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胸中已无少年事

胸中已无少年事

王大鹏

         我果然老了吗？或用叶圣老句：“居然臻老境？”

50年前事，光怪陆离，森罗万象，早已淹没在记忆之海的深层，随着潮汐起落，或隐或现，时有时无。为着忘却而纪念，或为着纪念而忘却，说它如烟抑或非烟，均似近乎自慰，甚至于解嘲。

那是个遥远的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如火如荼，30年间54个“群众运动”烽烟迭起，口号同残暴共生，庄严并荒诞偕行，人禽杂糅，万里朱殷，一辈知识精英、大学才子，无不“激情似火，意气如虹”，我也沉浸在不识愁滋味的多梦季节。

我小小的故事从未名湖开始。

75年前，乡村教师钱穆，经顾颉刚举荐，从苏州省立中学，走进燕京大学，见此湖，“景色绝胜”，遂以“未名”名之。这一年他36岁，教国文，越一年至北大，授先秦史，凡七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是上世纪的匡代通儒。

未名之水，烟雨淡荡，印月无声；未名之名，大矣至矣，解人难矣。1952年后，她和始建于1916年的沙滩红楼，并列为北京大学的象征，是几代北大人的魂牵梦萦之地。无论你身居塞北江南、东海西陲，还是浪迹大洋彼岸、塞纳河畔，她都会是你的心灵归宿。但境由心生，“自己家风”：有多少北大人，就有多少个未名湖。有的人奉此湖为“心中永恒”的“母亲湖”，咀嚼着充满“浪漫和灵思”的少年春梦；有的人则斥之以“死水”，称之为“本无母仪”的“悍妇”。

我既无眷恋，也出离了愤怒。

（一）我的未名湖是真诚的、梦想的，也是悲凉的。

有一本被忽略的童书《少年航空兵》，著者是老牌民主人士胡愈之，八年抗战，始获胜利，天下治废，千载一时。愈老感乎世情，祈愿和平民主，小说就是他编织的一幕中国梦：国人分编为少年航空兵、少年哲学兵、少年钢铁兵等等，国力隆盛，称雄世界。披文入情，我也幻想着将来做一名少年文学兵。

中学一年级，迎来解放，因为是“七一”向毛泽东献花的中学生代表之一，就在少先队成立之前，挂上了以毛的名义赠送的绸子红领巾。读书偏于文学，在耽读巴金、屠格涅夫的同时，也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

“我，

在列宁的照耀下，

清洗自己，

为了向着革命的大海，

驶得更远。”

1955年，终入北大中文系，做了少年文学兵，“少年意气薄封侯，自许人间第一流”，当然是天之骄子：

“少年对着新生的太阳，背诵他生命的课本。

啊！‘自强不息’的少年啊！

谁是你的严师？若非这新生的太阳？”（闻一多《园内》）

两年后，帮助党“整风”中，处士横议，这位“严师”把我从“骄子”贬为贱民，放逐农村。那一年我20岁，开始背诵“生命课本”的第二页。

暮色苍茫中，我推开一扇门，破旧的无漆的，北方农家的单扇屋门，望着黯淡的空洞洞的屋子——我的服刑之地，一片悲凉，不知道我这第二页将有多长。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还要化你人格：妖魔化、丑化、矮化，以及贫困化。不仅“他化”，而且强迫或诱迫你“自化”，果如此，不愁你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们九名中文系落难公子到得此地，并非大隐于野，而是“保留学籍，劳动考查”。背着学校的这个“行政处分”，可又没有学校的“红头文件”，仅有班长签字的一纸“班发”文件，并不劳法院大驾，没有法定诉讼程序，我们就获刑“活期的无期徒刑”。陆平书记在全校大会上讲处理右派，高踞讲台，足蹑“内联升”布鞋，架起二郎腿，颠抖着脚尖，雪白的千层底朝着台下莘莘学子，声色俱厉地说：“这批右派儿们，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来”。此之所谓“活期的无期徒刑”：法出无门，无产阶级气魄大矣；和尚打伞，无法之法亦大矣。

