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改革路线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编者按]如何看待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如何理解前苏东剧变的原因及其深刻教训，是当代国际共运中最重大的“历史问题”，对它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进程的观点及政策主张。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些问题上“老左派”与新社会主义改革派有着重大的分歧。下面转贴的文章虽然有个别新的提法，但总的来看仍然可以看作是“老左派“在苏联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该文把苏联改革分成两个阶段，即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为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始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虽然有各种弊病和不足，但是社会主义性质下的尝试。改革性质的真正变化是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阶段即1988年6月苏共19大开始的。认为之前“苏共的性质总体上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因为如此，广大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还是热爱并拥护这个党的。”由于十九大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苏共逐渐社会民主党化，苏联的社会制度也在全面地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八大。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表明，苏共已经完全蜕变为在性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对立的社会民主党。这时的苏共名称虽然没变，但其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苏共党员自己的组织，不能再代表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在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少数当权者的利益。”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苏共性质的真正蜕变，是在1988年之后才开始的！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在这个路线下推行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等，主张私有化，取消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随着多党制、议会民主、总统制的确立，以及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推行，苏联已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文章的漏洞是相当明显的。首先，苏联共产党蜕变一个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党，或者说其中发展起来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统治阶层，这个绝非是在1988-1990年间完成的。这个集团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甚至也不是像政论片《居安思危》所说那样开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笔者认为它实际始于斯大林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它的完成、巩固与登峰造极的时期！苏共十九大之后恰恰是它剧烈分化的时期，其中倾向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派别从老官僚集团中分离了出来。其次，文章还模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前苏联（或者俄罗斯）的真正大规模的私有化不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是在极右翼自由派叶利钦上台后才大力开始实施的，这才是俄罗斯旧体制彻底终结的完成性的步骤。作者分析的自相矛盾就在于，一方面认为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路线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不单纯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与背叛的结果，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这种背景总的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共党内实际上主要存在两股思潮，一方面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没能结合新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愈演愈烈，直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占据苏共的指导地位。这两股错误的倾向导致苏联国内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并趋于尖锐化。”这样说来，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本身是苏联社会之前社会结构和两种思想从而是两种力量斗争的产物。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就是旧式赫鲁晓夫改革的修修补补。因此，按照作者的“决定性因素”的定义，那么我们就要去研究为什么苏联社会不能产生第三种主要思潮和第三种力量和第三种路线：反对官僚社会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即主张新社会主义的派别，然而，作者并没有这样提问题。这就不得不涉及到“老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性。由于理论视野的缺陷——认为前苏联东欧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不会有新的对抗性的冲突，也由于由于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局限——“老左派”的政治代表都是在（旧）体制内掌握一定的权力与资源的中高级干部，“老左派“在分析旧社会主义体制的时候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工具的缺乏，那就是不能认识到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掌握者蜕变成一个半封闭的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集团，他们篡夺了本应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利——从直接参加管理到进行有力监督的权力，成为一个与劳动人民有着重要的利益差别甚至是对立的统治集团。人民群众对于这个集团的淡漠情绪很早就流露出来了——这个在前苏联相当突出。群众的冷漠，是这个统治集团统治策略的重要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官僚统治存在的基础，官僚统治的稳定性同群众的积极性总是成反比的。因而，官僚社会主义的种种制度安排都指向一个结果：工人阶级在官僚统治集团下的离散化，原子化，消极化，非阶级化。工人阶级从自觉状态返回到了自发状态！这就会将很大一部分工人推向官僚集团的反面，在转型过程中放开党禁之后工人就极易为自由派的口号所诱惑，因为前苏联的历史留给自由派做文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而其他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由于其同官僚社会主义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在短时间内总是难以成气候，因而最后的决战实际就是在保守的官僚集团和右翼自由派之间进行，这就是8.19事变的本质所在。自由派上台后马上对工人显露了其狰狞的面目，以大规模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抵制民主派的反抗造成瓦解旧社会主义的既成事实，自由派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这点上他们比原先的保守官僚派更疯狂更露骨也更无耻！私有化完成之后自由派可供依靠的社会基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垄断寡头，这就是俄罗斯“恶的资本主义”的来源。由此我们看到，苏联的旧社会主义体制为苏联的向资本主义转变准备了很多的条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脱离劳动人民、同劳动人民对立的官僚统治集团，以及一个已经非阶级化的工人阶级。这种力量的组合分化决定了快速转型的结果是自由派依靠工人的赞助打倒官僚派并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恶性复辟。而苏联快速转变的关键一步就是苏共十九大放开党禁让各种政治力量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演变的特征并不在于其路线本身，而是在于这个路线推行的策略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改革节奏的控制，改革先后顺序的安排以及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包装等等。

      就现在来看，从官僚社会主义通过转型斗争直接转向新社会主义，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这更加凸显了官僚体制这个转型对象所造成的初始条件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决定论各种派别的力量对比。这似乎就是历史的报复，历史上工人官僚统治越严厉，转型过程就越激烈，自由派掌权复辟就越容易，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越困难。托派曾经设想通过爆发工人的政治革命来实现从官僚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的过渡，但现在看来这无疑是高估了工人阶级意识及其组织力量的发展速度。今天众多论者在论及中国转型的时候无不提到中国转型的几个重要特征，改革前的计划控制较松散，渐进的改革等等，这固然使得新的资本实力有时间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使得积累起来的经济进程更加具有不可逆性，但同时也为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提供了时间。如果在最重要的国有资本尚未私有化之前工人能够产生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那么新社会主义的成功就将是很有可能的。(www.reviewing.cn 地图集)

作者：汪亭友【内容提要】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究竟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争议颇大。本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简要评析。总体看，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经济因素、民族因素等虽起了这样或那样的作用，但还不是苏联演变与解体的决定性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    苏联演变从总体上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太多的争议。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决定性因素（或根源、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关键因素等）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其中有真知灼见，但也有貌似有理的看法，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以下对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作些评析，然后再探究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一、评析五种代表性观点     1、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    该观点把苏联演变的根源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大弊端是“乌托邦”。该观点认为，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没有跳出“空想”的窠臼。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于把这种本来是“空想”的东西当作现实去追求、实践，一开始从事的就是没有前途的事业。