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民国 解读国民党 解读蒋介石之二

　　梳理民国的遗产，历史学家们才发现，在那38年的时间跨度里，更像是一个舞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剧本演绎。而它的遗产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1949年之后，那份遗产花开三枝，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一部分东去岛内，另一部分流落到了海外。此后，更是形成了对于民国遗产的三种不同剧本，大陆的民国史学、岛内的民国研究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剑桥话语。

　　历史的遗产仿佛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各表一枝的现实与传统史书里一家独大的映像全然迥异。人们一下懵了，事实上历史本来就很丰富，只是之前刻意把它简化了。

　　进入80年代，社会的眼界也仿佛一下子开阔了。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人心求变，热潮不断，从读书热逐渐延生出了对历史的最初追问。

　　那两年，海峡局势乍暖，岛内的国民党当局率先在两岸民间交流上放宽了限制，默许台湾人士以民间身份与大陆接触，两岸民间交流姗姗起步。

　　大陆官修民国史的消息传到岛内，引起思想界的高度紧张，岛内学者议论，这不是明摆着把他们丢弃于历史车轮之后吗。这部皇皇巨著如果要是编好了，一旦放入图书馆，台湾就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活人都将走入坟墓。当时，岛内弥漫两种声音，一个是咱们自己也要编一部民国史。另一种声音是，千万不能官修民国史，按照中国传统，后代修前朝史，岛内这么一做，无异自掘坟墓。

　　一时间，岛内学界闹得沸沸扬扬，为此，1980年大陆民国史带头人孙思白还特别以《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为题，发表文章，为台湾同行的疑虑解惑。

　　两种思想矛盾了好些年，最终在岛内史学家秦孝仪的主持下，编纂了一部《中华民国发展史》，意思是还在发展中，继往开来。

　　1981年，大陆官修民国史出版了第一本，两岸的争论自此开始表面化。

　　第二年，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者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年四月，在芝加哥，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召开之际，把两岸学者拢在一起研讨民国史。两岸学界颇为重视，大陆胡绳带队，岛内秦孝仪领衔。双方见面不握手，关系挺紧张，观点很对立。

　　面对面，两岸学者一上来，就先拿辛亥革命说事，大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岛内学者坚持是全民革命，分歧明摆着，谈不拢。大家倒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心平气和讨论，会后热情叙旧，一冷一热，对比鲜明。

　　那时候，两岸民间交往已经私下展开，分歧掩不住和局。

　　1982年的这次理论交锋，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就民国史中的敏感问题相互碰撞，自此之后，即成传统，每每交流都绕不开这个问题。这个问号也就持续了20年。

　　在当时的大陆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始终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每次逢十纪念的时候，各个层面都会讲到辛亥革命的性质，都会讲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张宪文不止一次的和台湾学者就这个问题争论。时常是岛内学者批评大陆的定性方法有误，资料偏颇。张一般都是面红耳赤的反驳，全民革命不可能。全民就是全体，全体起来革谁的命呀，总得有个对象吧，用词不当。后来争论久了，两岸学者都有点欲罢不能，谁都不能说服对方，但又不能丢弃立场不去争论。

　　重大历史问题结论做不了，其他的研究就跟不上。直到1984年，15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也仅开了个头。

　　这一年，社会上的风向为之开朗，一句政治口号引发了之后更为广泛的民国热潮。而历史学家眼中这股热潮却是忽明忽暗。

　　气氛似暖还寒

　　1984年，官修《中华民国史》刚刚出版了第二本，南京大学已经开始率先在全国高校里招收民国史的研究生，但是苦于没有教材，不能靠一些零星的资料维持教学。为此，时任南大民国史教授的张宪文找到了孙思白，说这套民国史至今编不出，可是学生们要教材，能不能先编一套简明的民国史给学生看。

　　当时，政治上两岸喊话，呼吁三通，邓小平提出了80年代三大任务，解决两岸和平统一正是其中之一。社会上也跟着掀起了一股热潮，每个行业都响应这个号召，历史学界自然也不落人后，纷纷立项要修民国史，和岛内通材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宪文提出编写一部民国史教材的想法，希冀借此对缓慢的编写工作辅以推手。而他的这个想法，却多少让后者觉得有些学术赶潮的味道。当时，编写组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答案是，条件还不成熟。

