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解读民国 解读国民党 解读蒋介石之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33:54
2007至2008年，蒋介石再度走到了争议的十字路口。
海峡那边， “去蒋化”正进入高潮，数百座铜像被拆除甚而切割，“中正纪念堂”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大中至正”牌匾拆换成“自由广场”，已成台湾一景的“两蒋”陵寝哨兵也被撤掉。台当局官员宣称，蒋介石将不再是民众崇拜的“民族救星”，而是有功也有过的政治人物。
而同样在这段时间，两岸的学者却纷如过江之鲫，奔赴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取经”，这里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日记。从这批日记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蒋介石。
恐怕很少有人如蒋介石那样得到那么多互相矛盾的“头衔”：“民族救星”，“伟大领袖”，“独夫民贼”，“刽子手”，“卖国贼”……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中国时报》的一篇议及台湾“去蒋化”纷争的评论所言：在作为“恶魔”的蒋介石被生产出来的同时，原本静默的“伟人蒋公”也就苏醒了。对大众而言，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世代，“蒋中正”原本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符号。但在最近的论述生产当中，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一方面如同藏镜人(布袋戏中的一个反面角色)般邪恶，一方面则成为正义的化身。在这心照不宣的共谋中，“蒋中正”不但不会死，还会活得很多元、很有活力。
这段话似乎不仅适用于当前的台湾，也暗合于几十年来围绕这位人物的纷扰。在新的情势下，不仅是蒋介石，陆续的众多民国人物从也在纷争中“复活”了。
2001年，历经沧桑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立即引发了华人文化圈共同的追忆。作为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生动的民国历程的代表。在民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经典话题。而在学界，张学良和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的是非曲直又成为研究重点。
两年之后，106岁的宋美龄静静离世。至此，民国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都已离去，民国彻底走入了历史。
他们的去世，带走了诸多一言难尽的恩怨，也打开了民国大门的一丝缝隙，那些被封存的日记，被上锁的档案，被噤声的人物，渐次开了口。继蒋介石日记之后，2008年3月28日，胡佛研究院又联合复旦大学公布了首批宋子文档案。
由此催生的“民国热”，显然也与当下国共关系回暖、政学两界解冻有关，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愿意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过往的事与人。
与此对应的则是，对民国的书写则以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心态徐徐展开。 “民国热”开始从草根走向庙堂，从虚浮走向沉稳。这一系列行动显然是一个象征，它不仅仅意味着民国记忆从密闭的档案室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也意味着这种记忆由断裂到复苏，由扭曲到复原，由禁忌到开放的一种可能。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72年。最早三年（1915到1917年）的日记丢失了。蒋在世的最后3年（1973到1975年）因车祸，右手肌肉萎缩拿不了笔，没写日记。除此之外，50多年里，他每天都用毛笔行书，工整地记日记，一天不落，哪怕是住院，也要写上“住院”两个字。
蒋介石一生经历复杂。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中年，和共产党有过北伐与抗日两次合作，但又两次发动反共内战；晚年，退据台湾，梦想反攻大陆，但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随着日记的曝光，蒋介石——这个对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从尘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
多年来，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已经面目走形。在大陆，蒋有一段时期被斥为“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在台湾，国民党又把他神话成“千古完人”、“伟大领袖”。这几乎成了融入两岸民众血液的一种传统阐释。
为了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两渡重洋，探索那龙飞凤舞的书法中隐藏的历史秘密。蒋介石的日记有个特点，那就是比较坦诚。在以千万计的文字中，不仅记录了蒋的个人隐私，也记录了他各项重大决策时的心理状态。“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论述。”详细研读了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后，杨天石说，“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日记入驻胡佛
在胡佛研究院公开日记原本之前，学者能够看到的是日记的摘抄本。杨天石早年写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依据的史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把一批书信、电报和文稿以及日记交给他的老师、秘书毛思诚保管。毛思诚把日记按内容分类做了摘抄，比如“党政”、“军务”、“学行”等。这就形成《蒋介石日记类抄》。这批档案一直藏在毛思诚的宁波家中，他的后人为了保险，把它们砌在墙里。“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把档案抄了出来，万幸的是没有烧毁，而是辗转交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另外，台湾档案机关也保存了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第一种叫“困勉记”，意思是在困难中勉励自己努力奋斗。第二种叫“省克记”，反省、克服自己的毛病。第三种叫“爱记”，不是关于爱情，而是关于蒋的人际关系的日记摘抄。第四种叫“学记”，是读书笔记。第五种叫“游记”，是旅行记录。这五种稿本都是编者重新编写的。
