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21:41  三联生活周刊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登上长城，笑言自己从此就是“好汉”了。

  　【前言】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刚下飞机，就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伸手相握。这个跨越最辽阔海洋的握手震撼了世界，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尼克松将自己访华的一周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艘大船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各自转个180度大弯之来之不易。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导读】

     周恩来亲自安排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细节

     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内幕：美方人员偷录音被发现

     周总理建议租用美国卫星站发布尼克松访华新闻

     中美公报即将发布时生变 紧急修改内容

     幕后：中国成功挫败刺杀尼克松阴谋

     花絮：尼克松访华前埋头苦练用筷子进食技巧

　 “跨过太平洋的握手”

    主笔◎李菁

　　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尼克松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朝铸说，此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那紧紧的握手，的确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广为人知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那一幕。“当时要谈一个全球和平的条约，当时各个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互相握手、认识，都很友好，看到杜勒斯过来，总理理所当然就走过去，伸出手，杜勒斯看到就走了。当时为总理做翻译的是浦寿昌，我也在场。”冀朝铸说。此事给中美关系投下的巨大阴影，尼克松显然心知肚明。“尼克松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这次握手不是中国主动的，是美国主动的，洗刷了对总理的侮辱。”冀朝柱说。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小块空白。冀朝铸说，他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又“回”到了总理身旁。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的老人特地带我到他的书房，看那张被挂在显眼位置的照片，并叮嘱我，一定要澄清此事。冀朝铸并没有详细解释个中原委，这个小插曲似乎也是那个时期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的微妙体现吧。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也许怕失礼，尼克松女儿朱莉曾透露，飞机上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肯定的，尼克松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的飞机是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停留。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又成了迎接美国人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不过这一次又增加了3位成员：乔冠华、章含之和一位警卫员。“我们7人小组从北京出发，2月20日下午到达上海。他们的飞机21点到达后，机门打开，我们7个人按礼宾顺序上去，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我”，最后是一位警卫员。从事礼宾工作的人特别注重外交场合上的身份，唐龙彬说，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亲自到上海迎接，也是破例的，“显示我们对其重视程度”的同时，其实也是“摸摸底”。

　　来华前不久，尼克松的专机刚从“空军一号”改成“76年精神号”，据说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接待基辛格的经历，那时候，唐龙彬说他已经不紧张了。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他们带着我们从头参观到尾：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唐龙彬印象最深的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天竺机场。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人群，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虽然两国没有建交，但我们还是铺了红地毯。”唐龙彬说，尼克松为了突出自己走在红地毯的形象，还特地嘱咐同机官员晚一点下飞机。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时光拉回到36年前，中美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上，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个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也不免感慨连连。

　　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那次访问中，便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地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时，“又拿《人民日报》，又拿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基辛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7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提及这一段时，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们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似乎还是靠“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游长城时，她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很“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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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日程，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16时，是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苦等应来参加会谈的尼克松而未果。一向守时的尼克松的“迟到”曾引起种种猜疑。直到17点55分，“谜底”才揭晓——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向记者宣布：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会谈。

　　在尼克松访华前，是否能与毛泽东会面，是美方一直急于确认之事。但是几个月前的林彪事件，让毛泽东的身体极度恶化，所以中方一直不能给予明确答复。2月21日下午，毛泽东让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王海容：要和尼克松谈一谈。“消息来的时候已是14时左右，尼克松等人已去驻地休息。按照日程安排，16点30分将有全体会谈，19点还有欢迎宴会，所以时间很紧张，总理也显得非常着急。”唐龙彬回忆。

　　时任外交部美大处处长的丁原洪却否认这是毛泽东的随意之举。“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所有领导人的会面时间都是提前安排好的，见毛主席的时间都不确定，即便其他领导人来，我们都是不确定的。他们当然知道会见毛泽东的，只是没想到他们刚下飞机，主席就要见他们，他们还以为先跟总理谈，再一层一层升级。”

