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

1931年，毛泽东依据对8位农民的家庭调查，整理成四万字的《兴国调查》，1988年及2008年有人仍以这八位农民家庭及其后代的情况为调查依据，与当年进行比对，了解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折射出历史的变迁。本文摘自《百年潮》，赖福荣执笔，内容略有删减。

    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了比较分析。2008年6月，我又重新走访散居在兴国县永丰乡、均村乡的8户农民的后人，调查他们的生活变迁，从这8户农民及其后人身上，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的情形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从新余县罗坊镇街上的木行店驻地出来，前往相距不远的陈家闹，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联席会议。途经彭家洲时，毛泽东看见许多着杂色衣服的新兵，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毛泽东一问，才知他们原来是兴国县集体报名参加红军的农民。他们曾见过毛泽东在兴国县群众大会上作演说，所以一见如故，称呼他“毛委员”。

    这时，红军预备队营长傅济庭走出队列，请毛泽东检阅他们的操练。毛泽东驻足审视着这支尚未穿上军装的红军队伍。看见兴国农民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的情绪，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从彭家洲到陈家闹，一路沉思的毛泽东突然对警卫员兼公务员陈昌奉吩咐道:“你去通知这位傅营长，叫他从兴国红军预备队里找出不同职业、各个乡村的农民，七八个人就行，下午到我们驻地开个座谈会。”陈昌奉向傅济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傅济庭在全营挑选了7人，连同自己共8人，于当日下午准时到会。

    这个最初冠名为《八个家庭的观察》，以后被命名为《兴国调查》的调查，就这样在远离兴国县城200多公里的新余县罗坊镇街开始了。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红军领袖与普通农民彼此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样的和谐融洽。毛泽东还让人买了些吃的东西。大家嗑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这些农民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了一周便结束了。当年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先后有7人当了红军，6人成为革命烈士。当年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和红军预备队营连级干部。

    1988年对八个家庭后代的调查

    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组成联合调查组找到8位农民的后人，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测算，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新老一辈都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

    调查报告从四个方面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对照和比较:

    劳动方式、生产工具——8个农户的后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和祖辈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犁、耙、锄、铲，几乎没变化。

    口粮和债务——8个农户过去有7户吃不饱，1988年也有7户口粮不足，缺粮数相近，1930年有8户欠债，1987年仍有7户欠债。

    文化程度——据统计，老一代人在毛泽东调查时，平均读书5.1年，新一代人在1988年调查中平均读书5.3年，仅增加0.2年。

    生活水平——1987年8户农民人均年收人166元，处在贫困线之下，远远低于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6元的标准。

    这份调查报告出炉后，在某内刊上登载过，其中的结论部分被一些报刊陆续转载披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激起了人们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生活的热情关注，促进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2008年的调查:八位农民后代的现状

    2008年5、6月，我重新走访了8位农民的后代，调查、了解他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傅济庭之孙傅传芬傅传芬全家有10口人，他自己在县城打工，2个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全家年收入10多万元。4个孙辈都在上中小学和幼儿园，其中大儿子的2个小孩在广州读书。

    傅传芬家有轻便摩托车1辆、电冰箱1台、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闭路电视。现用压水井，但已购买了安装自来水的水塔等材料，准备安装自来水。有家用碾米机1台。

    (二)陈北平继子陈显来陈显来，1939年生，曾就读南昌铁路学院(1959年)，暑假后该学院解散，从此在家务农。陈显来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和2个孙子都在外打工，2007年赚回4万多元。陈显来夫妻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2500斤，摘木梓20担(榨油140斤)，出栏生猪1头。

    陈显来家原来的房子在半山腰上，交通很不方便。2006年，他家又在村级水泥公路边兴建了一层砖混结构新房，占地面积130平方米。

    陈显来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1部、电话1部、手机4部，安装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打了压水井。

    (三)陈侦山继子陈昉琼陈昉琼已于1999年去世，其妻刘秀英，现年74岁。5个儿子均已成家，家庭总人口28人，生活在村里属中上水平。大儿子以前在赣州与人合伙开店卖家用电器，其他4个儿子都在福建承包建筑工程。现除了老四、老五仍在福建发展外，其余均已回乡创业。

    (四)黄大春继子黄英明黄英明，住永丰乡茶石村，现年67岁。家庭总人口6人，其中继子一家4口建房另居。

    黄英明家属五保户，2007年共领救济款2070元。2007年初，黄英明患慢性心肌梗塞，后住院治疗，花医药费2300元，幸好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800多元。但仍需长期服药，每天药费10多元，成了一个负担。

    黄英明家的住房是1969年后陆续建成的，土木结构，两层，占地面积120平方米。1999年，其继子又在旁边兴建砖混结构新房一层，占地面积110平方米，2006年续建第二层。今年进行了粉刷装修，看起来很漂亮。

    黄英明家有摩托车2辆、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自来水和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

    (五)雷汉香孙子雷怡来雷怡来，1953年生。雷怡来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均在外打工，除去吃用每人每月剩余1000多元。雷怡来夫妻在家务农和照管孙子。2007年收稻谷31担，摘油茶4担(榨油80斤)，出栏生猪1头。

    雷怡来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其妻从2007年开始患高血压、慢性心肌梗塞等病，每天药费10多元。2007年花医药费2000多元，因为是门诊，只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100多元。
    雷怡来家里原有老屋一栋，1994年在村口路边新建砖瓦房一幢，占地约120平方米，后陆续添建附属建筑，占地100平方米。现又进行了粉刷装修。

