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故人行/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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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人行/丽珠

 

 

远离故土,人的感觉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原先以为鸡毛蒜皮大点事竞会变得至关重要。譬如说,间或在超市听见讲中文,定要多瞧几眼,且溢出格外的笑意。当然,这种事只发生在象我这样的乡巴佬身上,家居纽约,洛杉基等闹市的人是绝不至如此少见多怪,自作多情的。

 

乡恋是酒。何时更醉人?他乡逢故友。

 

刚到美国的头几年,偶尔听说朋友中有故人自故土来,我先生便悻悻然:“就我们没人来。”

 

终于有人要来了,  一家子好几天都处于昂奋之中。等来的第一个人是我先生念本科时的老师,他当上了大学校长,从福建来。那时我们住在辛辛那提大学附近的公寓里,唯一的一间卧室让给老师,我们领着两岁大的儿子在客厅打地铺,还买了上等的牛排烤了招待老师。这也算得是精心策划了。两个穷学生,还养了个宝贝儿子,上得市场来,必定哪样便宜拣哪样,以致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美国就没好吃的东西。过了两天,我先生开车跨了几个州把老师送到另一位同学家,饭桌上那同学抱怨说美国的东西不好吃,老师应声答道:“不对,美国的牛排就非常地好吃。”我先生回来传达了这段对话,俩口子为此神气了好久,认定没枉付了那牛排钱。

 

我们接待的第二个人是我先生姐姐的同学,来时是三明市的付市长。日理万机的中国官员出访,行程岂能不分秒必争?一半的时间锁在飞机里汽车上,四分之一的时间蹲旅馆饭店,剩下的四分之一用于逛大都市。杵在名屋牌坊前拍张照,算是到此一游。衣冠楚楚的中国官员们被那些个带团的小喽啰们赶鸭子似地吆喝得团团转。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做“穿得漂漂亮亮去逃难。”

 

我先生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执意网开一面,扯了那付市长到我们这儿来品尝山乡秀色。

 

我家所在的哈里斯堡是宾西法尼亚州的州府所在地,位于横贯北美大陆的“玉米带”,跟咱中国沈阳的纬度相当。美国最重要的两条南北走向的大山脉之一的阿巴拉契亚山往东绵延到我们宾州中部,才刚刚抖落了它那拔地擎天的伟男气度,摇身一变,幻化成风韵万千,极富线条,极富动感的成熟少妇。山峦如屏如障,谷地蜿蜒舒卷,湖泊晶莹剔透,大小溪河犹如血脉经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哺乳着这片丰腴娇娆的土地。春夏之际,驱车穿行于田野之中,但见一缕翠绿,一缕黄褐,绿的是玉米青纱,黄的是休耕闲地。政府对土地休耕管得很严,付了补贴让农田轮休,直升飞机就在天上监视着,本该是黄褐的,却染了青绿,那可是犯法的事。因了机器耕作,加上谷地起伏升降,那黄绿相间的织锦如同少妇身上的百褶统裙,俏丽妩媚而不失庄重,章法严谨却不乏趣味。点缀其间的是天边那圆柱形的谷仓和路旁疏懒雍容的奶牛。

 

付市长叹为观止,说是到了美国好几趟,终于见到了美国作为农业大国的风貌。说实话,到过咱中国大上海的外滩,美国那摩天大厦林立的都市景观就算不得甚么了。美国佬还特吝啬,若不是逢年过节,彩灯都不舍得多开。连那名闻遐迩的帝国大厦也就罩着顶淡淡青纱罢了,若无人指点,没谁能悟出她的名气来。我前年到过重庆,往朝天门码头一站,那灯光之妖艳让我瞠目结舌。乡梦中那星星点点,闪闪烁烁,隐隐掩掩,幽幽静静的山城夜景已成昨日黄花。如今的重庆,楼宇众多,灯光火爆,我弄不清是楼高,还是坡陡,倒象是一幅由霓虹灯涂抹出的摩天壁画,盛气凌人。

 

