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谈经济学方法论（一）

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么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的方法。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我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少数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么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我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东西被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量减少，所以，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盛柳刚：我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何谓理论？何谓经济学理论？我们应该根据概念、对象范畴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上来界定经济学理论？还有既然理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那么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具备哪些特征？

林老师：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什么是经济现象呢？从广义的定义来说，凡是牵涉到“选择”的现象，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那个？都是经济现象。经济学理论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考察一切现象的出发点，用中国的哲学概念来说就是本体。但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自洽的，也就是理论模型中所揭示的因，经过某种机制导致理论所要解释的果，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是一致的，才能说明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经济理论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经济理论是要解释经济现象的，因此经济理论的逻辑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也就是理论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这是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盛柳刚：您提到的关于内部逻辑一致性，让我想到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数学的使用保证了经济学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但隐隐然有喧宾夺主之势，林老师如何看待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以及经济学数学化的观点？

林老师：逻辑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应该讲大部分经济现象即使不用数学也能讲清楚它的因果关系，但是数学有它的好处，因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尤其有不少人在运用语言时逻辑容易不严谨。但是数学是手段不是目的，它能帮助我们把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下来，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经济学应用数学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说某个企业在从事生产时，在不同的产量区段，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在解释某一特定经济现象时，可能只是和其中的一个区段有关，如果用某一特定的数学函数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写出来，是比较严谨的（rigorous），但是，很难找到函数的每个区段都和实际生产的每一个区段的特性都一致的函数，结果有可能本来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用了数学后，得不到明确的关系，另外也经常必须用非常特殊形式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才能得到所要的结果。就是在数学的严谨性和有用性（relevance ）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自50年代以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多，有不少学生、甚至学者经常搞不清楚为什么经济学中数学应用那么多，我想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是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相对成熟、稳定，新的经济现象不多，但是作经济研究的人很多，在美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学家有5万多，单单在大学教书的就有一万多，尤其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必须不断写论文，可是又没有多少新的问题可以研究，因此大部分的人会倾向于比技巧。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典的文学发展，比如说唐诗宋词，早期唐诗宋词非常有生命力，有一定的格式，然而不是特别重视对仗和音律，但是人类社会可以描述的感情是有限的，早期的大诗人、大词家把可以描述的感情大多已经表达出来了，后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感情可以表述，慢慢开始讲技巧，而缺乏了作为诗词生命的情感。我觉得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也有这个情形。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可以讨论的新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如果只把亚当斯密等过去的大经济学家讨论过的问题，用语言重说一遍，不会成为亚当•斯密，那么，怎么比较哪个学者比较好呢，只好比数学技巧，去做从数学来看越复杂、越漂亮的模型。第二方面，数学也是一个门槛。要想成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必须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好的杂志必须有个挑选文章的标准，一般在没有很多新的问题可以讨论时，就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挑选的标准，所以数学就变成一个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但是实际上真正好的经济学家内心明白，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用足够的工具来表述你要讲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以前讲过，八十年代十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到九十年代还在用数学的唯一一个就是泰勒尔，最近我的一个朋友黄海洲跟我讲现在泰勒尔也开始不用数学了，他最近发表的论文都用很简单的数学，不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用很深的数学。这个例子说明数学的地位，数学确实可以把用语言逻辑不容易说严谨的问题说得很严谨，但是，有时候用数学本身也变成一个负担，因为要描述的现象是几个主要变量在某一点上的关系，如果用数学不见得正好能表示出来，所以用数学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但是各位也不要把手段误认为目的，要有能力运用数学，但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如果为了数学而作些和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的模型，那么不如去研究数学，这也是为何在八十年代数理经济学达到最高峰时，当时十个数理模型用得最好、最闪耀的年轻经济学家，到了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都只用很简单的数学的原因。当然一位经济学家要用很简单的数学来构建理论模型，并能够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影响，必须有能力发现重要的经济现象以及直接了解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去芜存精，构建能解释现象而且简单易懂的模型。所以各位同学在学好数学工具的同时，也要学会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来观察现象，直接抓住现象背后的主要变量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的能力。尤其，只有学会了这种能力才能面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的机会。

史晓霞：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用数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比较自然科学而言。

林老师：这个我不同意，从物理学来看，经济学所用数学是很简单的，但是从数学家的角度来看，物理学中的数学也是比较简单的。经济理论无非是揭示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逻辑。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而且，一方面，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比如说物理现象，其影响因素容易控制，因此物理现象的规律性比较明显，用数学比较好表示，但是，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经常有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在内，是不是真正能用数学模型来把这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是有问题的，至少现有的数学工具还不够使用。另一方面，理论模型无非是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只要能达到目的应该是越简单越好。虽然对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是有的变量的影响很大，有的变量的影响较小，省略掉不重要的因素，不影响我们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的解释和预测，如果把不重要的因素省略掉，只保留最重要的变量，所需要的数学就相当简单。这在物理学也是一样，例如重力加速度的公式，如果在真空条件下，公式很简单，但如果要把空气阻力加进去，就需要知道空气的密度、湿度、温度等的影响，这样的公式就会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要预测铅球从比萨斜塔掉下来的速度来说，前者就够了，所以，在物理学中也不是数学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当然，要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就要求经济学家有从成千上万可能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量中直接认识出最重要的变量的直觉能力，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这种能力上，这也使得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带有艺术的成分。

