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教我们怎样做文做人做官

    梁衡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忠孝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随着中国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因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道德和政治财富，使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该怎样做官

    忧民、忧国、忧政的为政之道

   《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下评语前，我们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概括地说可以叫做“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写应用文、写公文。文者，纹也，花纹之谓；章者，章法。文章是一门以文字为对象的形式艺术，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并通过这个法则表达作者的精神美。“二为”是写文章的目的：一是为思想而写，二是为美而写。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既要有思想价值，又要有审美价值。文章有“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或曰三个境界。古人论诗词就有境界之说，我现在把境界再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绘出逼真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谓之“形境”，类似绘画的写生；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叫人留恋体味，谓之“意境”，类似绘画的写意；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让你口服心服，谓之“理境”，类似绘画的抽象。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指要达到这三境的办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这一切，又都得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这就是“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之法。以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就不难明白它为什么称得上“千古第一美文”。

《岳阳楼记》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这篇文章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意境”之效，“三境”之美俱全。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而二难并”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我们该怎样做人

    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和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的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对此，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范仲淹有一种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和服从。进入资产阶级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的口号，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这一点西方比我们好一些，他们那里，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一些。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二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一例：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孤城——大顺城。大顺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无法撼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三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后来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我们该怎样做官

    忧民、忧国、忧政的为政之道

    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再说白点，就是治理国家，为百姓办事。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所有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国、忧政，是留给我们的三笔政治财富。

    其一，忧民。范仲淹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的体现。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办实事、察民情、敢改革。一是为民办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二是调查研究，体恤民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三是大胆改革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忧民”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延续到中国共产党这里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2004年是邓小平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我听后肃然起敬，细想从他1962年提出“白猫、黑猫”论受批评，到“文革”后复出支持农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忧全在百姓，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范仲淹到邓小平，凡真心把当官看作为民办事的人，无不都时刻忧民。

    其二，忧国。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实际是忧国。无论封建时代的皇帝，还是当今社会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范的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出主意，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而仁宗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也锤炼出了他的政治品格。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将一切置之度外，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其三，忧政。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此时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的是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于是有了《岳阳楼记》这篇光照千古的经典，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北京日报》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