这是京郊门头沟区斋堂乡白虎头村，背倚深山，清水河绕村而过，风光秀丽。就在这水曲山隈，洒落着三颗珍珠：王家庄、宋家庄、郝家庄。三村共70户人家，乡民不足200人，民居多为清末四合院，硬山清水脊，大小错落，古韵盎然。山坡梯田层层，果树遍野，犹以核桃树之多且大，远近闻名。我们住在宋家庄，青石铺成的一条窄窄的“大街”，两侧十余户人家，路东几条蜿蜒小巷而已。我们所居就是小巷里的一座小三合院西厢房，房东是中年果农刘万财，沉静干练，有些文化，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

手中的线装书和大图书馆借书证，换上了镰刀和背篓，我渐渐融入农家，干着原始的农活：在滚烫的热水锅里“贴饼子”，用扁担钩吊着水桶在深井里打水，挑水挑得双肩红肿，背着超过自己身高一倍的大捆柴火艰难地走过崎岖的山路，在老牛后边扶着沉重的犁铧去豁开冰冻的土地，赶着驮煤的大队毛驴翻山越岭；更有甚者：肩扛200斤重的麻袋，蹬着木板，爬到两层楼高的粮食囤边倒下粮食，一天百个回合，累过了头，麻木不“人”；32人的大杠，单肩力顶几百斤，腾云驾雾，灵柩飞过层层梯田，直奔深山墓地，说来像是《聊斋》；单人放牧，牛角挂书，潇潇洒洒到达山之深处，俨然武王“放牛于桃林之野”，遂放群牛“自由”吃草，自己在树阴下袒胸偃卧，眈读“闲书”，午间啃块窝头，直到日落黄昏，字迹模糊，方才“梦觉”，只见那60头牛星罗棋布，散落在十几层梯田的边边角角，恬然进食犹未已，而“牧人驱犊返”则几为“妄想”。于是失色：魏人王象，牧羊私读书，即被捶楚，而今“破坏耕牛”当为正宗反革命罪。正恍惚间，暮色渐已四合，数点昏鸦，一轮素月，于是更加惊恐，究竟是如何把它们弄下山的，则又是篇大文章，容后续作，总之是弄回来了，及至见到老牛倌还兀自在牛棚前 “恭候”着，虽无“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的诗意，却也热泪两行。事隔20年，我的同床（上下铺也）师弟、曾在首都拴戏班子的大戏剧家锦云，把我这个故事攒成个评书段子《小右派放牛记》（简约为《新小放牛》），牛儿点点洒落，头上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生死攸关，告诉无门，其态颇为“入戏”，可其况味，是酸是苦，则难与人言矣。

斋堂曾是抗日根据地，民风淳厚，群众视界开阔，我们成长于斯，“改造”于斯，受到爱国爱乡精神的强烈感染，而且老乡视我辈直若家人，支部也列之为村民一员，三年中没有一个人叫过我们一句“右派”，与城市或其它劳改场所相比，这里几乎是避秦之武陵桃源。

五十年来，多少往事成空，可他们的身影却像古代岩画，刻镂于心，历久远而犹当面。

老牛倌宋茂增，年近七旬，脸上几条深深皱纹，并不太浓的络腮胡子，慈祥，而又深谙世事。我在他手下做小牧童。他经常邀我到家里唠嗑，指点放牛绝技（若无此技，那晚我焉能下山），说说村里村外蛮有意思的老人老事，甚至还问过宋庆龄近来怎样了。三年困难，几近绝粮。一日，他招我到家，说：“来，补补身子。”我盼着大米饭，谁知端出的竟是一碗酱油加醋，点上几滴香油的热汤。老人苦到如此，还爱怜着城里的少年人，我一饮而尽，快步跑了出去，怕他看见我的眼泪。几十年来，纵“琼宴坐花，羽觞醉月”，都不能让我忘记这碗高汤。

老支书宋文忠，打过日本，是村里元老。他有严重的哮喘，无冬历夏披着件蓝棉袄。他见我们总是笑咪咪的，一脸慈祥，从没一句政治训话，却好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要我们有空写写信，别让老人惦念着。常说的话是：“孩子，劳动是劳动，可别丢下书本，回去还是国家的人才啊。”老队长宋文通，瘦小枯干，几十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使他几成驼子，稀疏的白发，几缕山羊胡子，满脸皱纹，像个核桃。他总领三村人马，每天早晨，在“大街”街口，安排社员劳动，有板有眼，无言自威。他不吭不响，第一个下地，天黑方归。他见我们农活学得快、干得好，往往眯起眼睛笑，而没有一句夸奖；要是不行或偷懒，他就绷起核桃小脸，也没有一句责骂的话。

