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嘉:官员“风月”的整体水平正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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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风月甚至去嫖妓本是个非礼勿言的事儿,太费口舌反有动机不纯的嫌疑。不过如今我们升斗小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远非昔日可比,世风日下的速度及加速度都远超想象力,言者闻者亦不会脸红。这项活动在吾国如此昌盛,原是有历史传统的,虽然近世以来被禁,但被公开谈论的频率却越来越高,唯一不同者就是越来越走样而已。

    管仲首先在中国设立官妓,时间是公元前685年,比西方的官妓约早一个世纪。这些官妓一方面伺候各国的游士,一方面供官员娱乐。当时还要收税,后世称之为“花粉钱”。明代学者徐树丕考证说,“女闾七百,齐桓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皆寡妇也。”后世皆认为这是中国官妓之始。

    西方国家妓院由雅典大政治家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创设。梭伦的目的是为减少淫乱,而非增加淫乱,这与吾国略有不同。中国古代的官妓,纯粹是官员从享乐角度出发而设立的。唐朝就已有了“官妓”这个词汇,军中的则称为“营妓”。这些妇人多是罪人妻女,来服侍现任官员,有时候还能遇见以前做官太太时的熟人。

    当时官员嫖妓的花样很多,事前要吃饭喝酒行令玩游戏听曲吟诗,完了之后再分别进房成就好事,很有文化含量,快乐身心,不像现在一些官员上来就猴急得埋头猛干,粗鲁得完全不像个读过书的公务员。唐代官员结伴冶游,未觉得有何不妥,甚至几个官员同时属意一人。新考取的进士,携官妓开“曲江会”,题名雁塔,已是常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这长安花是什么花?花魁是也。

    歙州录事李曜卸任之时,不仅交割了刑名钱谷,还把自己喜欢的妓女媚川留给后任吴国。这两人为这事还相互写诗酬唱。迷恋妓女甚至忘了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左庶子薛宜僚本来要出使朝鲜,因为船出了事,就在东海边上暂住,遇见官妓段东美,缠绵年余,才去朝鲜办公务。在朝鲜还没举办册礼,就因病死了,临终前念念不忘段东美。还有军官跟营妓生了孩子,后来做齐了手续,也能混一个国家培养名额。

    主管部门很少从民间买卖娼妓,至于在大街上强抢民女的,也就是高衙内那类人能干得出来。唐代除了官妓之外,也有私娼,不敢公开挂红灯的那种,一般服务普罗大众。官妓的存在,对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唐代官员性生活的待遇已经跟老百姓拉开了距离,换句话说,在等级社会,生殖器这玩意儿也是有等级的。

    当时的那些官员,现在看上去不像好人,在当时却是有口皆碑的好官,因为私德虽然有瑕,却没有影响到当地百姓。进士狎游的时候,群众最多是围观一下,社会风气虽然不那么好,但老百姓也没什么怨气,有时候还送个万民伞之类的东西。社会基层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除非到王朝末期,才会有嬴粮景从一呼百应的局面。

    现在的官员就没有以前吟风弄月的水平。就拿最近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这事情来说,《人民日报》说的很对,“郡县治,天下安”。不折腾基层百姓,就很不错了。这些基层官员不是嫖宿,而是强奸,因为很多女孩子都是14岁以下的。以前有句口号,“革命一旦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那只不过是个动员口号。真想要跟女学生睡觉,也要组织安排介绍登记结婚后才行,很少看见明抢的。

    习水县政法委书记袁云勤说,“这个案件暴露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亟待加强;二是公安部门对校园周边的管理力度要加大;三是需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教育。”照我看,这个顺序完全反了,加强干部教育说了这么多年,事情越出越多,越出越奇,很让人怀疑“加强”的效果。许多女孩子本来就是被强逼的,为什么要首先管理学生而不是管理官员的下半身?

    幸亏《人民日报》出手,否则按照以前的经验,会有人告诉我这是干部上了刁民的当。培养一个干部多不容易,结果一个个不仅没有先进性,连人性都没有。在商业性行为不违法的国家里,都不会容忍有人做雏妓,我们这儿严厉打击,却层出不穷。新华社的报道说,九成五的落马官员都有二奶,看来干部的性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不如咱们恢复妻妾制度,解决官员的后顾之忧,这样他领导我奔小康的时候,我还能放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