杨天石说，随着胡佛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原本，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目前，胡佛所藏蒋介石的日记已经开放到1945年，1946到1972年日记也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开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证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影印本。
蒋介石日记怎么存到胡佛了呢？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郭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又获得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后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新闻局秘书。她于1997年辞去“总统府”工作，在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任副教授。2000年起担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两年多以前，郭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介石孙媳妇蒋方智怡，将蒋介石日记暂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院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
蒋日记原来保存在蒋方智怡的丈夫蒋孝勇手上。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子。蒋经国把日记托付给蒋孝勇。蒋经国去世后，蒋孝勇把日记带出了台湾。后来蒋孝勇生病，临终前嘱咐妻子蒋方智怡说，“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场所保存、整理、运用。”
日记被送往胡佛之前，包括台湾“国史馆”在内的很多机构都想方设法，要得到蒋介石日记。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交出去。2005年2月16日，蒋家宣布，同意将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分批公开。
胡佛档案馆与蒋家有工作上的协议，有些隐私，例如蒋辱骂什么人，或涉及他人极重要的隐私，其本人或其直系亲属还在世，就暂不开放。再有就是有关蒋氏家族成员个人的重要隐私，比如疾病之类的也暂不开放。杨天石说，目前不开放的部分极少，万分之一都不到。凡暂不开放的内容会被“盖住”，阅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黑框框。当页上方盖有“2006”或“2007”小印。根据协议，这些暂不开放的部分，在30年之后将全部开放。
“李敖没有反驳我”
日记曝光后，两岸三地的学者纷纷前往美国，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大家普遍认为，蒋介石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一个历史宝藏。研究蒋介石日记，是破解近代史若干重大谜团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一些隐蔽、尘封的密室就打不开。
然而，近日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李敖日前称，蒋介石用日记骗人，即使日记是真的，也不可信；珍贵史料能否还原历史，就看史学家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研究蒋介石多年的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日记比较可信，因为他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个人隐私，比如他早年好色，逛妓院等在日记里都有记载。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郭岱君则说，蒋年轻时的日记，确实是真实反应他内心的想法，当时他根本想不到日后自己会成为国家元首。根据他的日记，年轻时他还想去做生意、搞股票，游历欧美。北伐之后，他在军事上成为重要人物，抗战时，他成为国家领袖，下笔之间也许有分寸。但是，看过内容就知道，这日记还是他个人的重要记录，是他治国和修身的参考。
杨天石认为，李敖对蒋介石的评价可能有情绪化的成分。例如，他宣称宋美龄和抗战时期被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特使威尔基有绯闻，写过许多文章，其实并无其事。杨天石写过《关于宋美龄和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以大量的材料考证，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以李敖的性子，他肯定要反驳我的文章。但到现在为止，李敖还没有反驳我。”杨天石说。
从不抵抗主义到坚决抗战
长期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始终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大陆史学界对蒋的对日政策一直多有批评。2007年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杨天石研究了蒋日记之后，得出了一个在大陆史学界堪称首创的“民族主义者”说。杨天石说：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对日态度，不同时期有变化。
杨天石用“妥协退让”这四个字来概括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段时间蒋的对日政策。以前史学界认为，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无关。杨天石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但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后来，北伐军就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杨天石认为，蒋当时做出“不抵抗”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对中日军力的判断。蒋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担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