流年似水,漂洗了封尘的印象;寻寻觅觅,不见四十一年前离渝时踩过的那悠长得没有尽头的石阶。让我动情的是那偷了一片灯光在广场上起舞的人群。年岁不轻的男士们或满脸喜气,或道貌岸然,一律踩准了节拍,执着那纤纤手,扶了那棉柳腰,舞步一旋,扭过身来,才明白那舞伴也多是如我这般看过了半个世纪风云的寻常百姓。

 

少小时我多呆在城市,如今爱上了乡村。我家在一座小山坡上,东面坡底有条浅浅的小河。雁鹅,野鸭,鹭鹚,鸳鸯,轮番戏水,不时有小船摇过,还有人伫立河心垂钓。我每日开车上下班都挑了这条沿河路走它数百米。早春梅残柳瘦,梢头的鹅黄如少女含羞,欲绽又凝;盛夏浓荫婆娑,滤下滴滴流金,鹅爸爸鸭妈妈拖家带口慢条斯理地横穿马路,来往车辆驻足停候;深秋红枫如火,白桦似银,高高的塔松笑傲风云;待到严冬又别有一番景致,每逢瑞雪初霁,玉树冰花,河面笼一层袅袅白雾,恬静缥缈,总带给我一副好心情。

 

有年冬天,大雪之后骤然转暖,上游融雪引发河水暴涨。那天我到外地开会,回来时天色已晚。没看清状况,我一拐弯就从大路开进了河边那条小道。真个是水漫金山。眼见汽缸进水熄火,我慌忙弃车逃命。黑暗中拎了双高跟鞋,赤着脚淌过冰水,跑步回家。一路如惊弓之鸟,过后则成笑话一桩。可见河水不可欺。

 

不过,大多数日子里,当地的河水都很守本份。从开春到入冬,泛舟大小河流是百姓们合家度周末的基本项目之一。家门口的那条河我不大去,水流太平缓,划起来没啥味道。我最喜欢的河叫黄杨溪。去年十月有两位朋友来访,我头一个想炫耀的就是这黄杨溪。

 

我这两位好友,一个绰号“猫”,来自广州;一个叫“多多”,来自美国南方的阿拉巴马。两人都是执信女中高三二班的旧部。当其时,她俩不但学业顶尖,且各有特长。多多拉得一手手风琴,又以一只画笔闻名;猫的新疆舞还曾倾倒了半个广州。

 

猫一头卷发,一双杏眼,一身灵气,自幼养尊处优,备受父母师长的宠爱。许是因为幼时不必为衣食而烦忧为不公而愤怨,猫是一颗无牵无挂无拘无束任情任性的精灵。健全的心态,对公义的崇尚,对善良的虔信赋予她以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

 

文革后期,我常到猫家串门。若赶上吃饭时间,猫家就添双筷子,若错过了,猫必领我上街下馆子:“猫姐姐请你吃汤粉。”

 

粉是沙河粉,汤是骨头汤,五分钱一两,一毛钱一大碗,酱油辣椒排在桌上,随你添。猫祖籍桂林,原本却并不吃辣,只因同班革命家教导说“连辣都怕,还革什么命?!” 就这么稍稍点拨,猫即痛下决心,勤学苦练,不久便功成名就,嗜辣如命了。我们每回都能把那桌上的辣椒吃掉小半瓶,还每回都觉得又得意又惭愧。

 

话可得说回来了,我当年之所以围着那伙高中生转,绝不为混碗汤粉;磁铁般吸引着我的,是她们那远比我发展得丰富,成熟的个性。在猫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意大利歌剧《茶花女》。她家有当年民众家庭里极罕见的留声机,有《茶花女》全剧的唱碟,更了不起的是还有一本厚厚的《茶花女》总谱。唱词译成中文了,曲子还是豆芽菜。我记得其中扮演老亚芒的是名闻世界的苏联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他那地球般浑厚的声音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沉重感,催我哭泣,容我悲伤,不像当今的某些个“流星”,男的轻佻佻酸溜溜,女的歇斯底里张牙舞爪,害得我老怀旧。不过现在也有现在的好,什么歌都敢唱。《茶花女》算得上是世界文化遗产吧,可当年我们是关着窗户听的。毕竟是春心萌动的少男少女,听着听着,禁不住热血中烧。有人悄悄推开了窗,薇奥列塔那悲怨而激越的哀泣冲出窗口,盘旋于楼前街道上那原本寂如止水的空气中,久久不肯离去。我向窗外瞥了一眼,不做声。猫读懂了我的忧心,呵呵地笑了。她拳了双掌,贴在胸前,装作花腔女高音自我陶醉的模样,随着歌剧旋律唱到:“啊,恩维尔 . 霍查,我的太阳…” 那一脸的狡诘,我至今不忘。