苏东剧变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敌意或偏见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及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言人。    产生这一看法主要源于世界观与阶级立场的不同。如果从资产阶级世界观与立场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看待苏联演变，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天起，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一直是这么攻击的。他们总是以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暂时挫折的某些个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这些攻击没有一丝道理。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其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依然是继续推进无产阶级及人类进步事业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苏联演变也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导致的失败，而恰恰是在改革问题上违背马克思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    2、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说    此观点把苏联演变的根源归结为列宁及其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认为由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因此，十月革命的这种“先天不足”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他们甚至还提出必须重新评价列宁与考茨基当年的争论，认为列宁与考茨基谁是谁非又有了新的结论。主张这一观点的也主要是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一些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者”。    产生这一观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片面理解。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后来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大体是通过这种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与十月革命的道路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终究要替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规律。但这个规律在具体国家内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取得胜利，则主要取决于革命的形势与条件是否具备，与生产力水平并没有简单对应的必然的联系。只要革命形势具备，落后国家也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正是落后的俄国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革命形势与条件已经成熟的产物。因此，没有道理说十月革命是“早产儿”。苏联演变并不是苏联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缘故。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把苏联演变的根源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归结为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是简单化的机械论的看法。    3、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说    认为苏联演变是苏联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有人甚至认为，由于这一模式严重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已经面临着全面的危机。不管后来有没有改革，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改革，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必须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弊端为敌对势力利用人民的不满，制造混乱提供了借口。但把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演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一因素是决定性的，则是不正确的。    从性质上说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既然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理论逻辑上就不能把它与苏联演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在性质上有着原则区别的社会制度，存在根本对立的关系。两者并不存在一种由此及彼、一脉相承的联系。如果没有一种中介因素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这个中介力量就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蜕变的桥梁。而这个因素则具有关键性。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的性质与产生根源看，主要是具体体制与运行机制没有及时完善与更新的问题。这些弊端的存在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虽然有些问题相当严重甚至根深蒂固，表明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但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并不是顽症。因为这些弊端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改革途径得到缓解并最终消除的。改革的目的与任务，就是要调整不适应发展需要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相关的运行机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中得到体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革。苏联的教训在于，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已经提出改革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或进行根本性改革，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日趋僵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成为苏联演变的一种重要因素。    4、经济没有搞好说    此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苏联演变与解体的根源。依据主要有两条：（1）苏联在同西方的经济竞赛中落伍了、失败了（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是就外部因素而言；（2）历史上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加上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经济政策，使得苏联经济在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作用下被搞糟了、搞垮了，这是就内部因素而言。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苏联走向演变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用这两条理由论证经济因素是苏联演变的根源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认识方法上，要把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与之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分开。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68年时间里，苏联经济建设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苏联经济长达半个多世纪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上百倍地增长，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便与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的经济成就毫不逊色。至于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缩小的差距出现冻结甚至扩大的趋势，这是历史事实，但对此要有客观的评价。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尽管连年下滑，但还没有完全停止增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甚至在其执政之初，苏联经济并没有完全搞糟，更不用说搞垮了。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则是另一回事，属于另一性质的问题，是不搞社会主义的结果。自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苏联开始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与总统制逐步确立，经济领域也在推行私有化。在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开始出现严重危机。从表面上看。苏联经济被搞糟、搞垮似乎与苏联演变与解体有着前因后果般的直接联系，但从实质上看，这种因果联系是一个错觉，应该颠倒过来。即经济状况恶化不是苏联演变的原因，而恰恰是苏联演变后带来的结果。苏联演变后原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整体状况持续恶化，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    5、苏联人民选择说    这是一种在西方比较盛行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彻底走向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支撑这个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即在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 85%。    如果不加分析地看，这个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在苏联演变后期与苏联解体期间，广大苏联人民包括工人阶级确实没有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党和政权。苏共是自行解散的，苏联也是以和平的方式瓦解的，社会制度也因此过渡到资本主义。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依据。需要明确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苏共的性质发生演变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即便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苏共的性质总体上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因为如此，广大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还是热爱并拥护这个党的。但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苏共逐渐社会民主党化，苏联的社会制度也在全面地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八大。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表明，苏共已经完全蜕变为在性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对立的社会民主党。这时的苏共名称虽然没变，但其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苏共党员自己的组织，不能再代表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在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敌对势力的疯狂夺权，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仰的部分干部和党员依然为挽救苏共与苏联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外，广大苏联人民及广大苏共党员眼睁睁地看着苏共解散而袖手旁观，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联解体也不是人民的选择。