 “中华巨龙乘风破浪力争上游正昂首云天齐歌跃进，美帝纸虎舞爪伸牙虚张声势看满头绞索自取灭亡。”这是老舍先生1959年一月所撰联，是大跃进的写照。

大兵团作战。某公读威廉斯土壤学有得，遂指令全国“深翻土地”以放卫星。斋堂公社奉旨后，即调动大批人马集中住宿，开赴大田。一组约十余人，每人镇守20米，等距呈大圆形，持锹深挖土，一层挖过，恰好拖拉机到达，机犁下层，机过人再深挖，如此循环往复，人机大赛，紧张万状，盖机至而人未挖好，则必出“机犁人”之惨剧也。这种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不时上演张飞马超的“挑灯夜战”，及晨我们已烂泥一滩矣。大战结局，不仅卫星不能上天，而土质被毁，几颗粒无收。

斋堂人民公社成立，放假一天，行礼如仪后，我们到各村闲逛：只见火村搭台唱河北梆子，无非《大登殿》、《白毛女》，新旧并陈；马兰村社员扛着盛满白馒头的大笸箩，穿街过巷，不论哪路神仙，只要是中国人，你不拿还往你手里塞；傍晚，在东斋堂镇前大放焰火，大扭秧歌，万头攒动，欢乐未央，我站在火光下，真觉得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的大门之前，生逢其时，幸甚至哉。回到宋家庄，看到刚寄来的《人民文学》，就着马兰的白馒头读完康濯《吃饭不要钱》一篇佳文，感觉良好。

孰知，曾几何时，风调雨顺的“自然灾害”，就悄悄来临，斋堂地区虽未减产，但架不住“一平二调”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社员也难免告别净米白面，记得先是“杏叶粥”，清汤上飘着几条杏叶，不见粒米，几碗下去，博得水饱，一时肚鼓，半饷肚瘪。于是又发明“糠饼子”，色红味甜，食之如饴，皆大欢喜，不料半日后，效某公野外疴粪，虽无警卫员荷锸相随，倒也清爽自如，可叹得意不久，极度干燥，几小时不竟，滋味难以形容，只能说当时的全部“人生追求”就在乎结束此一旷古工程也。我们就这样和亿万农民，经历人民公社，度过人为大饥饿，所幸者是没有被列入数千万“非正常死亡者”红名单。

离开宋家庄44年，白了少年头；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她身边。却只见：清水断流，嘉木衰死，荒途空村，几无人迹。看我旧时西厢，已黯牖蛛网。世运交移，白虎头或存或亡，她都是我的第二故乡，她的山水、人物，永远抚育着我的少年心。

季羡林先生，一代国士，山高水长。60年代，我曾在课堂听他讲“印度文学”；后多次请益于朗润园，一次谈及我的“右派生涯”，季老说：“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财富。”还说：“我戴过许多帽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但就是没有‘右派份子’这顶帽子，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帽子也者，无非是一种政治符号，以定位身份。远自中世纪的“异教徒”、印度民族的“首陀罗”；近至希特勒的“犹太猪”、苏俄的“人民的敌人”；而我国特色的帽子，更是超迈“前贤”，陷几百万、几千万人于绝地。中共早期一位领导人在距胜利30年前，就曾论断“（胜利后）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而建国后的总政略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打击其知识份子，从而阻遏自由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某公在1949年初就说过“今后的主要敌人是民主党派。”1957年的事情，无非是这股主潮的一个较大的旋涡而已。

（二）我的未名湖是思想的、惨烈的，也是希望的。

北京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是思想者的热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民族解放史上，用泪水与鲜血镌刻着一大批北大人的英名。

许景澄，母校第一个殉难者，也是北京大学以言获罪第一人。光绪24年（1898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兼管学大臣。戊戌上书力阻义和团进京，被西后以“莠言乱政”罪砍头于菜市口。继之，京师大学堂分教习寿富，八国联军破京时，义不帝秦，率全家五口壮烈殉国。

1900年，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1919年9月，李大钊又倡导“‘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自此北京大学多少“文章气节少年人”（注），思想着，呐喊着，终其一生：沉浮毁誉，难累其心；独立不惧，孤往不悔。此即“北大人”。

