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万公顷沙漠中的生死救援

(2006-05-24 09:59:00)
【周末报报道】 本报记者　蔡崇达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负责两次救援行动的内蒙古杭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达来的喉咙还是有点沙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记者首先讲了个细节。援救被困的13名天津大学学生的时候，当援救小队队长格里力带着四名队员徒步走到他们受困的地方，那些大学生一开始激动地抱着他们一直跳，但是一回头，发觉没有直升机，没有沙地车，没有骆驼，一下子愣住了，问道，你们怎么过来的？格里力回答：“我们也是这样走进来的。”
当时格里力身体的缺水使得他和那些被困学生一样脸红得快逼出血了。那学生足足愣了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你们就这样来干吗，也来送死吗？
由于经费的缘故，警方没有骆驼、没有沙地车、甚至没有几百块一个的GPS，更别提在受困的时候游客反复要求出现的直升机，警方的营救只能限于使用缓慢而且危险性十足的步行。 艰难时刻
SPARK车根本不适宜在沙地里行走，这种底座低的车在沙漠公路上颠簸得让内蒙古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派出所所长刘永光几乎没法把手机固定在耳朵旁，不过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所里唯一的一辆从1994年就开始使用的警车又一次进了修理厂大修。这辆车还是干警小唐刚买没多久的私家车。
5月3日下午4点10分，他们正焦急地往南边距离20多公里的夜鸣沙景区赶。刘永光在五六分钟前接到一个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转下来的电话，“有12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被困在‘夜鸣沙’到‘七星湖’景区之间的面积有145万公顷的沙漠里，其中有一个人生命垂危”。
这个力量单薄的派出所，只有6名公安干警，管着的是1800平方公里的巨大片区，其中55％是沙漠。当时只有值班的刘永光和小唐，其他的干警因为放假都回家——他们大部分都住在离派出所好几十公里以外。
在招呼小唐开车后刘永光脑子还一团混乱，他刚刚打了个电话给独贵塔拉卫生院的王贵生院长，叫他赶快赶到现场，但是王院长提的那个问题让他越发慌张：“我们没有骆驼、没有沙地摩托车、没有定位工具，我们怎么进去？”
“又一批被困？！”有点没了主意的刘永光打通了上级领导杭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达来的电话，他没有想到达来书记的第一句回答会是这么一个带着感叹和疲惫的疑问句，一追问才知道达来书记刚刚指挥杭锦警方用最原始的步行方法，经过整整21个小时在沙漠中的跋涉，才解救出被困的13名天津大学学生。
现在的问题在于，根据这次被困人员在电话里的描述，队中那个昏迷的“学生”随时有生命危险，援救人员需要以最快的方式到达。 沙漠援救
杭锦警察确实在第一次的救援中耗尽精力了。在总结报告里，达来用“与死神赛跑生命倒计时”来形容这次救援。对杭锦警方来说，倒计时应该要从5月1日的20时40分达来接到的电话开始——这个电话是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打来的，内容是：杭锦旗“夜鸣沙”到“七星湖”景区之间的沙漠有13名天津大学学生被困。被困人员中有一人昏迷，整支队伍无法行进。而且他们携带的食物和水只能坚持到5月2日中午。经过与那些学生的手机联系，达来判定应该是中暑，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警察的救援也必须在16个小时内赶到，否则13个人都会有危险。
经过推算，出事的地点在杭锦旗公安局所在镇区北边将近100公里的地方，开车至少也要3个小时。达来考虑过，离“夜鸣沙”景区相对较近大概是30公里地，南边有班音乌素派出所、北边有独贵塔拉派出所，然而他们都是只有六七个人的小派出所，“五一”期间留守的都只有两个人，人手不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GPS，根本找不到被困的人。
时间已经在倒计时，达来联系了杭锦旗公安局政委王德强，其他领导也赶到，他们当即商定，还是由杭锦旗公安局组成救援队。为了抓紧时间，他们兵分三路，一路准备药品、水和食品；一路去畜牧局借GPS和会使用GPS的人——杭锦公安局里同样没有GPS；一路组织救援队成员。
根据达来的讲述，他们仅仅用20分钟就召集了所有的人，并且准备了全部物品。但即使这样，从杭锦镇区到夜鸣沙的这100多公里路程也耗费了他们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毕竟是在夜晚的沙漠公路行车。他们到达夜鸣沙景区已经是深夜12点了。这里离报警学生受困的地点还有30公里。
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方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沙地摩托车，如果用这种车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到达被困的地方。达来曾经和夜鸣沙风景区联系，不过对方告知，风景区仅有两辆沙地摩托车的电瓶已经坏了。 精打细算的冒险
