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评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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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体评何新

何新言论对**对台决策的影响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所透露的玄机



(香港信报 1996年11月15日)
马失途
北京友人寄来了新出版的上下两册《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这部皇皇巨著洋洋洒洒七十五万言,汇编了1988年至1994年大陆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他自称是新改革主义者)何新写的政论文章、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其中部分论文送报**领导层,有些在《动态清样》、《参考清样》、《内部参阅》、《内部文稿》等级别甚高的内部刊物上发表。据《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刊物所登白杰明文章透露,19**年6月3日后,何新给邓*小*平写过信,得到了称赞,邓说何是“好青年”。即使何新本人在此书的《自序》中也自夸——“以一种非常微弱孤立倍遭排压的声音对抗一个世界、一个时代”。这种声音“终于引起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关注。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给予了我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许多关怀和支持。”本书附印的何新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国家副主席王震、政协常务副主席王任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秦基伟、前中宣部部长郑力群的彩色合影,也证实了这种高层联系。
破格起用提供建议
一个连中学都没念完的前红卫兵在下乡劳动九年后,竟能踏上高等学校的讲台,还迅速晋升为教授级的社科院研究员,这是因为年迈的领导人逾越代沟从青年知识分子中发掘了这名观点相同的理论家。
1994年9月15日,何新会见“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邰培德时坦承,是已故的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于1990年把他从社科院调到全国政协当专职委员,王任重交付给何新的工作任务是——就中国经济、政治以及外交问题向中央领导提供建议。
事实上,在近几年多项重要决策中,**领导层是采纳了何新建议的。对台政策是其中的一项。
对台策略向**献计
早在19**年9月25日,何新就在《潜伏危机与前景预测——当前中国内外形势的研究报告》中就提醒**决策层:“台湾对大陆将一面进行各种渗透,一面开展除军事进攻外的总体作战……,在中国历史中的分裂时期,以新兴而富于军政实力的小国,最终吞并陷于停滞、衰落状态的大国,完成国家统一,曾经有过多次先例。现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实际已经攻守易势,所以,千万不可因其小而产生忽视心理。”他认为,台湾的最终目的是消化中国全局,即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完成其反攻大陆的构想,故提醒**中央要“高度重视和及时提出对策”。这同赵XX掌权时反诘海外记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能吗?”显然是相反的思路。基于以上忧患意识,何新1991年12月19日向**中央献计(见本书第四六三页):“我个人建议,国家在对台政策上考虑三点:(1)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警惕其渗透和颠覆;(3)鼓励和扩大两岸经贸联系;(3)但在国际竞争中抑制台湾市场,不使其扩大。”这几年**严禁台湾报刊在大陆立足、在国际场合打压台湾,都是同何新建议合拍的。
1992年5月22日,何新写给邓*小*平、王震、李*鹏***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建议》中说:“从近日《参考资料》获悉,台湾高层人物邱进益等最近相继提出签订两岸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窃以为,这是近期两岸关系中较重要的一个动向——
“一、台湾此举意图使大陆在事实上承认台湾为同我对等政策实体,
二、但对我方的有利面,是可借此打开官方接触和政治谈判大门。”
他对邓*小*平等人建议,两岸应尽早进行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但不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意味着是两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签订和平解决两岸关系,逐渐实现祖国统一的协议——承诺台湾不搞台独,大陆对台可以不动用武力,但如“独”则必干涉。
体现“威慑”论战略
1992年9月7日,他在研究报告《未来中美关系》中指出:“F16战机是有攻击能力的,要警惕台湾可能在策划大陆内乱时实施军事反攻。”故建议对台军事战略作以下调整:“在短期内对台发动登陆作战即使可能也得不偿失,是否可由准备登陆作战的战略转为以隔海控制、摧毁打击台湾战略经济目标为主的战略。重点发展非核子的高爆炸力、高精确度的战略弹道导弹覆盖和威慑台湾(摧毁目标:一、军事战略性目标;二、重要工业和经济目标;三、重大政治目标)。辅助以战略潜艇封锁隔绝其海运通道。这种战略已足以牵制台湾不敢宣布独立、不敢对大陆轻举妄动。”
此后,“江八条”与导弹试射的交叉运用,大致体现了何新的“威慑”论。
在苏联军方发动流产政变禁锢戈尔巴乔夫前四个月,何新与老军头王震有以下对谈:
王:为什么有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
何:记得毛主席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敢站出来。
王: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任何时候不能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庙。
何: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雨果还是歌颂1793年大革命。
也有开明清醒的一面
这就不难明白,老一辈领导人为何对何新言听计从。正是为他拥护建制、支持“**”镇压。他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恐吓信,其中有些信说要砸烂他的狗头,让他下油锅。
然而,何新也有他的另一面,例如1994年6月他在《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中,建议当局有条件释放在押的“**”事件被捕知识分子,允许他们离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其理由是“卸除政治包袱,消除西方人权攻势”、“构成19**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简单地归于少数人是不适宜的。”于是便有王**获释以及王**赴美。
1994年3月他接受台湾“中时周刊”电话采访时,也坦承“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确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缺陷造成的”,可惜当局在改革政治体制上缺乏雅量与胆识。
本书的“出版前言”称他是“面对强大的世潮,骑瘦马、挺长矛而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式人物,因他也有独立思考、清醒冷峻的一面,否则法国“费加罗报”、美国“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日本“读卖新闻”等西方大报怎会一窝蜂去访问他?