　　美国人显然知道这个接见的分量——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5个月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4次。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正在钓鱼台陪同美国人的唐龙彬还记得那个急匆匆的气氛：“尼克松带上基辛格和洛德匆匆忙忙上车了，瞒过罗杰斯，瞒过手下所有官员，只带上两个随身警卫。”两个警卫是在前一两分钟知道的，很匆忙地出了门，唐龙彬赶紧招手让他们上了自己坐的车，将他们带到了中南海。跟随尼克松而来的大批美国记者当然毫不知情，不过总有幸运者，“《泰晤士报》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南海外面蹲点，15点多，看到一个车队疾驰而入，他们马上发了第一条新闻”。事后，美国记者非常气恼：美国总统的大新闻却不是美国人先发的。

　　周恩来又马上赶到中南海，亲自安排见面时的细节，这一次又让唐龙彬对总理的细致周到有了深刻认识：“总理提前几分钟到会场布置，连主席吐痰的痰盂放哪边他都非常在意。他非常了解主席的习惯。”

　　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握着尼克松的手达1分钟之久，这次会见的详情已经被各种史料完整而详尽地记载下来。冀朝铸并没有参与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谈，是唐闻生做的翻译。“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时，我一张口吓了主席一跳，他说：‘嗓门这么大哟！’唐闻生是女同志，声音温柔，他就点名要唐闻生了。”冀朝铸笑着回忆。唐闻生是冀朝铸从北外挑选出来的“徒弟”，唐家与冀家也是世交，“我的爸爸(冀贡泉)与她的爸爸(唐明照)一起在美国办了张报纸(《美洲华侨日报》)，我大哥(冀朝鼎)与她大哥也很熟”。这对师徒又有趣地成为中美解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冀朝铸回忆，毛泽东去世前的3次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都是由他翻译的。那时候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冀朝铸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错过了毛泽东在晚年时间最长的一次接见。老人家显然谈兴很浓，原本15分钟的会谈一直持续了1小时。周恩来3次抬手看表——这对一向注重礼数的周恩来来说，显然是有意为之。尼克松告辞出来时，一直等候在外的唐龙彬注意到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和美国人告别。或许这也是这位老人为中国留下的最后一笔政治遗产。

　　被拒绝的总统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由周恩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唐龙彬说，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总理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专门挑选了几首歌曲，也让我参加挑选”。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但是当天晚上的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拒绝上台翻译他的致辞。

　　30多年的时光已将当时年仅28岁的外交官傅立民变成身材臃肿的六旬老人。2008年12月18日上午，来北京参加关于中美关系一个研究会的傅立民，在国际饭店接受了我的采访，那个小插曲也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起草的文章、备忘录等，但是“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霍尔德里奇)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更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主席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一句毛主席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还是在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翻译。

　　无奈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是毛主席的哪一首诗词里的。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上他很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了我一支烟来安慰我。”傅立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和“妻管严”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很像英国烟味道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外，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的。”傅立民幽默地说。        

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内幕：美方人员偷录音被发现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21:41  人民网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10分，美国总统的副机首先降落在东郊天竺机场，尼克松的专机则在预定的11时30分，准点着陆。

　　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欢迎仪式后，周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

　　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

　　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后，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等问题时，毛主席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主席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尼克松笑着指指自己：“就是(打倒)像我这样的人。”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基辛格把这次会面比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必须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其涵盖的意义。

　　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融洽。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此人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比较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这一天的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总理指着画有

　　熊猫的烟盒，对帕特里夏·尼克松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你是说……送我香烟？”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不是香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周总理解释。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后来，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香牛给中国作为回赠。

　　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中国人习惯用的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惟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总理和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五次政治会谈。2月23日的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进行。周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

　　握手之后，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也被美国的电视记者拍下来传回国内播放。美国的报纸称：“在美国民众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会谈后，晚8时，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先的安排，次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晚会一结束，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负责安全的部分人员，就赴长城等参观点去做实地勘察。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

　　回城后，他们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面，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出发前，有关人员又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绝对保证安全行车的动员。

　　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毛主席的大量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感触。意犹未尽的尼克松，遂即兴对记者讲了一番话。他讲到长城反映的中国历史，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含有政治寓意、哲理性的话。

