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认真对待政治

萧瀚：认真对待政治

 1. 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存在两大严重问题，一是政治中心主义，二是道德中心主义。

 2. 政治中心主义几乎席卷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泛政治化将私生活也轻易地纳入公共领域，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普遍不知公共生活为何，不知个人生活为何，最后完全不知政治为何——通常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政治只不过是勾心斗角的权谋，是肮脏的、丑陋的。政治中心主义导致了中国人普遍缺乏政治头脑。

 3. 道德中心主义随着政治中心主义，也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公共生活的问题，还是私人生活的问题，都成了人们可以随意指责的领域。它导致了中国人逻辑思维的无能，而虚假的伦理思维却异常发达，所以一旦讨论问题，不管是不是需要涉及伦理，一概泛道德化，诛心之论、人格攻击成为讨论公共问题的常态。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普遍虚伪，道德低下。

 4.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实现事关公共生活及其引发之公共利益的公平正义，增进共同体的全体福祉，从政就是要通过言行达到这样的目标。

 5. 政治既不是肮脏的，也不是干净的，只有从政的行为有美丑、善恶、净秽之分。从政者的个人道德虽然并非不重要，甚至相当重要，但衡量政治行为是否合适，其标准不是从政者的个人道德素养，而是其行为本身是否合乎政治逻辑与现实。

 6. 什么是政治的逻辑？目的正当、明确，手段正当，后果增进共同福祉。

 7. 什么是政治的现实？在政治逻辑方面合乎规范的基础上，政治行为必须考虑具体语境下所可能发生的后果，如果这后果在总体上是使得现实趋近公共生活的公平正义，并且因此而增进了共同福祉，那么它就是合适的，反之即为不合适。

 8. 从政的难度在于，一个动机良好、目的正义、手段正当的政治行为，完全可能由于外界环境的恶劣，不但无法达到原目的，甚至因为触怒政治中的恶，而走向它目的的反面。

 9. 所以衡量政治行为是否合适，考察从政者的动机是否纯正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最需要考察的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10.  由此可以断言，评价政治行为最合适的方式应该是：宽以责人，苛以观行；薄责于德，厚察于果。

 11.  由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寻求各种利益团体的重叠共识，以增进不分其类的共同福祉。因此，它是一种非常类似于商业活动的行为，它的行为方式也就很像交易行为。

 12.  既然政治行为很像交易，它要促成共同福祉，那么一切政治行为在其指向目标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政治对手”的利益，完全不考虑政治对手利益的政治行为都是无益的。

 13.  当政治环境尚处于以暴力为基础的状态时，弱势者的政治行为如果完全不考虑政治对手的利益，那么他们往往只能得到暴力，越勇敢，后果越糟糕。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谴责滥施暴力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政治本身而言，除了进一步败坏滥施暴力者的道德，也减少了共同福祉——这种减少对于牺牲者个体常常就是百分之百的减少。

 14.  在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环境中，那些有抱负的从政者可能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但这种牺牲首先要考虑的不能是牺牲者本人是不是自愿（当然必须是自愿的）或者其他问题，而是要考虑牺牲的效果是什么，是共同福祉的增进，还是共同福祉的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生活中的牺牲从来不是评价政治行为正当性的依据——评价政治行为只有一个标准，即是不是增进了共同福祉。

 15.  如果把政治行为区分为两部分：政治姿态和政治行动，就会发现有时候姿态和行动是不统一的，正确的政治姿态未必就有正确的政治行动。当两者分离，或者从政者自己认为是两者统一的，但外人却认为政治姿态正确、政治行动错误，作为外援者该怎么办？——很简单，支持政治姿态，对政治行动则可沉默或批评。

 16.  如果情况相反，政治姿态有问题，但政治行动却合理（例如许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公权力，但实际效果上确是增进了人民福祉），那么同样道理，他者的做法可以是支持政治行动，对政治姿态则保持沉默或者批评。