 


 

何新是中南海新文胆?
(中国时报 1997年1月21日)

 

记者:何频
**领导人在做重大的历史决策时,向来需要利用和依靠知识分子中的理论家。知识分子群中此类优异杰出之人的作用,很像中国王朝时代的幕僚,或者可类比于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纵横家”——这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白杰明(Geremie Borm)观察中国当代政治所作的一个结论。
的确有许多史例可以支持这一点。像四、五十年代的陈伯达、周扬和胡乔木,或者还有新近出狱的六十年代风云人物姚文元,都曾是这种角色。不过,白杰明在一篇专门讨论何新地位的论文中将何新放在与上述人物同一层级上,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官员,甚至何新本人也不同意这种评介。
****立场遭知识界非议
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对何新没有好评不是新鲜事——因他在“**”**中“旗帜鲜明”支持强硬派或者为强硬派出谋划策依然愤愤不平,而且认定何新实质上是《中国可以说不》作者群的“精神导师”。在此书出版的几年之前,何新即在一份名叫“博览群书”的刊物上首次提出:“中国也可以说‘不’”。
与共和国同龄,声音显得有些沙哑的何新在越洋的电话中对记者说,“我是有独立身份和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既不会曲学阿世,也不会单纯地为取悦某人而写作。”
但是,从何新月前出版的《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为中国声辩》,到即将在香港出版的《致中南海密札》,即使不能显示他可与陈伯达、姚文元相比地位,却暴露这位近年表现低调的学者是个不同寻常的角色,甚至可以藉此清晰看到近年**某些决策的理论来源。何新似乎不讳言这一点,他说自己“以一种非常孤寂备受排挤的声音对抗一个世界,一个时代。幸而这种声音终于引起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关注。”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失意的前**官员曾经听说,何新在“**”**后向总理李*鹏***上书建议将政治异已分子流放到国外。从何新自己选编的著作中,这个传闻得到某种程度证实。
诸多理论均与北京政策相符
何新一方面支持**对“**”**的处理是非常英明而富有政治远见,绝对不能翻案平反,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是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伤痕,对这个伤痕,宜缓慢养元,而不宜硬性揭剥,重在毖后,而不必重在惩前。重在善后、杜绝后患,而不必过苛诛求于当事者。
何新继而建议不要对尚在狱中的知识分子领袖课以严刑,将他们关在狱中是政治包袱,放出来留在国内是政治隐患,比较好的方式是将他们逐出国门,并限制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回国。
近年来,王**、王**等人得以出国,海外的声援固是一个动力,另一个因素或是何新的建议获得采纳。
人权问题是近年西方国家与中国最纠缠不清的问题,但**由最初闭口不答,到公开宣称可以讨论,亦是来源于何新的建议,何新受中国人权学会会长朱穆之委托所写的人权研究报告,首次提到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优先考虑的是温饱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观点成为**后来对付西方人权攻势的新式武器。
何新似不太为港台海外中文媒体重视,却成为西方记者包括日本记者追逐的采访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何新对亚太局势发展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北京的外交政策可能的走向。
论述观点隐见**外交倾向
早在1988年,何新便在提交**最高决策层的报告中,指出今后十到五十年时间内,以下三组关系的演变(中国前苏联、日本;大陆、台湾、香港;中国、与南韩、新加坡等环太平洋边缘地带诸新兴国家)将决定东方的命运,从而也将影响世界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在这三组关系中,中国都处于一个中心地位,但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地位,主要是由于中国在东方所处的中极位置,中国目前仍属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潜在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却并不是由于与中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附近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上极其强大的日本,并且它的这种力量早已渗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东方地区。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潜在的最重要。
即使如此,或出于战略性考虑,何新并不主张与日本对抗,他在1990年甚至提出“修好日本,稳定亚太”。他说,“如果中、日政府够明智的话,已有必要考虑共同面临美国战略威胁而唇亡齿寒的道理。”在他看来,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意图最终实现:即中国陷入动乱,分裂,最终成立一个依附于美国政策的傀儡政府,那么日本在中国未必会得到插手的机会,相反即将失去对付美国的最后一个战略屏障和潜在盟国。
何新还建议决策者不计前嫌与俄国、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修好,以多元多边外交,挫败一国称霸图谋。
香港“信报”最近有一篇题为“何新言论对**对台政策的影响”的专文,披露了何新就海峡两岸关系的一些政策建议,其信息亦来源于何新的著作。
早在1991年,何新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的一次谈话中,直指:“台湾将来是三家(大陆、美、日)争夺之地。李登辉要搞台独,很可能突然有一天也会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来是多事之区。”
1992年,美国总统布希决定对台出售F16战机,何新在由此所作的研究报告中批评新华社、文汇报的报导称“布希此举主要是为了竞选拉票。”他认为这是美国对华、对台方针意味深长的转变。
四年前即主张飞弹武吓台湾
在十项对策建议中,何新根据两岸军事技术力量对比的变化,考虑到一旦台独势力上升,两岸仍有陷入对抗的可能,应调整对台军事战略。
何新说,“以财政力量、军事技术力量而论,在短期内对台发动登陆作战,即使可能也得不偿失。中国是否可由准备登陆作战的战略,转为以隔海控制,摧毁打击台湾战略经济目标为主的战略。重点发展非核子的高爆炸力、高精确度的战略导弹覆盖和威慑台湾,辅助以战略潜能封锁隔绝其海运通道。这种战略已足以牵制台湾不敢宣布独立。”
何新四年前的这个建议,是否成为去年台海危机时解放军进行飞弹演习的决策来源?也许未必。但是,就已有所披露之**材料,第一个主张对台使用飞弹者确是何新。
(中国时报 1997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