杨天石说，蒋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他在日记中经常以“日倭”、“倭寇”来称呼日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认为已经退无可退。东北丢了，如果不战，平津就会沦为第二个东北，接着南京也会成为平津的翻版。当时许多人反对开战，军政部长何应钦说，至少还需要6个月的军事准备才能一战。北大校长蒋孟麟和胡适等人也都反对。胡适和当时知识界另一代表人物陶希圣曾联名上书给蒋介石，认为中国此时不能和日本打仗，否则中国的精华将毁于一旦，再也不能恢复。胡、陶建议承认“满州国”，以此了结中日间的一切纠纷，换取50年的和平。蒋在国防会议上说，如果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胡、陶之议，但问题是日本根本不可信，日本内阁根本管不住军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因此在会中大骂胡适是汉奸，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居正也说应该把胡适抓起来。但蒋并没有惩罚胡，后来还派胡任驻美大使，让胡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打响后，蒋的对日态度从妥协退让转为坚决抗战。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策划扶持汪精卫政权。日方透露消息说，蒋如愿意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当时日本人透过前天津市长萧振瀛传话，萧报告孔祥熙，孔于是向蒋反映，认为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不错，主张与日和谈。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劝我与日本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杨天石说，历史事实是，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了八年，直到胜利。对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肯定蒋在抗战中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否认他曾经实行过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人们不应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
追求中国国际待遇
有人曾经认为，蒋介石是美国的奴才，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是为中国，而是为美国抗战。杨天石说，这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美国人甚至一度想除掉蒋。
抗战期间，蒋与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关系恶劣。史迪威在日记中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蒋除掉。”蒋在日记中则骂史无人格，卑鄙无耻。蒋曾决心换掉史，指令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此事。最后考虑到临阵换将对作战不利，才决定不换了。
后来，蒋、史矛盾激化，史迪威曾计划暗杀蒋介石。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谈话，罗问史，蒋能支持多久？史说，如再发生像日军进攻宜昌这样的事，蒋必定垮台。罗说，“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此后，据史迪威的助手、少将多恩回忆说，史到昆明找到他，当面对他说：“来自最高当局的口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杀蒋的计划！”于是，多恩制定了三套刺杀蒋的方案。但后来多恩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抗战中，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同盟国。杨天石研读了1932年到1945年蒋日记后发现，蒋一直在追求与中国国际地位相一致的地位，实现国际平等。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法案——《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据杨天石考证，蒋介石多次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正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做“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
反思为何不能与共产党抗争
杨天石发现，蒋在日记中的形象，并不是一个顽固派、保守派，而是有若干改革主张，企图振作的。蒋深知当时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弊病，对国军的腐败也心知肚明，比如四处抓壮丁，军队走私、吃空缺的问题很严重。蒋想整顿军队，提出办法，但无法贯彻，有些表现差的将领仍不得不用。后来蒋号召成立青年军，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旧军队的问题。
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经亲自草拟了一个调查问卷，开了十几个问题要学生回答。其中有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皆比不上共产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他对老百姓也有同情，在日记上写道，四川佃农很苦。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惨重伤亡，蒋在日记中提到：不知全国还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样的苦难。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蒋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怠。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他曾主张把中国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只有农民和革命军人可以参加，这意味着蒋要对国民党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造。