    雷怡来家有摩托车1辆、轻便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1台、电话1部，装有家用自来水。

    (六)钟得五堂孙钟来发钟来发，1952年生，初中毕业，现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50担，出售30担；出栏生猪1头。2007年开始养母猪1头，现已开始产崽。

    钟来发家现住房为1984年所建，土木结构，两层，已粉刷装修，占地面积100平方米，附建26平方米。钟来发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轻便摩托车1辆、电话1部、手机l部、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1套，引山泉水自用。

    (七)李昌英之孙李吉锴李吉锴家现有15口人。他们夫妻都在家务农，耕种7亩责任田，养1头母猪、100多只鸭子。8个儿子有7个在外打工，1个在读大学。全家年收入近10万元。

    李吉锴家的住房面积较大，但因为人口较多，仍不够住。2008年新建了砖混结构住房1幢，占地面积120平方米。

    李吉锴家有彩电1台、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1套、手机1部、家用碾米机1台，引山泉水自用。

    (八)温奉章之子温常鑫温常鑫，现年64岁，初中毕业，原为民办教师，1985年转为公办教师。2008年上半年退休，退休后月工资1500多元。名下共有15口人，3个儿子均已成家分开另过。最大的孙子18虚岁，已高中毕业，还有1个孙子在赣州读技校；最小的孙子5虚岁，尚未上幼儿园。

    这几年，公购粮免了，“三提五统”没有了，还有种粮补贴，本来温常鑫家的日子很好过了，但因为病痛多，花了钱，日子还是很拮据。温常鑫从2003年开始患腰椎盘突出，至今治病已花了4万元。虽然有医保，但因为没人服侍，不能住院治疗，只好看门诊，医药费报销不了。其妻钟元贞，2008年患病2次。花了8000多元医药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500元，其余看门诊费不能报。

    1988年和2008年两次调查的比较

    从1988年对8户家庭后代的第一次调查到2008年，时间过去了20年。这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时期，也是中国“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特别是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不仅在农村取消了千百年来的“皇粮国税”，而且还发放种粮补贴，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生活和医疗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年中，这8户农民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现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还过上了小康生活。这8户家庭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生活环境有了巨大改变。首先，交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8户家庭都生活在山区，离圩镇最远的15公里，最近的2.5公里。前辈过的是“日走山路，夜打灯笼”、“出门三步羊肠道，百里千斤靠肩挑”的日子。这种状况在1988年调查时仍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现在，有6户家门前修通了水泥公路，有的路还开通了直达县城的客运班线。1987年8户农户中只有3户接线通电，共有8辆自行车。现在8户皆“路通电通水通”，家家有摩托车，有的家庭达五六辆。其次，改变了信息闭塞的状况。1988年，8户农民没有1户有电话，仅有1户购买了电视机。现在，不仅家家开通了程控电话，安装了闭路电视(或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而且还用上了手机，做到足不出户也能知道天下大事。

    (二)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这8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166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低297元。2007年，人均纯收人达到2287元，比20年前增长了13倍。8户农民的收入不仅有大幅度的增加，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8年，8户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来自种田和家庭养殖业，占总收入的93.4％，货币收入甚微。现在，他们中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脱离农业生产。在被调查的92人中有40人长年在外务工或经商，务工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如陈侦山继子陈昉琼一家，1988年调查时缺一个半月的口粮，欠债500元。其后代通过外出务工挣钱，现在不仅口粮不缺，而且家家建了新房。其四子在福建承包工程，成了村里响当当的富户。

    (三)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物质生活方面，1988年，8户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粮现象，只能过“番薯丝拌饭”的日子；除了过年过节，基本上没有肉吃。可以说，他们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现在，他们不仅家家粮食有余，而且村村都有卖肉点，鸡鸭鱼肉，想吃就吃。除了自酿的米酒，家家都储有数量不等的白酒或啤酒。他们都“有车(摩托车)有房”，过上了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过上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龙头一开，流水哗哗”的生活，完全跨越了温饱线。有的学者将当代农民的小康标准概括为“出门有摩托，吃饭有酒喝，睡觉有老婆”三句话，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8户农民均已跨进了小康行列。

    在精神生活方面，除了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外，8户农民都有自己的电视，可以随时观看喜爱的电视节目。有的村庄还有自己的庙会和戏团。有的乡村办起了幼儿园，小孩可以自愿选择满意的地方就读。 在生活、医疗保障方面，建立了困难群体救助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

    (四)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88年调查时，8户农民后代的思想都比较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等、靠、要”的思想比较普遍，有的要求贷款，有的希望给予救济。现在他们户户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凭着智慧和汗水融人到现代化都市生活之中，明白了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创造的道理。特别是他们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纷纷花血本进行教育投资。现在，他们的后代中，有1人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有4人中学毕业后读了技校。有的从小就把小孩送到南昌、福建、广州等地上学，希望他们学业有成，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8个农户家庭地处深山，生产条件差。1987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当时全国农民的水平，也低于同期兴国全县农民的生活水平。1988年调查时发现，“第一次革命”虽然使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生活上仍处在贫困状态。最近的调查表明，仅仅20年的时光，8户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还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8户农家的变迁，就像几滴水珠，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