　　表面静如止水，实际上涓滴不漏

　　尼克松在北京另一个让记者紧追不舍的活动，是2月25日上午游览故宫博物院，参观出土文物展。

　　当美国客人进入故宫后，发现当天的故宫游览，没有像基辛格秘密来华时那样，为他们而设专场。有许多中国的群众也漫步在这昔日禁苑之中。毋庸讳言，这些群众都是有关方面事先组织、经过审查的，不可能对美国来宾构成威胁。

　　即使如此，公安部、北京卫戍部队、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照例做了周密的内外安全保卫布置。美方对中方投入了大量警力很清楚，但他们的保卫人员还是显得特别紧张。

　　中方几次提出尽量少用无线步话机，可他们一看游人稍微多了一点，或从一个参观点前往下一个参观点时，就不断地用步话机相互联系。但一如中方事先承诺的，什么意外也没发生，所以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搞得好。表面静如止水，实际上涓滴不漏，美国人感到惊异。

　　2月26日，尼克松在周总理陪同下，乘坐中国领袖使用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前往杭州。

　　本来，在双方就尼克松访华安全问题谈判时，美方曾提出总统在中国去杭州和上海访问时，要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总统座机。

　　是周总理亲自做的说服工作，他说：“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便。

　　尼克松总统既然访问中国，应该乘做中国人驾驶的专机。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没有乘坐过外国飞机，这次到中国来坐一坐，体会一下也很好嘛！我们飞行员的技术也不错。你们尽管放心。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话已至此，美国人再也不好有什么说辞了。

　　在杭州，百忙中出了点小纰漏

　　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

　　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处，尼克松被安排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的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的景点等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现场保卫人员一阵紧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一片草坪上等候，他们也是准时到达的。负责外宾警卫的我，多数时间跟着尼克松一行。当时我心里就有点犯滴咕，一向守时的周总理，怎么没能按时出现在汇合地点。但我根本没往出现什么差错方面想，这怎么可能呢？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啊，此前也一直万无一失嘛。我只是推测可能是周总理有什么紧急公务给延误了，无非多等几分钟。

　　后来，我从跟随周总理的杨德中口中得知，在那边等候的人着实焦急不堪。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可见警卫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前准备得多么充分，实施时也不可掉以轻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此前《中美联合公报》已经毛主席、尼克松分别予以同意批准，此刻再提出修改，岂不显得反复无常吗？尼克松气得要死，在刘庄宾馆的

　　客厅里踱来踱去，脸色铁青。最后，他还是无奈地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商量。

　　乔冠华马上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又随即求见毛主席。毛主席思虑片刻，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他要周总理对美方明确表示：“任何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乔冠华和基辛格分别在当晚开夜车修改了公报稿，吸收了罗杰斯等的部分意见。第二天，修改稿再次经中、美两国首脑批准。这一天，周总理还专门到上海锦江饭店，看望罗杰斯，以示中国方面对他的尊重，这使他有些失衡的心态得到抚慰，甚至有几分佩服周总理的风范。        

周总理建议租用美国卫星站发布尼克松访华新闻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21:41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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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工作的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的。“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牌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时隔多年回忆，马毓真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两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也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个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200多人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非得客观不可。他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以前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气度让资中筠至今记忆犹新。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呢？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和天津出的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他们也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有不到两个月，还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组织的班子也快100人了。”马毓真回忆。

　　而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3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的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你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世界记者们用——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由中国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闻名的美国记者，这次到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在龚澎手下工作几十年的马毓真形容自己是“龚司长亲自培养出来的”，“她教我怎么对人、怎么对事”，而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参与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后，马毓真又亲眼目睹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处事方式。曾任驻英大使、驻香港联络员的马毓真家里非常简朴，房间里最明显位置都摆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们已故的中央领导里头，最重视新闻工作、最懂得新闻重要性的就是总理。”