　　社会上有热潮，而历史学家们还比较冷静。在民国史研究领域里，学者们的境遇总是随着大形势的起伏而时晴时阴。

　　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生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1931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这句话其实是作家冯雪峰在回忆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到的，文章曾经发表在《人民日报》。杨树标引用这句话，就是想告诉大家，蒋介石最起码是个强大的敌人。

　　但就是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3年初，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给了中央。后者还专门派了调查组。

　　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授课的时候散布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在授课时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纪委也认为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有翻案之嫌。

　　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已然逐步实事求是，这个风波不久就逐渐平息了。杨树标后来在1989年写了本《蒋介石传》，成了大陆第一本有关蒋介石的传记。

　　张宪文碰了钉子，回去后决定自己来编。两年后，他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是解放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中华民国简史。

　　1986年出版，一度很轰动。美联社的记者来采访他，开门见山就问，编写民国史，你们有没有政治背景？一句话问得张宪文哑口。

　　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张宪文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面对质疑不无调侃地解嘲说，我们是一批爱好者。他的调侃多少反映了学界当年的心态：编修民国史，问题超乎现实之外，时机尚不成熟，社会上历史热，历史学家却倍感掣肘。

　　于是，那几年伴随着暧昧不清的热潮，学界关于一些问题的争论已经沸腾。

　　8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活是个充满运动和思想松绑的时期，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当时困扰两岸学者的问题有三个最为绕不开，除了辛亥革命的评价，再就是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关于抗日战争，两岸的分歧由来已久，大陆教科书讲国民党抗日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岛内话语则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坐待变局。

　　这个问题，两岸交流了十年，也吵了十年。直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双方才达成共识。

　　再一个，就是有关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大陆这个早有定论，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这一点海外和岛内学者却有分歧，他们认为孙中山没有这个话，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这一吵也是十年，最终基本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孙中山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是没有把这三个观点连在一起讲过，确实没有。联俄没话说，还派蒋介石去苏联学习。联共也有，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事实。扶助农工文件也是有的，但是孙中山从来没有把这三个内容连起来公开提过。

　　大陆学者的看法是，作为后人研究对一个领袖的思想做个高度的概括，是正常的。比如讲邓小平，就概括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度的概括，不能说是错误的。

　　这么一来，分歧自此弥合，问题说开了一切都好办了，怕的是彼此不对话，不摊开讲。这是在90年代以后，两岸学者逐渐达成的共识。

　　两岸学者争论的这十年，也是两岸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的十年，从民间三通到“九二共识”再到后来的汪辜会谈，圆桌的范围越来越大。

　　1994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民国史》出版，在两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记录了民国那38年中国发生的事。

　　这一年，大陆官修民国史陷入困境。孙思白和李新，当初计划10年完成这部民国史，如今眼看20年了，民国史的编纂还是遥遥无期。

　　一系列的争议还在持续，重大结论悬而未决，很多人担忧，如此硬要坚持下去，这部民国史势必会成为第二部《清史》——“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是继续，还是半途而废，这也许正是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代人的叹息

　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学者们终于苦待来了一个变局。

2001年，适逢辛亥革命90周年，张宪文和一批大陆民国史学者又被邀请去台湾作学术交流。临行前，学者们彼此心里都犯难，每次逢十纪念的时候，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那个老话题就势必会成为两岸学者争论的关键。

　　双方都那么熟了，每次交流还都得争，大家就讨论，能不能统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说法，理论上站得住脚，面子上也抹得开。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论，大家都觉得有困难，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如静观待变。

　　等到张宪文他们从台湾交流回来，一个新的局面就真的出现了。当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活动，江泽民作了报告，内容意味深长，其中很多评价具有颠覆性。他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提法在学界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一次思想上从革命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转变，他把之前两个阵营的分歧，用一句话就统一到了一起，对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审视提了6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大家发现，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和下层会党，到了后期多数是新军。事实上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很少，大资产阶级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说这个革命是妥协的、软弱的，这种说法是把孙中山让权的问题看得太重了。而所谓的不彻底性，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是年底，反映辛亥革命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开拍，在这部戏里，李鸿章颇具深意地对孙中山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情。”

