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篇-林毅夫与研究生讨论稿很精彩值得一看(节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19:19

盛柳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在做经济研究时,如果只看经济现象,往往会犯盲人摸象的毛病,只见一斑而不见全豹,而陷入 " 支离 " 的倾向,但如果先看理论的话,往往把理论绝对化,而陷入 " 空疏 " 的困境,我们如何防范这两种倾向呢?

老师:我先来谈如何避免 " 空疏 " ,再来谈如何避免 " 支离 "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说明,人们如何做选择,而选择又会受到决策者的认知、内外在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不是最佳的。用老子的话来说, " 理性 " 是经济学的本体之道,但这个道的表现形式是会随着决策者的内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任何一个现有的理论虽然是理性的本体的一种表现,但不是理性本身,因此,不是 " 常道 " 。如果误把现有的理论当作 " 常道 ", 那么,就会犯了不讲条件的空疏的弊病。《老子》中有一段话,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批评: "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 ,所谓 " 前识 " 就是对 " 道 " 在先前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形式的认识,也就是现有的理论,它反映了 " 道 " ,但不是 " 道 " 本身,所以是 " 道之华 " ,如果把 " 道之华 " 绝对化作为道本身,就是愚笨的开始。所以,我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作为一种前识来对待,它 " 都对都不对 " , " 都对 " 因为它是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表现, " 都不对 " 因为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是不断在变动的,它不是 " 理性 " 本身。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理论,在观察一个现象、解释一个现象时,就会以 " 常无 " 的心态,直接去了解现象,从现象揭示它背后产生的原因,就能达到《老子》里所讲的 " 以观其妙 " 的境界。可是,我们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解释现象时,经常从现有的理论出发,结果就犯了前识者的弊病。

" 常无 " 是每一位开创理论新思潮的大师所共有的思维特性,不仅老子强调这点,孔子也同样强调这点,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 以这种常无的心态,如何来了解现象?孔子接下来说 "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 也就是要善于发问、善于比较、善于归纳,就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来说,第一,要很快认识到在这个现象中谁是主要的决策者,政府、企业、或是消费者?第二,这个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达到这个目标所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那些可能的选择方案?第三,每个可选择的方案的特性、相对的成本和效益是什么。如果能这样,应该就不难直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机制是什么。在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制之后,再跟现有的理论做比较,这样才能不被现有的理论所束缚,也才能对理论的发展做贡献。

其次,谈如何避免 " 支离 " 。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决策者在一定的内外在条件的前提下,做出的最佳选择,那么,这样的最优都是局部最优的,而不是全体最优的,这些局部最优的理论的共同点是都是 " 理性 " 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了解到任何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和共同性,那么,就不至于有盲人摸象,无法从局部去认识本体的 " 支离 " 的弊病。在学习经济学时,如果对 " 理性 " 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能够自如地从决策者的最佳选择的角度出发观察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下功夫的着力点应该是去了解各种可能成为决策的限制条件的各种外在社会、经济变量和各种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在分析、解释新的现象时,只要了解了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选择方案的本质、特性,也就了解决策者在那些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了。但是,在对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还不能运用自如时,则应该从学现有的理论为入手点来理解 " 理性 " 的运用之妙。就像要成为一位好的画家,必须掌握线条、结构、比例、色彩,这些基本理论讲起来不难,就只有那几点,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位初学绘画的人,在这些基本原则还没有运用自如前,通常要经过一段临摹大师的绘画的阶段,临摹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同样,经济学家学习现有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大师们是如何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学会运用这种分析、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学会运用过去的大师所提出来的理论。如果能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学习现有的理论,虽然每个现有的理论都是 " 树 " ,都是《老子》所说的 " 前识 " ,但会从树见到林,而不会 " 只见树,不见林 " ,会由 " 前识 " 认识到 " 道 " 的本体。

盛柳刚:老师,您在《经济研究》上提出的 " 一分析,三归纳 " 方法,下面您能否就把握现象这个方面,给我们举个例子。

林毅夫:这个我以前谈过很多。 " 一分析 " 指的是要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里面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一般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限制条件,简单的讲是收入约束,但是除了收入之外,还可能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例如,和发展阶段有关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和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鼓励轻工业发展,也可以选择支持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特性是什么,重工业的特性是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跟她在每一个决策点上可动用的资源总量有关,也跟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轻、重工业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