　　被分配在接待记者小组的资中筠，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我主陪的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记者，都五六十岁了，当时比较有感触的是，她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女的，但是抢起镜头来毫不含糊。看见一个好镜头他们扛着摄影机就往上抢——那时候机器比现在重——各自占领制高点拍照。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之类的，女记者有时抢不过男的，就蹲到地上，连滚带爬的感觉。记得在杭州到一个桥底下，干冷的河水，他们就从桥底下过去了，抢镜头抢得特别厉害。”与此同时，那些美国安全人员也会很敬业地来驱赶他们，这一切，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都是那么新鲜。

　　对于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非常好奇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到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那时的北京市可是做了大准备的。”资中筠回忆，北京市好多街道都动员起来，只要居委会老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那些小胡同“干净得不得了”。可以理解的是，外国记者访问的家庭其实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居委会派出所都去看过，踩好点”。那时候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家里人口多的，先挪出去几口，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资中筠：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反目？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按照“政治正确”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那位记者竟然是抗战时期就在中国采访的《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有一些人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真是名记云集！”

　　为了下一次相聚

　　2月23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有一场会谈。周恩来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握手之后，周恩来准备脱掉呢子大衣，尼克松很自然地接了过去，为他脱掉大衣——当这个镜头传回美国国内时，也轰动一时。“美国政治家比较会利用这种场合”，当时在旁边的唐龙彬等中方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

　　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并不正常的1972年，周恩来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为破解中美之间隔绝几十载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

　　2月23日晚，北京开始下雪，雪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虽然25日是机动的，“但那时《上海公报》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24日了。此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眼看着雪越来越大，唐龙彬和大家一样，焦急不安。

　　当天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唐龙彬注意到，周总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只是在21点半左右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唐龙彬透过车窗向外看，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尼克松告诉陪同的叶剑英，自己从此也是“好汉”了。美方许多工作人员爬到烽火台上照相，兴奋异常。唐龙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他听说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60万到8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尼克松对中国发生的这一切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下面的官员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了那么多人的？”唐龙彬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为了制造“友好气氛”，当时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约法三章，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褂子。”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还有一个小插曲让大家险些出了一身冷汗。在杭州，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的《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很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

　　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与夫人钱行，早在延安时期就与周恩来结识。这一次，周恩来亲自指定彭迪参加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接待。彭迪的“对手”是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彭迪回忆，“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记者是否有审查，我答复，没有，除非有造谣和诽谤的行为”。另一方面，周恩来特别交代彭迪，要密切关注美国记者每天发的消息，“注意研究他们的舆情”。

　　在中美双方终于签好《上海公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总理特地把彭迪叫去，当时只有总理一个人在。“他把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我，提醒我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周总理还让彭迪参加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有什么情况，你马上告诉我”。彭迪说，因为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就是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宴会，他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不掌握，很被动。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总理的考虑真是太周到了！”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10斤糖果”。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唐龙彬回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很多问题还没谈拢，我们也不能松口”，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总理在送别的宴会上，才开了口。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        

中美公报即将发布时生变 紧急修改内容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21:41  中国网

　　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一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谈。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一行。尼克松夫妇、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主宾席的大圆桌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为客人们演奏了美国名曲《美国的阿美利加》，这种热烈的场面通过卫星传递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中实况转播，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周恩来在祝酒时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在祝酒时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结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而在尼克松及其随员去参观游览时，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和乔冠华副外长逐字逐句研究推敲即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其中，最棘手、最困难的是台湾问题。

　　中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的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觉得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应承担义务，保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权的权利，因而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美国却坚持声明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具有一项连续性的义务。

　　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谈判，就台湾问题最终形成了以下协议：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6日凌晨2时，中美联合公报的全部文本落实了，基辛格、乔冠华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就等着公布了。

　　然而，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上午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完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就大为不满。这固然有对公报本身的观点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宫与国务院越来越深的矛盾引发的。国务院对尼克松、基辛格背着自己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本来就有意见。这次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这份公报不理想，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共有15外。

　　尼克松接过那份清单。本来，他可以一口回绝罗杰斯等人的无理要求，但考虑到国内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因而不想把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搞得太僵。在晚宴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我已批准了公报，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忿忿地说道。

　　尼克松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处于两难之中。

　　基辛格当然理解尼克松的处境，于是建议说：“总统，您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能否在部分内容上满足国务院的要求？”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先生谈谈吧！”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后严肃地说：“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走出房间。