我们姑且不论在苏联时期，苏联人民衷心拥护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便在人民生活遭受重大影响的苏联演变期间，广大的苏联人民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维护苏联的团结与统一。1991年3月17日，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的人数为1.47亿，结果显示76.4%的人赞同保持苏联。    二、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决定性的因素，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这一因素在引发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这一因素与整个历史事件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有这个因素的存在，就必然要产生那样的结果。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其次，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由于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其他因素由可能状态变成现实因素并且相互作用，共同引发整个事件。如果没有一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其他因素即便存在也会处于潜在状态，从而不会直接导致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另外，时间的先后也不是确定决定性因素的依据。不能简单地把现实因素看成浅层次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地把历史因素当作深层次的根源。    苏联发生演变与解体，问题出在苏共党内，这是不言而喻的。苏共党内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但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套全盘西化的改革路线，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与苏联演变存在必然性的联系。    苏联演变源于改革，是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悲剧。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苏联改革的是非得失中寻求答案。纵观整个苏联改革史，如果说改革始于赫鲁晓夫的话，那么，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主要是在原来体制下采取一些修补措施而不赞成根本性改革的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极右的改革路线的时期。总体上看，前期的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后期的改革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    苏联前期的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赫鲁晓夫的改革急躁冒进，没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之后两任短命的领导人延误了改革等。但从根本上说，主要源于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与内容，始终把体制问题当作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固守不放。这一时期的改革，虽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因为苏联党和政府没有意识到改革的革命性意义，没有正确认识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从根本上改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与方面，没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与要求适时地根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延误了苏联继续发展的时机。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的改革则走向另一极端。戈尔巴乔夫的初期改革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口号下进行，但不久就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他借口苏联问题积重难返，打着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幌子，推行实质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极权社会主义，极权的根子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存在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具体地说，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具体做法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实行议会民主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统治制度；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等等。随着多党制、议会民主、总统制的确立，以及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推行，苏联已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因此，从本质上讲，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革，从而成为演变苏联的思想理论武器。苏联党政官僚集团对苏联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不是采用改革的方式（虽然他们也称之为改革），实质上是采取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激变方式，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复辟。改革性质的根本变化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苏共党内泛滥并迅速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绝不是偶然的。它不单纯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与背叛的结果，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上蔓延和泛滥，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得以提出和实践的外部条件。从苏联国内看，民主社会主义有其生成、发展的历史土壤。改革“新思维”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构成了改革“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及思想渊源。（1）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为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全面污蔑和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开了恶劣的先河。（2）赫鲁晓夫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成为戈尔巴乔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3）在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上，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的。（4）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否认在核武器条件下国际阶级矛盾的存在，鼓吹国际阶级合作，这也构成了戈尔巴乔夫屈服并顺从西方的外交“新思维”的理论根据。因此，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共党内实际上主要存在两股思潮，一方面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没能结合新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愈演愈烈，直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占据苏共的指导地位。这两股错误的倾向导致苏联国内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并趋于尖锐化。    比较这两个时期的改革，前期的改革虽然是不成功的，并为后来的制度演变埋下了隐患。但客观地看，前期改革的失误及实践中的问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具体工作中的失误，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改革与建设的规律。虽然说实践中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这并不可能导致苏联的剧变，并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好转。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与建设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经历一些曲折与失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从当时苏联问题的性质看，还没有严重到要通过制度演变的方式来解决。只要有正确的改革路线与措施，苏联模式的弊端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并不必然要导致制度演变、国家解体的结局，至少不至于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那样性质的悲剧。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问题显然是另一性质的问题，即是不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另一类性质的错误，即根本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了一条完全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路线。出了这样的错，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是无可挽回的。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以及这两类问题与苏联演变的关系。前一类问题只是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与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苏联必然要演变，苏共必然垮台。而后一类问题则与苏联演变与解体存在必然联系，道理很简单，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前东欧国家也相继发生剧变说明了这个道理。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现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原本可以通过改革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导致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化体制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端以及苏联历史上的种种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如果苏共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护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铲除党内滋生反动势力的温床，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就不会成功，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就不会得势，堡垒就不会从内部被攻破，苏联也就不会解体。由于苏共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犯了根本性错误，推行了实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演变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