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七天”——尼克松访华的前前后后(南方周末 2002-7-11)

“改变世界的七天”
南方周末　  　2002-07-11 13:10:27

“改变世界的七天”
———尼克松访华的前前后后
□章含之（北京）
基辛格接待组
“乔的笑”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1971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调到基辛格接待组任翻译。当时，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能参与基辛格首次公开访华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接触到中国核心外交的开始。通知是王海容传达给我的。当时她已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掌握整个接待工作。
我随即到钓鱼台四号楼基辛格接待组报到。那时，我对中央各部的领导几乎全不认识。我去报到时，大办公室里还空荡荡。只见一位大约50多岁，中等身材，穿蓝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扫房间，擦抹办公桌。他的模样特别朴实，我以为他是这楼层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办公室。我问他是否在此报到，他说是，不过管报到的人还未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这四号楼的工作人员，他笑笑，说他是接待组的。我坐在一旁静候，也没有去帮他打扫。后来陆续来人，我看进来的人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同志，并且抢他手里的活，我心里就有点发毛。老同志收拾完办公室，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不记得是谁主持的会议，但当会议第一项宣布接待组成立并介绍成员时，我才知道那位打扫办公室的老同志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长！后来，他一直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这个接待组里，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一起开会。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冠华肺结核复发，正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没有参加谈判。10月，冠华已出院，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指定由他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来到了接待组。看得出，外交部的干部对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又是极不相同！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谈判进行两天后，几乎陷入了僵局。乔冠华很气愤。但气愤之余，他也很讲策略，提议休会半日，由他亲自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当然，乔冠华是不会让基辛格博士轻松地漫步天坛的。他们两人在北京秋日午后和煦的阳光下又开始了一轮台湾问题的激烈争辩。古老的天坛见证了这两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风姿才华！从天坛回到四号楼，乔冠华十分兴奋。看得出，他认为这天下午的天坛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说：“有些话在谈判桌上不好说，说出口就收不回来，弄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谈成功，要把原则定下来。可是在公园里散步吵架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基辛格博士说明年2月是你们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报谈不成，你们如何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交待？我们倒无所谓，大不了再发表个声明说因为分歧无法统一，尼克松总统推迟访华。”乔冠华深知这一点击中美国要害。中美对峙20年后，美国宣布他们的在位总统亲自到中国来访问。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尼克松在美国宣布这一消息时的激动。如今，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的观点，分歧不能统一而推迟访华，这是美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乔冠华从天坛回来后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种充满自豪感的激情极具感染力。我觉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领导那样沉稳、谨慎；他更多是个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美方“先遣队”
尼克松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
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走后双方都加紧了准备。1月3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这一次我被指派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译，可以说，从这次任务开始，我才被接受为外交部的主要翻译之一。
黑格与基辛格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和办事作风。黑格不擅外交辞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显然对当时的中国很不了解，以致后来他的访问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风波。
美方先遣队阵营强大，包括了访问的各个方面，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先遣队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现在回想，难以置信当年美国的总统访华能够接受那么多我们设定的限制。特别是我们坚持尼克松在我国境内必须乘坐我们的飞机以及我们提供的防弹红旗车。谈判一开始，美方坚持总统全程乘坐“空军一号”，美方要运来自己的总统座车，座车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美方还要求我们提供总统所到之处有可能威胁他安全的人员名单等等。韩叙是个很策略的谈判家。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又很和蔼地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而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不必担心安全。座车和车上警卫也必须是中方提供。韩叙说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惟一的妥协是美方提出，2月27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总统愿邀请周恩来总理作为他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的安排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精神号”）。大概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惟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那时我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我们还没有喷气式飞机，周总理的专机也仅仅是苏制伊尔十八型号的螺旋桨飞机。我想美方保安人员肯定对总统此举惊恐万分。但是，作为中国，我们赢得了主权、尊严。最后，美方的代表无可奈何地对韩叙说：“韩先生，你实在太难对付了。凡是你提出的并要坚持的，你就说这是原则不能让步。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说要有‘灵活性’，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后总是带来对你们有利的结果。”韩叙却毫不露得意之色，谦逊地感谢他们的配合。
周总理驳斥黑格
我们搬来了几本大辞典，证实了“v ia bili ty”的意思