　　一代人的叹息

　　而民国史的编纂任务仿佛也注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进入新世纪，大陆几位民国史学术带头人李新、孙思白、李宗一相继故去。这部民国史，少了设计师，自此停滞，搁浅至今。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套书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了。“它本来就是一个计划时代的产物”，民国史专家陈红民评价说，这套书史观前后冲突，第一本是1981年出的，最新的一本是2005年出的。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绝对看不出他们是一套书，其中的研究方法、史观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如果硬要说学术价值，倒是一部研究民国学术史发展的最好样本。

　　但对于一部官修正史的使命，这部书还远没有完成。从1972年至今,早期《中华民国史》编写组的成员一直没有退休离岗的只剩下3 位：杨天石、耿云志和曾业英，最年轻的也已逾古稀。

　　如果说，之前学者们担心的是大陆这部民国史，“一出生就将面临修订。”而到了新世纪，摆在他们面前的困惑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2000年，随着岛内国民党的选败，学者们发现，两岸对话的圆桌消失了。

　　岛内民国史的研究日渐式微，两岸研究界自此再也没有了冲突、对话的局面。蒋介石日记外流斯坦福，去蒋化的呼声在岛内日益高涨，两岸学者已经很少在同一个语境下面对了。

　　之前，岛内研究民国史的机构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再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会。前者1928年成立于南京，是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为民国最高的研究机关；后者是国民党所有党史研究机构的总称，研究国民党史的核心机构，和大陆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相似，是一个机构庞大的单位。

　　而在民国史的资料占有上，这个国民党史研究会无疑是最全的。而且之前研究的资金也相当雄厚，都是国民党的党费支持起来的。

　　到了新世纪，国民党选败，党史研究的局面江河日下，岛内的民国党史研究会失去了经费支持，没了官方背景，成了蒋介石基金会。

　　而作为一个选举党，国民党内也不再关心党的历史了。这一点连岛内的学者也无奈，无论怎么说国民党也是一个有百年传统的党，讲党的历史也是很光荣的，但后来被民进党翻出一些不光彩的事，就干脆连自己也抛弃历史。现如今国民党内搞选战的一些年轻人都是从西方回来的，只要是任何一点包袱，新的选战团体就会甩掉。

　　2007年，蒋介石在岛内的影响日渐淡化，而在大陆，新的一轮民国人物热潮正在持续，关键词就是蒋介石日记，团结出版社的《蒋介石日记解密》和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在畅销。

　　这一年，岛内的蒋介石研究机构已经消失，而在杭州，大陆第一家以蒋介石为名称的研究所刚刚成立，所长就是陈红民。

　　如今，官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几乎停滞，没有人知道它完成的确切日子。

　　两年前，张宪文和一批民国史研究者曾试图呼吁，把民国史的研究像清史研究一样作为一个大工程来抓，报告打上去，至今没有回音。

　　不久，远在斯坦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国内为之震惊，学者赶潮宛如过江之鲫，而在岛内，蒋介石像开始倒掉。

杨天石的怕与不怕

　　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研究民国史的史学研究者有着他特殊的烦恼

2007年岁末，杨天石在北京大学做报告。在学生自由提问之前，他特别声明：“鄙人不害怕。”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也是目前唯一通读过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这位被称为“敢于冲破禁忌”的民国史专家，近来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

　　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逐渐开放蒋介石日记原本，蒋氏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在杨天石看来，这更是一门“险学”。

　　 2002年，杨天石根据当时搜集到的部分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写成《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该书出版不久即触发了反对者的攻击，一些人甚至给中央领导写匿名信，要求严肃处理他。“险学”之“险”，可见一斑。

　　“如今我还梦见大学毕业没单位要”

　　身高一米八的杨天石，儒雅俊秀。同事们都说，杨先生当年有如“玉树临风”。1960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未能进入一直梦想的学术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个学校坐落在北京南郊一个叫五爱屯的小村子里，名为学校，其实是一个短期培训班，最长的学制半年，短的只有一个月，主要为北京郊区培训拖拉机手。

　　北大学子，怎么分配到一个培训班教书呢？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更是天之骄子。杨天石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是团中央授予的全国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当时红得发紫。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令人羡慕的单位。