 

那时我还不识五线谱,硬是用手指跟着豆芽爬楼梯,学会了老亚芒咏叹调。在我们中间流传着的有两本巴掌大半寸厚的书,一是《外国民歌二百首》,一是《独唱歌曲二百首》。文革几年下来,那两本书里,就没有我不会唱的歌。衣服依旧灰灰黄黄,心灵却渐渐变得富有。

 

我总告诉自己,在衡量心灵财富的天平上,欢乐与痛苦有着同样的份量。多多的少女时代就讲述着与猫完全不同的故事。她的父亲是个不谙世事的文人。反右初期,他被指派归类整理单位中右派分子的资料卷宗。结算时才发现右派比例没达标。大约是由于多多的父亲光顾埋头分装纸张,批判大会上发言太少的缘故吧,单位决定派他去补足右派指标。帽子朝头上一扣,青海劳改场便是那唯一的去处了。此后二十三年,父亲音讯渺茫。多多的母亲是位中学教师,在多多的记忆中,那半年多里,母亲的枕头就没有干过。为了留住公职以养家糊口,也乞盼五个年幼的孩子不至于永远地背黑锅,她办了离婚手续。多天真啊!六六年多多还不照样因了这“右派的女儿”在执信女中被打被斗!多多害怕在校园里走动,因为有人会朝她脸上吐口水;多多不敢熟睡,因为一群“主义兵” 曾深更半夜领着北京101中的男生冲进学生宿舍,用棍子皮鞭把多多从恶梦中打醒,拖进了实实在在的地狱。四十一年过去了,提起那无法抹去的往事,多多仍不胜凄惶。人啊,怎能堕落成野兽般肮脏,疯狂?!更叫人寒心的是,从不见报上网上有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莫不是当年这些得意之人,仍得意今朝?!他们怯于记忆,忙于钻营,“良心”二字老早就从他们的字典里抠掉了!

 

多多说,在那些个心酸,恐怖,无望的日子里,偌大一个执信,上千名师生,唯有一个人,绝无仅有的一个人,敢跟她说话,敢与她并肩,敢朝她微笑,那就是猫。

 

有这份相知相识,何惧它天荒地老!

 

六八年,咱们一揽子转行为知青。我到了海南,猫到了中山,多多到了东莞。那时一大群饱受欺凌的女中知青们都很喜欢我那善良美貌又聪明大度的母亲,每逢回城便相邀着到钟妈妈家玩,最多的一次来了三十几个。我妈妈拆了床板当饭桌,招待大家,盛情之极。其实,我少年丧父,到文革时,已是内囊早尽,家徒四壁。那时买肉凭票,妈妈自己不舍得吃,省下来招待客人和她那全当了知青的四个儿女。肉票按月计,过期作废。不过每月的头三天,前一个月的肉票跟本月的肉票可同时使用。妈妈便起了大早到菜市场去跟那些排队买肉的人说好话,将头个月的肉票换成当月的。月月照此办理,每每能积攒出几斤肉来。多多是执信知青中少有的几个知情者之一。后来我妈妈病了,身子很弱。擅长异想天开的多多随即跑到公社自荐当了养猪姑娘。此后,每逢母猪产崽,便将那众多的猪胎盘收集了,血淋淋地晾在晒谷场上,好找机会送回广州让钟妈妈补养身子…。一片痴心,皇天可鉴。

 