事实上还有其他不利于救援的条件决定着这是一次必须精打细算的冒险——沙漠不像其他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赶时间走路。“一切都要看天气，像5月2日当天那种炽热的天气，早上10点半过后，到下午4点半前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动，那时候太阳起来烤着沙，上下都热，人随便动作都容易脱水，容易昏迷。”
这也就决定他们最好在明天中午10点半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有可能学生因为缺水陷入危险——事实上只要再有一两个学生晕倒，援救小组就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援救，毕竟在沙漠中抬着一个人走路是那么的困难；如果是援救小组因为太着急赶路而被太阳烤晕，那学生和援救小组将会同时陷入困境。
“沙漠中的一公里和普通的一公里完全是不同的概念，由于沙漠中是一座座沙丘，走沙漠有两种方法，爬沙丘或者从沙丘旁边绕。爬沙丘等于要不断登一座座400米的软绵绵的山，绕沙丘的话则路程要比爬沙丘多两三倍。综合算来，沙漠里的路至少要比平地里的路多三倍。”格里力对记者说。
那天晚上，他们是在离学生被困地点20公里左右处车子抛锚的——此时车子已经又从夜鸣沙景区前进了10公里，接着的20公里就需要步行了。
讨论了很久后他们商定了策略：分成两支队伍，一支队伍专门负责找人和踩路，他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把路踩到学生被困地点；另一支队伍负责带人——在沙漠上走过的路由于被踩踏过比较扎实比较不耗费体力，所以前一支队伍走过后，后面的队伍应该有足够的力气把人带出来。
37岁的格里力就是第一分队的队长。他在沙漠生活了16个年头，自认为正值壮年又富有经验，所以就鼓起勇气带着畜牧局的那个使用GPS的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三名干警出发了。
他们最终赶到的时间是第二天中午大概11点的时候，根据格里力的描述，到了最后几乎是“走一步退半步”。当时他们坚持着走到离被困学生还有两公里的沙丘上，望见了那些学生。不过此时他们几乎是走不到了。事实上，在那时候，学生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体力比他们更好。他们通过手机叫学生派三个人过来取药治疗那个中暑的学生，最后只剩下的七瓶水，他们也叫学生带走了两瓶，他们自己五个队员，打开一瓶水轮着喝，没有想到轮了一圈，水竟然还在瓶盖线上——没有人舍得喝。
当时的气温已经到达50多摄氏度了，格里力知道这个时候无论谁随意走动都有脱水昏迷的危险，于是命令队员也告知学生安静地坐着休息等着太阳下山的时候再回。学生们有帐篷可以避暑，格里力他们就只能任由太阳炙烤。
直到下午5点多太阳逐渐落下，格里力和达来商定，第二批队员沿着他们走过的路来接应这些学生，他们自己也相互搀扶着往回撤。最终是到了深夜12点他们才全部走出沙漠。等出来的那个时候，格里力和其他干警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见着地方就想躺下，简直把所有力量都耗尽了”。 各种方案的失效
然而，谁又想到，5月3日16点10分传来另一支队伍更为急迫的呼救。
那天凌晨，救援小组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才回到杭锦镇区，把学生送到医院检查后安顿在宾馆，又在早上10点接待了前来带学生回去的天津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帮他们张罗着买火车票，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达来之所以再次到夜鸣沙景区，是因为相关领导下来视察他们这次的救援工作，他们陪着领导到实地介绍。
所以刘永光所长到达夜鸣沙景区追问他的时候，达来确实感到有点无计可施了——整个局里面那些熟悉沙漠、能进沙漠救人的干警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体力了，再进去自身都有危险。
达来还在揉着太阳穴想办法，独贵塔拉医院的王贵生院长已经赶到了，王贵生路上就和被困的队员不断联系，根据队员的描述，王贵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有生命危险了，需要赶快去援救”。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急救人员如何才能最快地到达呢？
根据当时受困人员电话里的说法，GPS显示他们被困的地点在北纬40度33分195秒，东经108度31分631秒，这个位置大概离夜鸣沙直线距离14．4公里，离七星湖有20多公里的距离。
显然时间已经急迫到让达来来不及思考了。达来一方面紧急通知回到杭锦镇区休息的畜牧局GPS的技术人员赶回夜鸣沙，同时也赶忙往上层领导报，一层层询问能否调到直升机。
这时候刘永光也在想办法：夜鸣沙风景区的沙地摩托车坏了，但是越野车还能用，能否用越野车呢？虽然风景区的经理否定了刘永光的想法，但是他还是坚持要一试，叫上经理开着越野车往沙漠腹地里开，开了不到两公里，因为沙丘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陡，一个踉跄，底盘太高的越野车倒头栽下——事实证明越野车是不可能抵达的。刘永光只好往回走。
刘永光回到景区的时候，达来书记告诉他，“上级领导正在做努力”。但是总不能坐着干等，而且调直升机根本没有把握。达来临时决定用骆驼带紧急救援小组进入。他算得很清楚，“人在沙漠的体能极限是8公里，8公里内人走得比骆驼快，但是8公里后人几乎都走不动，一核算，14．4公里用骆驼走最合适”。
