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外媒对中国的"污蔑"

近年来，随着对外部世界眼界的逐渐开阔，国人经常会被西方媒体和政客对针对中国的片面和不实言论所深深激怒，进而加深了对西方的不信任乃至敌意。

这不？上周中，甲型H1N1流感刚刚呈现全球蔓延之势，境外就有媒体网站报道说，中国福建省福清市和长乐市个别地方发现一些死猪，由此判断这次流感疫情的源头可能是中国，而墨西哥外长也公开指责中国卫生部门的隔离措施是对墨西哥人的歧视。这一连串“流感口水仗”自然又一次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于是有国内媒体评论说，这是西方势力蓄意抹黑中国的又一有力证明。

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他们打算如何看待中国，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在百年来备受欺凌和侮辱的中国民众无意识的情感世界里，更是一个极容易刺激神经的异常敏感的问题。然而，我们对于西方舆论的反应，又确是实实在在关乎双方的利益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冷静而又明智地面对西方对中国的“诋毁”。

我们完全有理由不认同西方的许多看法，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妨碍我们客观审慎地分析西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看法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我们凭主观想象随意曲解西方舆论形成原因极其机制的借口。理解但不必认同，是不同文明和不同制度间的一种比较理想的互动方式。但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还存在着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认识上的障碍。

由于中国几乎从未受到过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洗礼，无论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现代社会现实中也都缺乏基本的民主理念。普通中国人对西方政治权力运作的程序和机理是十分陌生的，因而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例如，中国人往往会把西方和美国单一化，认为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整个美国的观点，或认为美国政府也像中国政府那样能够做成它想做的任何事情。事实上，美国是一个各种各样声音和力量并存制衡的社会，国会、政府、不同的党派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见解，而最终的现实政策则是各种力量博弈和妥协的折中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包括政府高官——能够取得永久性的压倒优势，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所有政策问题。

再如我们开头就提到的，中国人常常以一种愤怒的心态对待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似乎这些媒体是刻意与中国作对。更有甚者，对有些中国人来说，似乎一家美国报纸批评中国，就是整个美国在敌视中国。事实上，这基本上是我们对所谓“言论自由”之下的西方媒体传统的不了解。美国媒体从不会歌功颂德，即便是针对美国自己的事务。可以说，中国的一句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西方媒体遵循的永恒法则。说到底，那些热衷“摸黑”中国的记者编辑们不过是服从于媒体行业的市场法则而已——越是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就越有人读。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设身处地自问一下的话，这并不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难道我们自己的报纸电视每天都在最显要位置报道“印度尼西亚香蕉丰收”、“南非生态保护成果斐然”、“巴西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而将“美军监狱虐囚”、“日本政坛特大丑闻”、“俄罗斯核电站泄漏事故”这样的新闻塞到不起眼的角落里吗？况且，美国没有一家媒体是站在执政党和政府立场上说话的，他们与政府完全是各说各话。作为一个对西方媒体运作模式有一些亲身体验的中国媒体人，我当然不会天真到相信西方有百分百的“客观报道”和“新闻自由”，但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对媒体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我们这里一般读者所经常看到和能够理解的那一套手法。有一点我敢保证，如果你到美国去办一个专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报纸和电视台，是绝对不会受到美国政府干涉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民众很容易以一种基于善恶二分法的道德眼光去看待西方政客中主张“中国威胁论”或其他不利于中国政策的人士，但如果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政治精髓的话，我们就应当明白，这些政客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鼓吹上述主张，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对中国怀有什么特殊恶意或仇恨（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对中国一无所知），而纯粹是由于选票——他们只是站在自己背后的各个利益集团的传声筒而已。最后，即便是这些利益集团，鼓吹“中国威胁”主要也不是因为对中国有多少偏见或敌意，而是为了现实利益。例如，叫嚣“中国威胁”和“中国饥饿”最响亮的分别是美国的军火商和农产品出口商利益集团，他们并不讨厌和反感中国，他们只是为了多卖掉武器和抬高粮食价格而已。

我无意为西方舆论针对中国的那些令人生气的言论辩解，我只是想说，要想使这些从西方飘来的刺耳难听的话今后变得越来越顺耳动听起来，你成天摆出一付时刻准备“斗争”的姿态去猛烈批驳，效果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只有深刻解剖并精通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对症下药，采用各种技巧参与并利用这种博弈，获得我们想要的理想结果。

就我所看到的情况而言，西方媒体的症结并不在于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太多，而在于对西方受众更应该了解的其他丰富多彩的中国新闻的报道实在太少。当前和未来对中国最不利的其实并不是美国媒体无端揣测甲型H1N1流感源自中国，而是更可能是日薄西山的西方媒体迫于财政上的压力不断减少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的中国报道并未能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而相应增加。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设想一下，假如美联社为了削减成本关闭了它在北京和上海的记者站，而采用有重大新闻就临时抽调记者从东京或新加坡前来中国采访的模式，你能指望那位对中国事务既不熟悉又毫无社会感性认识、且其脑子里绝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从日本媒体上得来的驻日记者写出什么对中国的好印象？这将呈现给西方受众一个更加不全面和不客观的中国。

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索马里在哪里？是个由什么样的民族组成的什么样的国家？但只要提到索马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海盗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敌视索马里，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而眼下中国临时派往索马里记者们都带着一个明确的任务：采访海盗问题，他们自然就不会花很多力气和成本去关心索马里别的更值得采写的新闻。试想，假如中国主要的媒体都在摩加迪沙设有常年驻地记者的话，假以时日，中国读者一定会了解到一个更为全面和丰富的索马里。到那时，在那些生活在索马里并对当地产生了强烈感情的中国记者眼里，“海盗问题”可能只是索马里新闻中比较不重要的部分。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应该能够得出结论，要想让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客向它们的受众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客观、全面和丰富的当代中国，最好的办法不是去不停指责它们对中国的“污蔑”，而是对它们更加开放和透明，并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提供更多的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