蒋提出，要在3年中培养3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要下乡工作三年。要求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等等。蒋也想过，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蒋还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后来蒋阅读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了解到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经下令，凡是国军收复的地区，之前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不必要追回，承认农民的所有权。但当时国民党需要地主的支持，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想法。
杨天石认为，抗战后期，蒋有心整顿党、政、军的腐败，但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进入一种“制度性腐朽与制度性无力”状态，蒋的任何改革的念头都无法落实。蒋改革农村的想法一直到他撤退台湾之后才付诸实施，因为台湾的地主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才有机会推行下去，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杨天石研读蒋日记后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蒋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是一个不断读书，不断学习，力图充实自己的政治家。蒋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像“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上世纪30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在抗战烽火中还看黑格尔的辩证法。
五四运动以后，蒋的思想曾经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蒋也曾经是唯物主义者，提出过“不行不能知”的主张。
民国的多重脸谱
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是李安抢救了它们？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就像历史人物对于未来的憧憬一样，充满了讽刺与幽默。
其中有个叫铭三的，富有讽刺地构建着他心目中的未来都市，他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说法，把当时的上海称之为一座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而在他心目中，无疑地，将来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
他设想，将来的上海，电影院一律装冷气管、热水汀，每部电影都是香艳肉感，且有国际歌舞团的裸体舞蹈。
2007年，正如作家铭三憧憬的那样，电影院里的确流淌着香艳的肉感，一个叫王佳芝的女人，把现代人重又扯回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旗袍、租界、黄包车、凯司令咖啡厅，还有极司非尔路76号。电影讲的是1942年的上海，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在瓜达卡纳尔大败，问政治的人眼里都充满了绝望。
这部叫《色戒》的电影，彻底吸引了现代人，倒不止是它其中有香艳的肉感，而是它颠覆了一种传统，撕掉了民国在我们记忆里的标签，为现代人还原了一段新鲜的历史，展现了民国生活的复杂。在那段日子里，竟然黄包车夫们都自得其乐、有人天天打麻将，竟然汉奸和美女爱得彻骨、奔波救国的却是中统特务，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冲着国军大喊，“打胜仗了，我就嫁给你！”
要不是导演李安，很多人还不知道历史的面孔竟然这般复杂。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就像铭三对于未来的憧憬一样充满了讽刺的幽默和香艳的肉感。
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是李安抢救了它们。
人们随即越来越热衷于追寻这段被湮没的历史，他们考据极司非尔路76号，竟然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某处，王佳芝确有其人，只不过姓郑，凯司令咖啡厅还在，热衷回味历史的人会想着找日子去喝茶怀古。
整个2007年，社会上对于民国史的追问伴随着斯坦福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愈演愈烈。社会学家们评论，这股莫名的热潮该叫作民国热，作为前些年明清热的一个延续，而且已经持续了很久。说这些话的人，好像坚持历史本不是这样，如今靠着热情重又升温，最终连原有的形态都变质了。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都只是民国的遗产，从来都摆在那里，所以有热情，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追寻这两年人们对于民国的热情，最初竟然肇始于2001年。
那一年张学良辞世，根据遗嘱，第二年，哥伦比亚大学此前对于张的口述历史公开，从而掀起了此后的“少帅热”。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是1991年，张学良首次赴美探亲时，由讲师张之丙采访完成的，前后采访60次，后来被整理成汉字材料4800多页，堪称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资料中最全面的一部分。
当年，山东友谊出版社根据哥大张学良口述录音整理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成了最热门的历史畅销书。
这份口述档案对于人们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历史真相的补充，不如说是让人们感叹民国历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此前对于张的历史，局外人的描述汗牛充栋，而当事人的说法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刻意忘却了。
而对于民国那段历史的刻意忘却，远远还不止这些。回顾社会上民国热的最初几拨热潮，皆是起于对于人物的不断追问。
费正清曾经评价，中国的历史并非是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费正清是个美国的历史研究者，他汉语说得虽然蹩脚些，但意思至少明白，中国人的历史具有选择性记忆。