　　周恩来总理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不能答应。他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乔冠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章含之向我汇报说，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对已达成的公报大发牢骚，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还要闹一番。也难怪，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但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却未能去，他肯定憋着火。而且尼克松执政后，国务院和白宫一直有矛盾。”周总理向乔冠华介绍着情况。

　　“总理，那我们同意作出修改？”乔冠华试探着问。

　　周总理望了望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我们同意作适当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于是周恩来总理立即拿起直通毛泽东处的红色电话机，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指示。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得到指示又回来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凌晨两点，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次日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星期日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兰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列举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之后，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外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往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日中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说的，他对中国的7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摘自《中国外交秘闻》)        

幕后：中国成功挫败刺杀尼克松阴谋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21:41  环球时报 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在中南海举行会谈（新华资料图）

　   提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人们一定会记得他在1972年2月的访华之旅。这次为期一周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因此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为了阻止中美接近，敌对势力曾阴谋在尼克松访华过程中实施刺杀计划，幸亏中国方面及时得到了情报，加强了警戒工作，最终确保了尼克松的成功访华。

　　敌对势力策划用放射性武器伤害尼克松

　　1972年2月中旬，也就是尼克松即将访华前几天，我情报部门接到秘密情报：台湾敌对势力正千方百计阻挠尼克松总统访华，可能要在大陆使用放射性武器对尼克松进行伤害。负责主持接待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责成总参谋部防化学部派出精兵强将来执行这个特殊保卫任务，决不允许美国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在我国境内受到任何意外人身伤害。

　　很快，总参防化学部命令由防化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毅带领本所朱瑞华、王凤江两位专家，组成防化专家组，负责指导解放军某部防化连官兵，共同执行此项保卫任务。

　　人员确定后，领导小组随即开会分析情况。通常，射线对人体的伤害途径有两种：一是外照射，就是放射性物质直接从外部照射人体；二是内照射，就是放射物通过饮食等进入人体。如照射剂量较小，可能导致人员恶心呕吐、头昏乏力；如照射剂量较大，甚至会使人当场昏迷直至丧失生命。因此，为确保任务成功，除了迅速制订好稳妥可靠的行动方案外，必须准备好能探测放射性物质的射线探测仪。

　　距尼克松访华仅剩一天，探测仪器终于研制成功

　　由于当时部队装备的射线探测仪尺寸都比较大，不适合在隆重的外交场合使用，而此时距尼克松访华仅有几天时间了，能否在几天时间内研制出新型袖珍探测仪就成了任务成败的关键因素。经过专家们不分昼夜的集体攻关，2月19日袖珍射线探测仪终于研制成功了。它貌似当时盛行的、带有打火机的铝制香烟盒，采用声光报警，伪装巧妙而且工作可靠。但有人提出，在外交场合使用的仪器，由喇叭报警，万一有了情况，喇叭乱叫，岂不尴尬，他们建议用袖珍耳机来报警。这一提议无疑很有价值，但是此时离尼克松来访仅剩一天了！朱瑞华等人立即乘车到市内各商店采购耳机和插座，但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很多工厂陷于完全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他们找遍了北京各大商店均无现货，一个小小的耳机和插座竟然买不到！

　　子夜时分，他们无功而返，仅带回一条不太确切的小道信息：北京无线电厂生产一种袖珍收音机，应该有配套的耳机和插座。刘毅和朱瑞华立即拿着北京卫戍区开具的介绍信，火速赶到位于郊区的工厂。工厂早已下班，值班的巡夜工人一听情况重大，赶忙将住在附近的厂领导找来。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值班工人撬开总装车间的门锁，从生产线上拿了10套耳机和耳机插座，交给刘、朱两人。

　　耳机拿到后，刘毅和朱瑞华顾不上已是深夜，直接送到装配室，立即安装调试。等达到预期的指标和要求，已是20日凌晨了。

　　全方位实施秘密保卫，敌特分子无从下手

　　20日上午，专家组率领防化连官兵对外宾所经所到之处，都提前探测一遍。在外宾预定集体活动的地方，如机场、饭店、风景名胜区等，以及其携带的行李、物品，由中央警卫局同志用随身携带的仪器进行了探测，确保了敌特分子没有任何可乘之机。