韩叙在礼宾、后勤方面的会谈总的还算顺利，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致。此时，黑格准将的另一个任务是与中方对公报进一步交换意见。1972年1月4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黑格，就尼克松访华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共同利益，但他说了一句话，被周总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说：“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语via－bility这个词，当时被译成“生存能力”。周总理的浓眉顿时皱了起来，要求再译一遍。这次谈话主要是听美方意见，第三天再继续会谈。黑格离开大会堂后，周总理立即叫我们去把权威的英英大辞典找来，他说要查一查via bili ty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以便他第二次会见时回答黑格。周总理说如果这个词确实是“生存能力”，他要驳斥黑格。我们搬来了牛津大辞典、韦伯斯特大辞典等权威性的英英辞典，证实了vi a bility这个词的意思。1月6日，周总理再次会见黑格，严厉地告诉他，我们不接受美方的这种提法；中国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看黑格表情十分紧张，他在回答周总理时虽想辩解，但却很无力。我当时觉得这位将军也许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不见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他显然不是周总理的对手，后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黑格在北京谈判的那几天中，有一天大约凌晨3点，我在民族饭店的房间里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黑格会谈的情况。我迷迷糊糊赶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见王海容、唐闻生已在那里。其他就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和张玉凤。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发里，惊异地看到主席健康情况显然很不好。自从1970年6月我见到他，他调我到外交部已经一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腿肿得厉害，需要放在一个脚凳子上，神情也比较缓慢。他半躺在那张大单人沙发中，行动很不便。我顿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主席老了！
黑格北京之行结束后，计划沿着尼克松一个半月后即将走的路线走一遍，为访问做准备。因此，我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没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点造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障碍。
沪杭之行的冷遇
上海外事的领导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
1972年时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领导权。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时，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贤。这个人本是个写文章的文化人，但当时已是上海的主要领导。当天晚上，他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的气氛很低调，显出与北京对尼克松访华在态度上的细微不同。宴会一开始徐景贤就讲了一个很短的祝酒词，我当时是黑格的翻译，我以为黑格会在宴会的中间或后面祝酒。但他似乎没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来，主人越来越不高兴。这顿饭吃得很压抑。回到锦江饭店不久，上海市外办的负责人就找了北京带队的于桑、韩叙，说黑格不回敬徐景贤的祝酒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举动，应当向他抗议。北京来的领导劝他们冷静，不要轻易行动。
第二天，按计划，黑格参观上海工业展览。我在陪同黑格参观时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态度冷淡，且交头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情。果然，参观到一半时，上海外事的一位领导找我到一边说《参考资料》登载美国发表声明将卖给台湾武器，他们要向美方表示抗议。我说这似乎欠妥，黑格是来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体细节影响大局。中央没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采取行动。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十分狂妄，根本听不进去。他们随即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黑格似乎并不明白华盛顿究竟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显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后一半的参观气氛自然更为冷淡，只能草草结束。我们北京陪同人员中的年轻人对上海领导的擅自行动很气愤，要求带队的领导向中央反映。但是当时上海的权力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已调到北京任要职，带队的部长级领导与我们这些普通年轻干部不同，他们顾虑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影响，不敢轻易得罪这些造反派。我们与黑格一行就这样在当天中午带着阴沉的心情离开上海赴杭州。
到达杭州时我记得已近下午2时。1月份的杭州气候阴冷、潮湿。飞机降落后，打开机舱门，我陪黑格首先下飞机。杭州方面来了一些领导，在飞机前站成一排。但他们每个人都表情极为严肃，毫无笑容。他们不像是在欢迎客人，倒像是在参加葬礼。在所有人下机后，杭州方面说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务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总统可能要走的路线，并作出最后的选择，其中就有乘船游览西湖。
虽然我们一路劳顿，尚未用午餐，但为了尊重当地领导的决定，还是放下行装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风彻骨，船舱内没有暖气装置，所有人都紧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尔说一下西湖景点。船舱内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见的中国人待客的糖果、点心、水果毫无踪影。不用说黑格和美方人员，就是我们中方陪同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饥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时此刻一点不显得妩媚动人，惟一的感觉是冷。
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舱口问杭州接待处的一位处长，为什么对客人这样不客气、这样冷淡。明知我们还没有吃午餐，为什么船内连一点水果、点心都不备。那个处长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原来的安排绝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船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说黑格一行对中国极不友好，要求我们对他们的接待‘降温’。我们不得不连夜撤走船上的东西。“
“阴转晴”
听说美国人喜欢中国糖果，毛主席指示上海方面连夜赶制礼品盒
当天晚上，我们北京来的陪同人员开会至深夜，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同志认为上海方面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了毛主席、中央的对美工作方针。第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经上海机场转乘美方专机回美，如果不设法挽回上海造成的负面影响，必将不利于我们对尼克松访问的既定方针。北京来的领导开始时有些顾虑，但最后，同意打电话回外交部报告这两天的情况。