在找到谁是决策者以后,怎样来理解一个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各种选择的本质特性呢?根据我自己的心得体会,主要依赖的是归纳方法。就是说,你看同一个时代里面,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决策者做选择,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大部分人是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当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计划体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确实也可以推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但是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体制。比如说印度,他们也有国家计委,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国家计委差不多,另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他们对银行贷款,对外汇的使用也有很多计划和行政干预。所以,计划经济的产生应该有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提出的当代横向归纳法,以探讨不同国家、地点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原因。

另外,要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即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考察,苏联的计划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是从 1929 年开始的, 1929 年之前是没有这种体制的。那么 1929 年开始安排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什么,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坚强的国防体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 1929 年前后是不变的,但是追求的目标变了,因此,这种体制的产生跟目标追求是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公社化、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如果是因为意识形态,那么在土改时为什么不直接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就直接合作化?而是先把土地分给农民,到 52 年土改才完成, 53 年就开始搞合作化运动,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但是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多么大的转变。从时间顺序来看是从 53 年我们开始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合作化运动可能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有关。这就是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大学》上讲的 "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方法是 " 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 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同样以计划经济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对金融、外贸、劳动力市场等等多方面的扭曲。国外有很多理论解释金融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有很多理论解释外贸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通常把这些扭曲当作外生给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扭曲现象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这些扭曲会同时存在,背后是不是有更基本的共同的原因。仔细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是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去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企图有关,因为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就只能靠对资金、外汇等市场的扭曲和干预来保护、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所以,经由这些同时存在的扭曲的分析归纳,可以更好的找到造成这些扭曲背后的共同外因。

在这里我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观察、思考问题的心得,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看见别人把几个变量并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停留在那里,我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这几个并列的变量当中是不是等价的,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外生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这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我们知道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肯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但是外生变量是因,内生变量则是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且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现象同时存在。以我最近讨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为例,主张竞争优势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强调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有四点:第一按照这个国家相对比较丰富的要素来选择产业;第二个是发展国内有大市场规模的产业;第三个是发展能产生群聚的产业;第四个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在这四个条件中,除了市场规模外,其他三个条件决定于是否按照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因为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的话,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当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时候,就不会形成群聚。比如说在中国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那么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且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肯定数量有限,所以不可能形成群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国家保护就没有竞争了。所以,产业发展形不形成群聚,有没有竞争优势,决定于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因此,不能把竞争优势中的四个条件并列,等价对待,也不能说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其实是内含于比较优势,顶多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最近经常讲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目前没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因为目前的金融学理论中把金融体系的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并列。当三个功能并列,这些功能不可得兼时就不会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比如要最大规避风险,就可能要牺牲动员能力等等。我的习惯则是碰到几个因素并列的时候,总是要想想这些因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仔细想一下,金融体系的这三个功能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应该配置资金的功能最基本的,因为给定现在的金融资源总量,如果配置是最优的,那么,产生的剩余就最多,而且,有了最优的配置,资金的回报率最高,在剩余中会用来作为积累的就最多,因此,下一期可以动员的资金就最多,所以,动员的功能是从属于配置的功能。如果做了最佳的配置,失败的概率应该最低,风险应该最小。所以,在一般讲的金融体系的三个基本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其它两个功能是从属的功能,有了最优的配置,其他两个功能自然能达到。当只有一个变量要考虑时,就可能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配置是什么?就是把资金配置到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的最有效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发达国家,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主要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 R&D 区段,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与否不知道,研发成功了,市场是否接受不知道,所以要面临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资金相对稀缺,所以最有比较优势的、最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比较小,而且,生产的是成熟的产品,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所以,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要面对资金使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发达的国家要面对更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相对小,企业家经营能力的风险和道德风险就变成主要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包括大银行、小银行,各种金融安排在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承担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从上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那么哪一种金融安排最容易解决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当然就是面对面的金融方式,也就是说非正规的金融借贷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资金的贷方可以较好的了解当地的企业家,所以,任何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都侧重于非正规金融和以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等到经济发展,产业提升,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技术和市场风险成为主要矛盾,这时候大银行、股票市场,甚至二板市场就必须成为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中的主要安排。

我再次强调,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实际上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认识也就是这样的。别人看到了共生的内生现象,从内生的现象切入来分析,比如从预算软约束切入,或者从金融扭曲切入,或者从外贸扭曲切入,但是我去看这些共生现象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因素。我发现这些干预、扭曲背后的共同原因是要发展的重工业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资金稀缺的特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可以把整套的扭曲都推论出来。可是一般学者只是看到这些扭曲,没有看到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动因,只是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如果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第一,这样的理论不彻底,第二个根据这样的理论推论所得到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不改变外生的原因,而直接区改变内生的现象,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从 second best 到 third best ,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比原来预期的结果还差,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即使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政策性负担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