4峰骆驼，为了赶速度就只能去4个人，一个拉骆驼的向导不能少，一个医生——王贵生院长，再加一个畜牧局的GPS技术人员，就只能去一个干警了——最终选择的是万双喜，他从小生活在这片地区。那时候已经是将近晚上6点了。
看着骆驼队远去，达来并没有放弃其他方法，他开始打电话联系七星湖的负责人。“对方告诉我，景区有一辆沙地摩托车可以用，我当时心里一阵狂喜，从七星湖骑沙地摩托车到他们被困的地方，大概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事情，于是我叮嘱他们千万帮我准备好摩托车，带着王贵生院长留下来的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药物箱，开着车沿公路往七星湖赶。”达来对记者回忆道。
在达来正准备要赶往七星湖的时候，他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打电话来的是杭锦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张培林，张培林告诉他，指挥中心又接到另外一批游客的救援电话，受困的地方位置大概在独贵塔拉镇西边不远，他们总共是两队，30个人，原因是迷失方向和缺水。
手忙脚乱的达来根本来不及自己去处理，他只好交代刘永光，“这两支队伍就交给你和小唐了”，然后自己开着车往七星湖赶。车开到一半，手机又响了，是王贵生的电话，王贵生对他讲，他们骆驼队行进了5公里左右，沙丘变得越来越高，万双喜所骑的骆驼因为沙丘太陡一个踉跄，差点踩空，竟把万双喜摔下，骆驼腿还踩中了万双喜的小腹。“抛下抛下，你们继续往前，赶快往前走，叫万双喜留在原地，我叫人去接应。”达来当时的脑子已经开始胀痛。
达来是过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七星湖的，但是他到的时候，七星湖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沙地摩托车已经被一个游客强行开走了，这名游客也是为了去救受困的“清华大学学生”的，同行的还有景区的一位中医大夫。达来当即问道：“他们带了药吗？”那工作人员回答道，好像没有。那时候达来简直着急到快发怒了：“没有带药去了能干吗？沙地摩托车使用的电瓶如果两个人骑的话，差不多就刚好到他们受困的地方，没带药，去两个人能干吗？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依靠沙地摩托车再折返回来取药。”
达来着急地想和用骆驼出发的王贵生他们联系，但此时他们的电话却迟迟不能接通。 无法抵达的急救
那时候，根据王贵生院长对记者的讲述，他们正走进沙漠腹地，一点信号都没有。因为沙丘越来越高，随时有被骆驼摔下的危险，所以自从万双喜被骆驼摔下后，他们也下来走了。
达来焦急到几乎是隔半分钟打一次电话，但是还是打不通。倒是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是刘永光，他告诉达来，那两批30个人已经解救出来了。当时是晚上10点多。
但是达来真正着急的还是那个有生命危险的“清华大学学生”。他刚挂完刘永光的电话，局里另一个电话来了，告诉他“总参已经答应帮忙从河北保定临时调直升机了，不过那边说因为要加油等准备要明天凌晨才能起飞”。
凌晨起飞？到这个时候达来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了。他心里想，或许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还是要做好后续的准备，他就拿着GPS和其他民警会合，开着车不断沿着沙漠边缘绕，看能不能找到被困队员走出沙漠的最佳路线。
凌晨3点30分，最终确定了从被困地点到沙漠北面的宁布湾是最近的距离——步行只要4个小时，但是此时救援队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了。这个时候，杭锦旗副旗长付建奇带着旗里医疗救护组，公安局政委王德强带着支援民警也赶到宁布湾了。
王贵生他们的电话还打不通。会不会出事呢？在这个过程里，被困的那群人不断打达来书记的电话，几乎用哀求的声音说，“快来救人快来救人，她好像快断气了”。
终于在凌晨5点，就在格里力他们赶到离被困地点2公里处，看到那辆翻车的沙地摩托车和热心援救的游客及七星湖景区中医——他们的车因为电力不足终于翻倒在返回取药的路上。达来接到了王贵生院长的电话，王贵生在电话里说，他们已经到达受困地点了，听到这句话达来激动起来了，他着急地问，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王贵生院长停顿了好一会才继续往下说，这些人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对昏迷的那个游客宁倩进行检查，“不过我到的时候她已经瞳孔放大，呼吸和心跳停止……”有将近3分钟，两个人对着电话谁也说不出话。达来，这个身经百战的警察后来对记者说，挂完电话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和这些为了营救这个游客而赶来的还在忙碌的人说，他张了张口觉得一阵鼻酸。
遇难者尸体最终用骆驼驮出沙漠大概是在当天的10点10分，并于12点16分运往独贵塔拉医院。
根据刘永光的估计，今年“五一”期间试图穿越这段沙漠的队伍“应该有300多人”，说完这个数字，刘永光暗自庆幸地呼了口气：“还好，总算没有再出其他事。”
 
(编辑　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