打完电话，会议还在继续，凌晨两点多，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电话，他向带队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领导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在黑格离华前挽回不良影响。毛主席已亲自指示当时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领导王洪文连夜飞到上海，在虹桥机场黑格转机时欢送黑格。毛主席并指示，听说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连夜赶制礼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团成员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我们大家欣喜万分，两天来的沉重心情此时总算松弛下来。早餐时，杭州方面的领导突然全部来到宾馆，一改昨日的严肃，竟是一片阳光灿烂，欢声笑语。我看到黑格却是一头雾水，弄不明白这政治气候的“阴转晴”是怎么回事。
最为戏剧性的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当我们走进专用候机厅时，见到里面一片节日气氛，灯火通明，天花板上挂满彩带。本来只是准备稍事休息，用一点简单午餐就转飞机的，而此时厅内已摆满了筵席，准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酒宴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频频举杯与黑格干杯，祝他完成任务，一路顺风。我想黑格此时实在对中国人的这种变化莫测无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终于忍不住问我这个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译能不能告诉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犹豫了一刻，但还是决定告诉他。我说，“其实是一桩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没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领导认为你傲慢，对他们不礼貌。他们也告诉了杭州方面。后来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他们，叫他们的主要领导从北京赶来欢送你，希望你忘记前两天的不愉快。我们还是要一起把尼克松总统来访的准备工作做好。”黑格恍然大悟，虽然我想他并不理解，但他对我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忘记祝酒。他说欢迎宴会时，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这顿午宴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在美方登机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每个人赠礼。连夜赶制的糖果盒是一个用粉红色的锦缎裱糊在硬纸上的八角形礼盒。盒中分为八格，中间再有一圆格，共放九种不同糖果。当时的工艺很简单，均是工人人工制作，因为是连夜赶制的，所以送给美方时，浆糊未干，每个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谢，但因为他们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飞机，而且这个装十斤糖果的土制锦盒硕大无比，当时又没有现在那些精致的包装可以携带，所以他们只能用双手捧着这些大盒子上飞机。
至于毛泽东说美国人喜欢中国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时，他们一行住在钓鱼台五号楼。接待组在每个房间里摆了糖果。当时的国宾馆服务员因为严格要求政治条件，多数是来自外地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他们从未见过美国人，对这个任务觉得很光荣，也很紧张，因此事事都来汇报。一日，服务员很困惑地汇报说美国人特爱吃糖，他们连糖纸一起吃掉，因为房内做清洁时未发现糖纸，可是盆中的糖全吃完了。我们大笑，告诉他们美国人一定是把糖带回美国作为从中国带回去的礼品了。这个笑话在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告诉了他，他很高兴，说只要盆中的糖没有了就马上放满。美国人爱吃中国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泽东脑子里。
尼克松一行
当我在杭州站在那么多媒体面前翻译时，突然一点都不胆怯了
到北京后，我们带着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楼的会议室。年轻的干部没有思想负担，依然说说笑笑。但于桑部长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总理将全体接待组召集到西华厅开会，严肃地批评了陪同团的领导没有及时报告、处理，语重心长地又讲了一遍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接下来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紧张的准备。访问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应当是万无一失的，最难之处仍然是访问最后要发表的公报。而这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交给乔冠华与基辛格去完成的。当时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会谈。尼克松与周总理本人的会谈都是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求同存异。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众场合的参观访问。第二处会谈是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与罗杰斯国务卿就双边关系、民间来往进行的讨论。当时尼克松的对华方针全部交由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处理，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实际上是坐冷板凳。周总理深知美方的意图，所以安排了罗杰斯对口中国外长姬鹏飞的会谈。当时周总理曾对尼克松讲，“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性。”
当时最艰苦的会谈是就公报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会谈。这个谈判在乔冠华与基辛格之间进行。他们二人整日躲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汇报会上见到乔冠华，总见他神情凝重，无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却不断抽烟。
本来，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访问中，我的任务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妇参观访问。那是最为轻松的工作。我陪他们去长城，陪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饭店厨房……但我刚刚轻松了两三天，在尼克松答谢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妇乘车时，尼克松总统突然对我说他已向周总理提了个请求，要求在他答谢宴会致辞时由我给他翻译，而不是欢迎宴会时为他翻译的冀朝铸。他的理由是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的翻译是位女士（唐闻生），而他的翻译却是一位与他一样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总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译来换冀朝铸。当时，我说冀的英语比我强，还是他更合适。当晚，我对小冀说我无论如何不能上去给尼克松翻译。不仅宴会厅的主宾有上千人，而且美国的新闻媒体来了近400人，这是当时与外界十分闭塞的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场面。我说我经验不足，一定怯场。小冀一再鼓励我，我还是不敢。最后同小冀达成协议，北京的答谢宴会仍由他上，离开北京后，在杭州、上海由我上。当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么多美国媒体面前为美国的总统翻译时，不知怎么，突然一点都不感到胆怯了，只觉得十分兴奋，而且特别有信心能够翻好。这是我性格中不肯认输的一面。
美国务院突然发难
周总理突然来访，罗杰斯一帮人乱了阵脚