　　一肚子苦衷的杨天石，别无出路，提着行李走出了北大，乘公交车先到永定门，再转乘郊区长途车到南苑。下车后步行半个多小时才抵达五爱屯。从村头到村尾，走了好几趟都没找到那个农业机械学校。最后他打听到，原来这个学校设在五爱小学内，借了两排平房作校舍。此时的杨天石，心头不由涌出李白的两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杨天石在北大的5年，是中国政治上风风雨雨的5年。1955年他进入北大，那时，中央正号召“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提出：“知识分子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杨天石心想：“今后自己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 接下来是1957年“反右”，北大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就连杨天石同宿舍的老大哥——一位原来的地下党员也被划成了右派。杨天石想不通，他向团支部书记反映：“某某不可能是右派？”这样，他就被视为“严重右倾”了。两三年之后，全国“大跃进”，大学里开展“红专辩论”，“拔白旗，插红旗”，“火烧个人主义”。那是一个提倡向组织交心的时代，杨天石一次他团支书谈心，谈了自己今后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想法。谁知，这次谈心为他惹下大祸，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一年，全校奉命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在学习中，大家讨论怎么看待资本主义民主。当时的普遍认识是，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那时的杨天石有了点独立思考，他觉得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他在一次发言中提出，资本主义民主是相对民主，尽管比不上无产阶级民主，但比封建专制还是前进了一步。这番言论今天看来相当平常，在那个时代可是异端。杨天石的“邪说”，从班级汇报到系里，又从系里汇报到学校。最后，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在全校大会上对杨天石进行了总批判。

　　 5年北大生活，对杨天石的一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档案里，添加了一份背负一生的毕业鉴定：“《再论》学习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反右斗争时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杨天石对当时鉴定的内容仍倒背如流。

　　知识分子有时既敏感又脆弱。大学毕业的那份鉴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许多年以后，杨天石已经在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多年，每每想起那份档案，还是心有余悸。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清理“文革”档案。杨天石找到人事干部，询问能否撤掉他的毕业鉴定。人事干部回去看了档案说，没发现那份鉴定。杨天石说，“不可能，我可以背给你听。”人事干部回去又找，结果找到了，但告诉杨天石，不能撤。因为按照规定，组织鉴定可以撤消，自我鉴定不能撤。那是一张纸的两面，正面是组织鉴定，背面是自我鉴定。已经71岁的杨天石向记者承认，“我这辈子不知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梦，梦见自己大学毕业没有单位要，怕得很。”就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已走到人生的暮年，一切都成了定局，怎么还做这样的梦？”

　　这条路他走了18年

　　分配到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式的学校，杨天石不满意，也不甘心。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班族中，“辞职”和“跳槽”是极为罕见的。钟情于学术的杨天石暗下决心，通过做业余研究走上学术岗位。谁知，这条路他整整走了18年。

　　到了1962年，上帝的眼睛突然睁了一下。杨天石所在的农业机械学校下马了，他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这令他觉得满足，因为这所中学在市内，到图书馆看书不必再奔波几十里了。

　　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杨天石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其中1964年发表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机关刊物《新建设》的一篇文章《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在多年后引起了近代史所的注意。当时，近代史所正在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很有见地，邀请他业余参与所里的研究工作。他由此步入民国史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民国史研究还是个禁区。董必武、吴玉章曾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没有立刻实行。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编写民国史。当时国务院还没有文化部，只有出版口，出版口就把编写民国史的任务交给近代史所。近代史所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来扩大为研究室。

　　那时，在学术界以及一些领导人当中，对要不要编写民国史认识并不一致。1972年，《中华民国史》编写组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是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有搞两个中国之嫌，更有些人想要解散编写组。当时的编写组领导李新态度坚决，说这个工作是总理指示的，要解散，请拿批示来。反对的人拿不出批示，编写工作就坚持了下来。

　　当时，民国史编写组正值发展期，迫切需要人才。起初所里邀请杨天石业余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干脆提出，要把他正式调进近代史所。

　　调动的事在办理中，大学毕业时那份毕业鉴定还像幽灵一样纠缠他。最后，杨天石决定，丑媳妇先见公婆。一天晚上，他敲开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的家门。不巧，李新不在。李新的夫人，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太太接待了他。老太太问，“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杨天石把毕业鉴定的内容说了一下。没想到，老太太笑了，说，“这正说明当年你是正确的。这在近代史所不会成为问题。”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调入近代史所，正式从事专业的民国史研究，一偿多年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宿愿。

