世界政治斗争固有的历史逻辑。这3件事情就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平改造的经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这3件事情都与当初的五四运动有关，或者说是对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和平改造。采用和平方式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同时解放出来——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物质解放和剥削阶级的精神解放，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的伟大历史创举，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历史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和阶级交替，无论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暴力始终是旧制度的送别者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对生产资料进行暴力剥夺，对旧的阶级进行暴力镇压，对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战犯进行暴力惩罚，一直是社会革命不变的主题，几乎所有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唯独中国开创了和平改造的历史道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剥削阶级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把皇帝和国民党战犯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把日本战犯和平改造成为和平人士和友好使者。所有这些，都为探索人类社会新的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一下世界发展史就会发现，50年代中国和平改造运动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暴力斗争转向了和平斗争。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在客观上成为世界政治斗争方式转变的历史转折点。有时候，观察和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对世界影响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对比一下该历史事件发生前后世界发展方式的变化，如果该事件发生后世界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重大变化，就是该事件的重大历史作用。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就对世界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标志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