多舛的人生不能把多多压垮,她破土而出,专与命运抗争。她对生存的执着,对死寂的不甘,对知识的渴求,对幸福的追逐,感染着她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记得我头次从海南岛回穗探亲,那会儿刚当了一年知青,除了每月寄钱回家补贴家用外,统共攒下了十五元。多多把我领到新华书店,为我作主买了一套精装列宁四卷集和一套平装马恩两卷集,把我的全副身家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 就着农场里那盏豆大点光圈的煤油灯,十八岁的我生吞活剥将这些个大部头咽下了肚子。传出去,却落下个“对毛泽东思想持怀疑态度”的恶名,险些获罪。

 

几年后,多多漂洋过海,历尽艰辛,经香港到了美国。为怕多情不作临行别,多多留下一幅油画托人捎到海南给我。画的是珠江三角洲河道边触目皆是的凤尾竹。若论高大挺拔,成材成料,凤尾竹万不能跟湘西竹乡的毛竹争强。凤尾竹粗不过酒盅高不过人,柔而不弱,不折不伏,如灌丛般蔓生于沿河土堤靠水的一面,抵御着潮水的冲刷。堤内的桑基鱼塘稻田蔗林多与堤外水位不相上下,每日涨潮时江水回灌,若没有这些土堤,就不会有南番顺鱼米之乡;而没有凤尾竹,这些土堤也就不复存在了。多多的凤尾竹从水边团团涌出,枝枝叶叶飘逸柔韧,血色黄昏也掩不住一片生机,混黄的江水象是夹带着太多太重的记忆和乡愁,流逝在苍茫的远方。

 

多多在他乡如愿完成了学业,成了画家,在大学教过书,又改行当了经济分析师,如今已退休。

 

有这样两位挚友作伴,天底下岂能有不好玩的地方?!信不信由你,年轮它也能倒转,我们又成了花样年华的中学生。

 

十月的宾西法尼亚依然阳光明媚,气温却已降到了十五度左右。各人的替换衣服装进了防水袋,她们俩的照相机录相机也统统被我先生收缴了留在车上。我们三人一船,多多前排操桨,我殿后掌舵,猫夹在中间瞎指挥。船刚下水,不费吹灰之力,她俩就抖落了花费几十年功夫添置起来的职业妇女的庄重。象是有个专事调皮捣蛋的小冤家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身子里跳将出来,堂堂皇登了主子的宝座。她们笑着,闹着,唱着,疯着,唯有我正襟危坐。如果把客人掉到河里了,我这地主之谊不就翻船砸锅了吗? 当年的“小尾巴”,晋级“小保姆”,我自然分外小心。

 

黄杨溪蛇行于山林之中,河道拐弯时,多为滩浅水急处,大石当道,倒树拦河,添了几分险要。每遇滩头,我总得提足了精气神,努力地将船头对准水流,放船顺水势泄下,又瞅好时机使单桨将船头轻轻拨回。数十秒之内就得绕出个八九十度的急弯来。稍不留神,船就会被突然转换了方向的水流掀翻,或撞上石头,树桩,河岸,失去平衡。一条小船,载了两个疯姑娘,让我煞费功夫!

 

我先生划了只单人小艇,左右开弓,如离弦飞箭。逢到景色格外秀美处,他便停船登岸,选好制高点,备好拍摄器材,忙忙碌碌,煞有介事地等着我们。猫说我先生身穿救生衣,胸挂照相机,立在河岸树丛中的模样挺象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的中尉在观察敌情。

 

我们只顾寻乐,本也不以照相为意。直到回了家,我先生把录像放出来,我们才大为感动。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托着一只轻灵活泼的小船,绕过一片色彩斑斓的山林。秋色割舍了春日的娇嫩夏日的葱郁,因沉淀而凝炼,因干涸而浓烈,因凋零而凸显。难不成这大千世界也尽出自梵高的画笔?!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朝花夕拾,圆了青春梦。儿时的歌从心底淌出,把红领巾挽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多多和猫都是在音乐圈里泡过的,凭着真本事,即兴哼出美妙的和弦。为这三重唱伴奏的,是船边呜咽的流水和长空中不时掠过的雁鸣。醉倒了我们一行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