 17.  对政治行为的最大误解是，认为政治姿态值得赞同和支持，就忽略了政治行动本身，无条件地一股脑儿支持；或者因为政治姿态不值得赞同和支持，就忽略政治行动本身，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两者都会制造貌似正确的破坏者，以至于降低共同福祉。

 18.  鲁迅先生说秋瑾姑娘就是被人拍手拍死的，简而言之便是捧杀，这是一种悲哀。近二十年前那场劫难，血腥屠杀者之罪恶自不必说，但是某些激进的学生领袖难道就不该负点责任吗？——没办法，政治就这么残酷！它的衡量标准就是共同福祉有没有增进，只有增进了共同福祉的牺牲才是有意义的牺牲。

 19.  与评价政治行为标准“宽以责人，苛以观行；薄责于德，厚察于果。”相匹配的，从政者的素养，最重要的是节制和谨慎。

 20.  政治行为，往往是那种事关公共生活全局性的行为，往往是涉及全面制度性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范围广、程度深、人数众，因此，如果说节制对于其他领域的事务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在政治行为、政治伦理中，节制将居于首要地位——节制是从政者素养的第一必备要素，是政治家最重要的美德。

 21.  谨慎虽然与节制相关，但不是一回事，节制者必然谨慎，但谨慎者未必节制，如果一个政治行为在原初的起点上就是不节制的，那么再谨慎也无济于事；同时，一个节制的政治行为不谨慎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谨慎是政治家的第二美德。

 22.  许多人将政治家和政客混为一谈。政治家就是以政治为志业者，他们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要为共同体增加福祉，同时能够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处处以此衡量、自省，并且取得真正的良性效果，最后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担当能力。

 23.  政客只是以政治为饭碗，一切政治行为的目标就是保住并且扩大自己的利益，是否符合增进公共福祉完全以是否符合自己利益为转移——它可以顺带增进一下公共利益，一旦公共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相悖，就抛弃公共利益。

 24.  在历史上，有个奇怪现象，大量渴望成为政治家的人，却往往不具备作为政治家第一美德的节制和第二美德的谨慎（例如王安石、康有为、罗伯斯比尔、列宁、毛泽东），倒是政客们却往往拥有这些素质（例如法国的富歇、袁世凯），原因无它，在于前者为人——责任感容易休眠，后者为己——时时警惕着危险。看来，那些所谓的大公无私者往往是最需要警惕的人。

 25.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将政治家理想和节制与谨慎这两项美德结合得很好的伟人，最典范的当然是甘地；华盛顿、林肯、邱吉尔、马丁.路德.金，他们是成功了的政治家，而梁启超、蔡锷、胡适之却因时愆势窘，缺乏政治舞台和机缘，以至于“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悲哀之一；一定程度上邓小平也算，虽然他是SIXFOUR屠夫。

 26.  节制和谨慎，在本质上是一种谦卑。政客们之所以容易有这种“谦卑”，是因为他们为了政治权力，可以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可以完全抛弃自己的人格，作践自己，所以他们成功了；而伟大的政治家们之所以也有这样的谦卑，是因为他们上与三光共明，下与苍生同悲，他们有一种谦卑到尘土里的骄傲，他们的人格与他们的信仰合一。

 27.  甘地在狱中为殖民总督蒙巴顿勋爵亲手编了一双草鞋，蒙巴顿勋爵感动并惭愧，退还给甘地说，我不配让您这样的伟人为我做鞋。

 28.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每到高涨的时候，甘地就高度警惕，一旦出现了不可控的局面，甘地立刻降火，呼吁不起作用就绝食，他说，如果发生了印度人针对殖民者的暴力行为，说明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要用暴力来获得胜利，那他宁可不要这胜利，他宁可等待印度人民的成熟，让这独立来得迟一点。

 29.  甘地明白政治是什么，政治的本质是仁愛，这是一项谦卑的事业，更是一项仁愛者没有敌人的事业。

2008年12月16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