　　重释近代史

　　杨天石认为，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比如，一部抗战史，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游而不击”。八年抗战，结果变成中国人谁都没有抗战。历史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杨天石萌生出一个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出发，让原则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二、从旧时的国共斗争的框架里解放出来，从前人、特别是从当时的政治人物对近代史的解释里解放出来。三、它是科学，不是宣传工具，不应生硬地、机械地配合某个政治任务。

　　杨天石不赞成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他认为，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风云雷雨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第一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第三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知识分子。随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嬗变发展，中国近代史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色彩。

　　多年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认为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杨天石却认为，孙中山一生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喝彩。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普遍跟着立宪派走，反对武装起义。革命后，资产阶级又迅速选择了袁世凯。1924年广东商团叛乱，资产阶级更拿着枪反对孙中山。孙中山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他到处骂资本家，骂资本主义，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甚至声称，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富人的民主，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杨天石说，如果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近代史会越说越糊涂。

　　尽管杨天石认为新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但他并不急于“推销”自己的想法。他更热衷于个案研究。杨天石有个想法，他要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不能推翻我的史实。

　　风波起于蒋介石

　　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常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突破这些困难。

　　 2002年，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第二年，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向他袭来。一群化名者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信中说，蒋介石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认为杨天石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大批判足足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

　　在杨天石看来，目前的民国史研究，要前进，必须突破“内战思维”的影响。提起蒋介石，大家想到的是头上贴着膏药的蒋光头，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蒋介石当年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更不了解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还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杨天石说，有些老同志当年是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以，现在说蒋有过也有功，他们接受不了。

　　鉴于事态之大，社科院院的领导把杨天石的书通读了一遍，认为“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并把这一看法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对此，中央有关领导给予肯定。其后，又有人给有关机构写信，继续状告杨天石的这本书。社科院进而又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这本书的出版程序进行了审查，结果也没有发现问题。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杨天石渐渐不怕了，“这是处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史学研究者的特殊烦恼。”

　　四亿字的历史底稿

　　“文史资料”的时代和文史资料内容所涵盖的时代一样，都已经过去，化为了历史。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却留了下来。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就是一部民国史，只不过不同于教科书或学术意义上那一类的民国史。

　　1959年4月29日上午，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向380位与会者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

　　他提议“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并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这就是后来累计征集达四亿字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缘起，也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倡导者。随后，这项工作便迅速而有效地开展起来。

　　“文史资料”的来龙去脉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章士钊、吕振羽、刘大年等40人为委员。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初首要和迫切的任务。范文澜在成立会上强调，写文史资料，“要做到字字有根，句句落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拟定了145个历史事件和61个历史人物的参考题目，并设立了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无论角度、范围、侧重点如何变化，“以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这个征集时限，一直是明确的。而民国史则贯穿于这一时限之内。尽管民国史在当时尚不为史学界所看重，但就民国史研究而言，文史资料显然有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到1959年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征集到200多万字的资料，于是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1月，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这是一种类似以书代刊的32开不定期出版物，每年大约出八辑。李侃（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负责人，他被时任总编辑的金灿然点名负责《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并与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他后来回忆说：

　　《文史资料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知识。

　　从1959年起，一批在押战犯陆续得到特赦，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如杜聿明、宋希濂、溥仪、周振强、王耀武、郑庭芨、杨伯涛等，后来被安排为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稿件进行订正、校阅，起着某种意义上的“把关”作用，使文史资料在真实性和可靠性诸方面进了一大步。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到约一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约860万字；另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50万字。当中包括了许多重要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如朱德、吴玉章、何香凝、黄炎培、章士钊等人撰写的稿件。

　　在停顿了12年之后，1978年，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得到恢复。此时，国家政治生活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到上世纪末，尽管全国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中，已有一亿字以不同形式相继出版，但因种种原因，仍有近三亿字搁置库中。从1998年起，经全国政协、各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有关专家数百人历时四年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从近三亿字的原始稿本中，筛选和整理出一套26卷本、3500万字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出版，意味着文史资料自晚清到建国前这个时间段的征集和出版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