费正清为此不平的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里为什么总是抹去外国人的痕迹，比如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他可能参与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再比如，苏联将军布留赫尔，他可能帮助蒋介石拟订了作战计划。
作为一个外国人，费正清觉得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里，即使不是被抹去了，也是被贬低了。
这一点，不止外国人看不懂，即使是中国人，也时常看不懂。比如《色戒》，他让很多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大家才知道，原来曾经在民国时期，在中国的上海，竟然有这么一批活生生的汉奸的生活，竟然有那么一批热血的青年在从事着恐怖、报复活动，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嚷着要嫁国军。
人们才发现有太多的民国人、民国事被我们忘却了，或者干脆是蒸发了。留下的这些，只是一部分中国人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录。这随即引起了人们的不断追问，在整个2007年的图书市场上，最热卖的历史书，除了百家讲坛和明朝的事儿，剩下的就是一系列的民国人物的写真。即使一套陶菊隐几十年前的《北洋军阀史话》，如今更名《武夫当国》再版，摇身一变，还是会备受追捧。
告别脸谱化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不是历史研究的资料突然多了，而是人们突然开始想起来追问那些已经被忘却了的人。
比如丁默村，一部大众电影就让人们对那些之前早已经被蒸发了的汉奸，重又活了，人们重新对这些人的历史审视一番，竟有了更加饱满的认识。原来丁默村早年也追随过共产党，只不过后来背叛了革命，原来当时在上海的汉奸背景并不单一，他们既投靠日本也与重庆暗通款曲，有些还和共产党私通联系，脚踏三只船，为自己留后路。
人们越追问下去就越会发现，这类在中国近代史上只露过一脸，随即消失的人竟然如此的多，数不胜数，而且很多是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
这些问号埋在外国人心里，埋在国内历史拥趸的心里，也同样埋在历史研究者的心里。
作为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就是为了追问这些被忘却的人，才走上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比如陈红民，他是1984年大陆的第一批民国史研究生。他选择民国史研究，完全是机缘巧合，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生们对民国史发生兴趣，而手头的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里。
陈读中共党史发现，胡汉民当时是国民党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长。可是到了1931年之后，和蒋介石约法之争被软禁，就突然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此之前这个人角色很重，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能看得到。可是后来这个人到底怎么了，就没了，好像在历史中蒸发了一样，现有的史书里没有交代，完全找不到任何材料。陈当时就很好奇，那时候还是很年轻，就是很想搞清楚，胡汉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到了后来怎么样了，都干了些什么。
为此，他下了功夫追寻了很久，写了一篇有关胡汉民的论文。之后，到底让他找到了真相，胡这个人不止是活着，还活得挺充实，而且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不仅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还抗日，这个角色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莫名消失，就是他比蒋介石反共还早，是个老右派。后来胡汉民还死在了广州，在文革的时候，墓被毁，上面还盖了房子压着，生生世世不让抬头。而作为一个研究民国史的研究生，陈红民这些竟然都不知道。
陈走近胡汉民，才发现胡汉民这个人反共归反共，右派归右派，但他也反蒋介石，也抗日的，至少还是可以褒贬的，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只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角度去看待。
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当时民国史研究的前辈李新先生看到后，觉得这样的民国史研究有突破。组织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1985年。也是那一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胡汉民另建了新墓，算是重新盖棺。
和陈红民经历差不多的还有吴景平，吴走入民国史也是源于研究生阶段，当时他研究国民政府转向抗战的经济原因，整日接触民国年代的经济、政治、外交文献，里面经常会出现宋子文的名字，绕不开。
这个人跟胡汉民还不一样，在那时候，人们对宋子文基本已有定论。对他的论著和文章很多，大致的帽子是：四大家族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内战罪犯。
很明显，宋已经是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
但吴景平在研究中却发现，宋子文的功过是非被简单化了。那时候褒贬历史人物，史学界喜欢用10分法，政治划线，干一件好事，加一分；做一件坏事，减一分。最后像写学生鉴定一样给这个人物盖棺评价，花个黑白脸。对于宋子文，便是这样，他对历史起过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但同时在一定时期里他也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但后者，在简单的分类中却被日益湮没了。
后来，吴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特别讨论了宋，写了一本《宋子文评传》。在这本书里，吴为人们展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宋子文，一个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一个对近代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这其中任何一条拿出来，在当时都足够颠覆。