李远芳: 既然现在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它还是主流呢？这是不是体现了某种学术潜规则？

林老师：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些主流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样，因此，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在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最优，也就是现有的主流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了解，没有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他们有先天劣势，容易认为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也就适用。而且这不只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态度，其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经常也有这种态度，当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去看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怎么解释，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那就从书上去找另外一个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我为何要在这堂课上一再强调方法论的问题的原因。产生这种现象是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真理，常常认为在一个地方适用的理论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要克服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是值得重视的，《道德经》第一章就讲“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第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所以《老子》讲，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悟道的人必须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但是任何现象都是“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条件下理性的选择的结果，背后都一定有经济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不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理论模型来，要做到“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有”指的是对“道”的表现形式的把握、认识，“徼”是“道”的表现形式的边界。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现象的观察中实现常“有”，也就是做到把握经济逻辑在这个现象是如何表现的。由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本身是生生不息的，同样的，经济理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变动不居。例如，我常讲的，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决策者的选择都要受到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的约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决策者都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资本就会得到最快速的积累，那么在上一期的最佳选择到了下一期就不再是最佳的，所以，任何现象都是道的作用都可以认识所以是“有”，而认识了以后，由于“道”运动，不能把过去的认识直接套用所以又变成“无”，“有”和“无”都是“道”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认识，所以，“同谓之玄”，而真正把握“道”的方法是做到“玄之又玄”，也就是要从“常无”做到“常有”，从“常有”再做到“常无”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住生生不息的“道”的作用，所以《老子》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一再讲方法论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前识”的束缚，让大家学会直接认识经济现象，一方面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一方面提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的转型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

史晓霞：Heckman 上次来做演讲的时候说，“问题的产生在于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而问题的解决在于现在和过去的相似性”，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矛盾，林老师您怎么看这句话中体现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林老师：Heckman所说的“相似性”指的是什么？“不一样”指的是什么？他说的“相似性”指的是“理性”，不管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都是决策者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所作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理性”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本体”，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似的。“不一样”指的是条件的不同，所以，理性的选择在不同的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现有的理论不能直接运用，必须根据这些新的条件来构建新的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则在于改变限制条件让决策者在新的限制条件下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这又是一样的。所以理论的产生是来自于“不相似性”，不相似性是讲条件的不相似，但问题的解决是相似的，只有按理性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向前进，

Heckman的这个说法跟禅宗和心学很多说法是一样的。任何成为理论体系的知识都有“本体”的部分和本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运用”的部分，“本体”是不变的，“运用”是常变的。要成为一个学科的好的学者对于这个学科的“本体”必须常“有”、常“知”，对于“运用”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有”和过去的“知”上。用禅宗和王阳明心学的话来讲，就是“有而不有谓之真有，知而不知谓之真知”，这两句话中的第一个“有”和“知”是对本体的认识，第二个“有”和“知”则是“本体”的道理在特定条件下的运用，其实Heckman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李荻：在应用数学还是语言研究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困境，即如果用语言，容易不精确，但如果应用数学，则受到数学发展的限制，一般只有在良好性质的假设下才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结论（甚至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确定的结论），所以容易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很可能与现实相差很大，因此我想问，如何平衡“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的问题？

林老师：首先我认为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的不严谨。第二，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语言还是数学，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用数学必须把所有条件说清楚，推导一步紧接一步，自己比较不会不严谨，别人也容易检查是否不严谨，有它的优点。但是确实像你说的，用数学也有一定的代价，例如，预算固定，价格下跌，那么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相对价格效应、一个收入效用，相对价格效应必然是正的，但是，收入效应可以是正的（一般商品），也可以是负的（Giffen商品），所以，除非经济学家自己对这种商品的收入效应的特性做了事先的规定，单从数学模型来说，价格下跌对这个商品需求的影响是正是负是无法确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做这样的事先规定，代表不用数学经济学家也已经知道价格下跌对商品的需求的影响，那么使用数学和不使用数学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因为两者靠的都是经济学家的直觉判断。而且，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对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能够有很好的直觉判断，那么经济理论无非讲有关的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了决策者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要考虑的主要是所得效应（所得效应决定决策者的选择范围）和相对价格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决定不同选择的机会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用语言也能把这个选择的逻辑讲得很清楚、很严谨的。其实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数理模型的论文，在前言或是结语都必须把数理推导的逻辑用语言重复说明一遍的。我认为不管用语言或用数学都不能有“不精确的准确性”和“有偏差的精确性”。如果像你说的，为了得到结论而设定和现实相差很大的假设，那么，这样的理论模型即使主要的结论和要解释的经验现象是一致的，模型的其他推论则会被其他经验现象所证伪，一个理论模型只有在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现象证伪时，才是可以暂时接受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