五四前后，狂飙突进，群星闪耀，蔡元培首倡“思想自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树人、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张申府等继起红楼，“酒旗风暖少年狂”（台静农赠陈独秀），一时多少“良时豪杰”。陈独秀嘱望青年要“摆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鲁迅期盼“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李大钊“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胡适则呼吁“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此即“北大风”。

民主革命时期，北京大学献出它的堂堂人物：李大钊、邵飘萍、朱执信、孙炳文、邓中夏、林庚白、张太雷、何孟雄、王实味、闻一多等烈士，他们“以心挽劫”，以生命造就成一个新生的国家，辉耀着新生的太阳。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严复）“北大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715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人842名。”（1979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而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13个青年助教中即被划十个右派分子。自此智士钳口矣。

这些堕入贱民行列的北大人，在长达22年的炼狱生涯中，“相伴随的只有憎恨，嘲笑，蔑视，侮辱，寒冷，饥饿，监狱，疾病，甚至还有死亡；完全和人们疏远，还加上孤寂；这些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还来自你的亲人，来自你的朋友。”（屠格涅夫《门槛》）

五十年代，太阳与严寒同在，美妙绝伦的风光。

任大熊、林昭、张锡昆、沈元、顾文选、黄宗奇等六右派，1957至1976年间，在不同地区被人民法院公开判处死刑，镣铐加身饮弹毕命，有的还举行过十万人以上的公审大会，并游街示众。

林昭有《赠张元勋》。1960年林在上海，通过张亲兄致信北方狱中张元勋，张收信后恐为公安作诈诱供,遂回信要林附一照片，以证实确为出自其手，林即以照片为证，并题诗背面：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沉郁顿挫，笑傲人生，其人其诗堪与秋瑾后先辉映。

刘奇第，湖南人，物理系54级。甫入学，即为胡风鸣不平。1957年更在三角地设帐为胡风招魂（当时他误以为胡已庾死），白幡大书“胡风不是反革命”，直言愕愕，义不避危。旋即被捕，发往兴凯湖，后冻饿死于小号。

1984年12月，木墀地，我拜访胡风先生，梅志、晓风在座。我缕述刘奇第行事，胡风木然，无语。梅志夫人说：“胡风一案，牵连极广，很多人为之家破人亡，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勇敢的青年，而且如此惨烈，我们真对不起他啊。”我说：“他为胡风而死，更是为真理授命。”

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暗夜中，北大失掉了饶毓泰、翦伯赞、吴兴华、向达、王重民、陈梦家等世界级学术大师，以及崔雄昆、程贤策等优秀教育家，他们为捍卫人格尊严，惨烈自戕，以生命警醒世人。北京大学理应为其设立纪念牌，让他们魂归未名湖。

镜头回到1948年除夕，南京，胡适与傅斯年，酒后烛下相对，不觉同时吟出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残，根株浮沧海。” （陶渊明《拟古》第九首）继之潸然泪下。胜利后，胡、傅出长北大，期有所为，至此不过三年，山河改色，他们的自由主义之梦，亦随之破灭。

1991年4月3日，上海武康路，我拜访巴金先生，黄裳在座。我对巴老说：“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灵魂。60年来，您用笔和封建体制及其思想意识，做了不倦斗争，博得世人之尊重。”巴金缓缓地说：“60年，仍在原地。”神态淡然。

上世纪末我编有一本关于知识份子的书。我在《后记》中提到中国近代文化巨人“无一不是‘以身载道’，无一不是凝聚着中国文化精神”，是“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蒙季羡林先生赐《序》，《序》中有言云：“为此文化（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而“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季老在呼唤传承中国文化的人，在呼唤“文章气节少年人”。

未名湖，波澜不惊。

一泓春水，载不动失却风帆的古石舫；旧时月色，照不见湖畔行吟的今屈原。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 （宋，章能良）少年心事，去似朝云无觅处矣。

岁晚悠悠，晨光微微。

注：

当年，蔡元培校长以国学大师吴梅所作《正宫锦缠道·寄北雍诸生》为校歌，词云：

“景山门启鳇帏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

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

数分科，有东西秘文。

论同堂，尽南北儒珍。

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

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

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北大百年校庆时，一些老校友和青年学子合唱这首几近湮灭的“校歌”，怆然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