初涉民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是追问就越发现，这种在民国历史中曾经举足轻重，到都来莫名蒸发的人物，竟然如此得多。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既没有本纪，也没有世家、列传，即使是奸佞传也是那么脸谱化的寥寥几人。
民国那些人
当时，陈红民和吴景平都还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生，他们对于民国史的追问，起于个人无法忘却的纪念，但对于整个民国年间的生活形态却只是管中窥豹。
那几年，历史学界对于民国人物的兴趣也开始了，宋平出了《蒋介石生平》，耿云志写了《胡适研究论稿》，这一文一武两个民国人物，掀起了学界民国人物的研究热潮。一个是政界反动派的头子；一个是文化领域的大右；两者都是当时反面到极点的代表，他们被历史学者再度摆到案头，评价开始物极必反。
变化还只停留在历史研究界。而在社会上，那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上海滩》里的恩怨情仇和许文强的儿女情长。1984年，这部香港电视剧在内地播出，唤起了人们对于民国时期上海滩往事的追问。
到了90年代初，社会上民国文化大热，上海滩已经走出黑道人物的恩怨情仇，成了张爱玲的女人世界和张资平的三角恋了。人们发现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不是鲁迅竟然是二张了。前者让人们看到了汉奸胡兰成，后者更让人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大多数上海文人的生活。这让很多读者感觉不好受，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两个作家，一个爱上了汉奸，另一个竟然也是汉奸。而在北京，文化圈也是胡适和周作人的热潮，两个大右派，让人们欲罢不能。
那几年，文化界关于这些人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越讨论越热闹，一批民国文化人物相继浮出水面。从胡适到陈寅恪，到钱穆、到梁漱溟等等等等，每个人物头上的帽子都不简单，而学问更不简单，但这些之前在社会的认知上几乎都是空白。
新世纪，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公开，再一次热潮拉开了，这一回又回到了政治。
张学良口述档案的公开，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复杂——西安事变原来“是被逼出来的！”。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九八九年，张学良在89岁大寿时对受访者说的，后来被收入哥大的历史档案。时值西安事变60周年，此前张除了在其忏悔录里，对于西安事变始终是三缄其口。
这段谈话直至2001年10月28日才在台湾《联合报》率先刊出，后来新华社予以转载。如果不是口述历史的公开，人们还一直以为全民抗日的新局面是张学良主动逼迫出来的呢。
在口述中，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中的角色。原来，起决定不抵抗作用的还是张学良，是他不抵抗的。
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他有个人利益的，他并不是当初宣传的那样纯粹出于爱国的热情。用民国史专家杨奎松的研究说，在西安事变中张如果按照蒋的政策和共产党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而整个事件里，蒋介石也是有个人的利益，蒋张之间碰撞，说白了也是互相利益的摩擦。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以往的认识，凡是坏的都扣在蒋介石头上，凡是好的都戴给张学良，而且还传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社会上比较习惯的传说式，张那里真有蒋介石的一张手令，明令九一八不抵抗。而且还说后来于凤至带到美国放在保险箱里，如果蒋介石对张学良动手就把手令公开，说为什么蒋杀了杨虎城，单单不杀张学良就是因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
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演绎的，而传闻却真得犹如传奇。
重书民国史
一系列的人物热自然引起了问题热。到了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抗战问题升级成为社会热点。有关抗战的影视作品铺天盖地。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首次提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从来都是历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所在。台湾学者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大陆讲国民党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在大陆的抗战史也只讲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讲得很少。到了岛内教科书就是只讲正面战场，不讲敌后，说共产党就打了个平型关和百团，典型的游而不击。
这其中，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军事博物馆抗战馆内容的改变，首次引入了对正面战场的描述，另一个就是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建立，这两件事加起来，对大陆抗战史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987年，抗战40周年的时候，两岸学者就已经对抗日战场有了一个比较宽容的认识，彼此都能提了，不像以前支吾不言。当时，大陆出过一本书，叫《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重要的22个会战，逐一做了叙述。当时，反响很大。
1995年，在台湾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研讨会，此时双方都比较实事求是，很多问题都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一个互相肯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标志。
到了2005年，媒体才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中的贡献逐渐提了出来，引发影视作品的民国回潮。从学界的认识到社会层面的认可，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整整走了20年。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心痛不已的是，有时候人们会把人为的吊诡，演绎成历史的复杂；而把真实的历史，简化成口号。