　　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乘坐的专机准时在北京降落。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健步迎上前去。尼克松总统及其夫人从机舱走下舷梯，笑容满面地主动向周总理伸出了右手，两位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北京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取得了许多共识，中美交流合作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在访问过程当中，尼克松出席了许多群众活动和室外活动，如参观长城等。每次出行之前，防化兵都不动声色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现场检测。但从每天的侦测情况分析，并未发现任何放射物的蛛丝马迹。当访问最后两天尼克松离京去上海、杭州参观时，有关领导指示，防化兵不必再派人随行保卫了，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防化检测保卫任务圆满完成。        

花絮：尼克松访华前埋头苦练用筷子进食技巧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21:41   新闻午报

　　基辛格将中美首脑会晤比作瓦格纳歌剧序曲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在东郊机场准点着陆。

　　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轿车，直驱钓鱼台国宾馆。

　　毛泽东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也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意外和匆促，所以没来得及事先和负责尼克松警卫的官员打招呼，甚至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都被排除在外，几辆负责接送的车子，悄无声息地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几个拉去了中南海。

　　尼克松、基辛格等走了以后，在钓鱼台的美方负责警卫的官员才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顿时慌作一团。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便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你们的总统都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寓所后，毛泽东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等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泽东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尼克松笑着指指自己：“就是(打倒)像我这样的人。”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敌对了二十多年的美国首脑第一次会面，竟然谈得那样无拘无束，轻松自如。基辛格把这次会面比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必须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其涵盖的意义。

　　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却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把口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原来，他在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此人本想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泽东历来是比较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秘不可宣的内容，他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席间，周恩来指着画有熊猫的烟盒，对帕特里夏。尼克松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你是说……送我香烟？”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不是香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周恩来解释。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现场通过卫星直播美国，《华盛顿邮报》立即发表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香牛送给中国作为回赠。

　　在盛大的国宴上，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中国人习惯用的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着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

　　原来，为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尼克松很费了一番心机。为了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他在出访前埋头苦练了一番用筷子进食的技巧。

　　然而，在场更有心计的大概要算是加拿大《多伦多环球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宴会结束，尼克松刚起身离席，他便快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有顷，人们才省悟到伯恩斯的灵敏反应。据传后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那双筷子。

　　尼克松专门阅读了毛主席诗词

　　钓鱼台18号楼会谈后晚8时，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明天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接待人员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周恩来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

　　晚会一结束，吴忠、杨德中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面，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步行道上的积雪进行了清扫。

　　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公路两侧的原野依然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访华，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此刻他居高远瞩才有更多的感触，真正领略了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传神描绘。

　　此时，记者们也围了上来。意犹未尽的尼克松，即兴对记者讲了一番话。他讲到长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含有政治寓意、哲理性的话。

　　这群“第一线”的记者们，推选合众国际社采访白宫新闻老资格女记者海伦。托马斯，代表大家以最快速度发出报道。她随即请求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想办法找到一部电话，以便打电话到新闻中心做口述报道，再经由卫星地面站把报道转发出去。

　　可是当时的八达岭游览区内什么通讯设施也没有，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人员立即带海伦找到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在那里，他们发现一部电话，可这部电话被安全保卫人员牢牢地看管起来了。

　　外交部的陪同向警卫说明情况，一再强调这篇报道如何重要，只需短短的通话就能解决问题。但那名警卫坚决不答应，说这是死命令。海伦见交涉不成，愈发显得焦急。恰好这时，他们在附近碰到了安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即向他报告了情况，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杨德中亲自找那名警卫说情，孰料他说话并没起作用，因为他身着便衣。命令是警卫的直接上级下达的。眼看着电话就是不让打，海伦真的急了，冲着外交部的陪同嚷嚷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警卫的直接上级来了。经过说明，他同意海伦使用那部电话。尼克松在长城谈话的报道，终于以第一时间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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