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前，本来乔冠华与基辛格已经就公报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也已经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时只需对文字略加润色即可。没有料到，就在离京前夕，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最终见到了公报草案后开始发难，提出不能接受这个草案，要求作实质性修改。一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因为访问的时间仅剩两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在此时如此尖锐地表现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公报的诞生。周总理和乔冠华都十分气愤。最后毛主席指示，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可以有改动余地。于是，本来在杭州对周总理和乔冠华应当比较轻松的访问却变成了异常艰苦的谈判，因为杭州之后的2月27日是最后一天。假如公报达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中、美双方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美方。当天晚上在杭州，乔冠华、基辛格彻夜不眠，周总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宾馆等候他们的谈判代表的消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刘庄的国务院罗杰斯一行无人去打扰他们，我想他们大概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场。
凌晨4点，双方终于达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当我被派去刘庄接罗杰斯一行去机场时，我见到他们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个满脸怒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在大声议论，我估计是尼克松刚刚送给他们的公报最后定稿。见到我进去，他们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悦地跟我去了机场。
按照事前商议决定，从杭州到上海，周总理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精神号”专机。我们几个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恩来、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精神号”却相对来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我们并未参观它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相比之下，我在几年前应邀乘坐的美国都乐公司总裁的喷气小专机却要比当年的“76精神号”豪华得多。我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总理我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饭店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我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他的助手开门见是周总理只带一名翻译来访，十分惊异。从门厅我们见到虽然刚下飞机，但美国国务院的一帮人已经聚集在罗杰斯这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有的还挽着袖子，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事。见到周总理，他们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们的领带和西服上装。周总理神态自若，说大家随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来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罗杰斯国务卿，表示慰问。接着总理说，罗杰斯为打开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感谢。希望尼克松总统访问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周总理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且周总理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现在，每当我走在上海锦江北楼的院子里，见到那幢新造的会所时，我都会不胜惋惜原来在这里的那座历史性的旧礼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8日下午4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黄土掩埋。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宣布之时，中美双方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发表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哪里学的汉语。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 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 al 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却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 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大陆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在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80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
《柳文指要》
真实其实是最美的，虚假总不会长久
宴会后，中方代表团的同志连续苦干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我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启程回美，宴会散时已是晚上10点，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替我去找。他答应尽量找到。但当时《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500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他也表示为难。但这是周总理的许诺，而且弗里曼在宴会后告别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期待明天登机前拿到我父亲的著作。我看来是必须找到《柳文》才能交待。但上海外办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又无能为力，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清晨6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14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于我们那时缺少经验，因此有些事被美国的媒体看出其刻意的安排。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对我说他在高处窗户观察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结果发现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来回走这段并不长的路，两小时后换成另一批人。我们猜那是上海当地的安全措施。还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76精神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美国400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往往要掩盖一些真实的现象，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虚假总不会长久。 　　（本文是作者自传《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之一章，文汇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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