历史学家们发现，在上个世纪末对于民国史研究形成的一些共识，到了历史教科书里，改变却是微乎其微。历史知识的普及层次很不均匀。学界是一回事，教科书里又是另一回事。
陈红民曾经很多年在教育部担任高考命题的成员，之前他很少注意中学的教科书，但是在那段时间，他仔细翻了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才发现中学的教科书离他们的学术界晚了至少有20年左右，离我们的社会思想晚了至少10年，基本的概念都没变。那里面依旧不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也不是传播常识的载体，它还是道德教化的工具。而且陈越来越发现，在历史教科书里，这种真相的倒退还在加重。
教科书的不断反复，致使历史学者们不得不对社会上的民国热保持冷静。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国热潮从来都存在着不止一个镜像，一个是学术中的，它有时候离真相真的很近，有时候走得又很远；另一个是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它永远都保持着对历史真相的雾里看花。再一个就是存在于世俗世界人心里的历史，它最为诡异，有时候是传奇，世俗的不堪一击，而有时候又是《色戒》，真实得让人们不忍卒睹。
50年曲折《民国史》
一部史书的编纂有时候与它身后的历史一样耐人寻味。
今年你去斯坦福吗？
这是近两年来，烦扰历史学家们最多的一个问题。
前一年，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放。随即在国内掀起的学术赶潮，让一些冷静的人颇不解，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称其为过江之鲫。而让他无奈的是，从1949年，历史学者们就在不断去追问民国的真相，而时至今日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说法至今还没影子呢。
如今，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追寻民国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动乱年间的使命
中国历代修史的传统，后代修前代史，从来都是惯例，自汉以来，绵延不断。
1949年之后，董必武就曾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却始终悬而未决。那两年，社会上“土改”接着“镇反”，军事上抗美援朝，知识分子们忙着站队，历史自是无暇关照。
直到1956年，“排队摸底”结束，人群分清了左中右。政权巩固了，经济恢复了，社会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历史逐渐升温。
此前一年的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 周年。《人民日报》当天头版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当年11 月12 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 周年。全国纪念，毛泽东还发表了专文《纪念孙中山先生》。
民国史的研究，就是伴随着这一系列的纪念日终于浮出水面。当时，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周总理拍板提出建立民国史研究项目。
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第二年接着搞大跃进，自此运动不停，政治形势天天变，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
后来到了1961年，又是在一个纪念日，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的纪念热情隆重。但是官修民国史的工作，依旧只有项目，不见进展。
此时董必武又提了一次，重修清史，编写中华民国史。前者是北洋时期搞的，信不过，所以要重修，后者是当代的任务，刻不容缓。
可到了第二年，搞阶级斗争，大家都去搞“四清”，民国史更没人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不是没人碰而是彻底变样了。
民国史研究建立的头一个十年就是在反复的运动中走过的。
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他正30出头，对近代历史充满了兴趣，但文革那场运动却把历史学生的现代史课简化成了革命史课，到了后来又改成了党史课，再后来干脆改成路线斗争史。对于学生学起来倒是简单了，但内容乏善可陈，国民党基本不谈，民国史的内容根本没有。
那时候，张宪文在书店看不到其他的书，一片红海洋，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唯有的例外，就是两报一刊。
这种让他崩溃的局面直到1971年，辛亥革命60 周年。那段日子，林彪坠机，国内政情紧张，自是顾不上纪念。但却让他盼到了另一个局面。
当时，周恩来看到整个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随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出版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再度提出要编纂民国史，毛泽东不置可否，江青却积极响应。当时搞阶级斗争，时髦两个司令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编纂民国史的建议，是哪个司令部下达的，在当时备受学界关注。
为此，史学界在四川还召开了一次会议，特别释疑。如今的这些史学大家那时都还很年轻，戴逸不到50岁，杨天石、张宪文还不到40。
会上有学者提出，编纂民国史是哪个司令部的意见，为什么江青表态支持，后来有人做了说明，说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才算澄清了一段思想混乱。
1971年民国史的出版计划正式确立，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华书局。
学科初建，苦于无人，出版社找到了孙思白和李新。这两个人1956年曾经合撰过《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其中大部分涉及民国历史，但只停留在对民国年间反革命的研究上，坏人坏事，为革命史树对立面。
自汉以降，遵循官修史学的惯例，皆是请来一批前朝遗老，主编前朝史，但民国的遗产比较特殊，前朝遗老要么凋零，要么身处牛棚，要么人在海的那边。
197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民国史研究室，编写民国史的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计划是写一部书，编三部资料。前者3编15卷，后者分为人物志、大事记和六百个专题。按照当初李新和孙思白的想法，用5年或10年的时间完成，到时他们正好可以退休。
然而谁曾想，这部史书的编纂自此成了一个时代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