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几个犹太人——含以色列驻华大使（组图）

李波

就在多灾多难的08年即将过去之际，来自加沙的炮火再次让人们目睹了血腥的画面，同时撕开了人们的血腥记忆——中东——或者说巴勒斯坦，这块充满无尽仇恨的狭小而贫瘠土地，总是定期或不定期地、以最惨烈的方式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神经。

对于中东局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隔岸观火，既熟悉又陌生。真正去过中东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和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直接接触过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我有幸和几个犹太人有过短暂的接触，虽然是一面之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见过的第一个犹太人，远在1990年夏天。当时我上完大一，去成都玩了几天回家度暑假。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很帅的年轻老外在和列车员说什么，好像遇到了困难，列车员也听不懂。那时老外远比现在少——特别是内地，对我这个英语专科生操练机会难得。于是我硬着头皮上前搭话。一问才知道这个年轻人要去西安，他说他一路旅游，很疲倦，想弄张卧铺票。那时的火车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又挤又脏又臭，卧铺票更紧俏。列车员为他联系时，我们聊了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大学生，学历史的，他因为对中国充满好奇来而旅行。不一会列车员过来了，居然为他弄了一张卧铺票。可能为感谢我的小小帮忙，可能他很无聊，也可能我只有几个小时车程，他提议我到卧铺一聊。我正想离开这臭哄哄的车厢，更出于无聊和好奇，就跟他过去了。

我们先是东拉西扯了一番，那时我对犹太人的认知虽然有限，但至少知道几点：他们非常聪明，各行各业涌现出如雷贯耳的泰斗级天才：摩西、耶稣、保罗、马克思、伯恩斯坦、李嘉图、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斯宾诺莎、毕加索、维特根斯坦、费米、巴菲特、索罗斯、格林斯潘、卡夫卡、斯皮尔伯格、基辛格、佛理德曼……；他们曾经惨遭纳粹屠杀——一个最基本的说法是600万犹太人被杀——几年后的我看了奥斯卡最佳电影《辛德勒名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们现在很拽，狐假虎威，恃强凌弱。后来自然谈到了中东局势，阿以冲突，那时我脑子里的中东知识，基本来自浮浅的信息。上镜率最高的外国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个充满悲情的高大全的伟岸形象——连一些菜农都知道。我老爸健在时是看一次新闻联播骂一次以色列（顺带捎上美帝国主义）。我问他，你们为什么总是欺负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总是侵占他们的土地不还？这个很文弱的犹太人立即严肃起来，大意是说我被误导了。他站起来，打开他的旅行包，拿出一本厚厚的书，好像是一本史书。他翻开书，里面有很多地图，他认真地给我解释：权威史书记载了而且全世界都承认，2000多年前犹太人就在巴勒斯坦定居，后来因为战争和宗教迫害被迫流落世界各地。然后，二战后，联合国确定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此地建国。以色列建国了，但巴勒斯坦人没有建，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以色列，要把以色列赶进大海。从建国第二天起，他们就被阿拉伯联军进攻，万分危急。从此战争冲突不断……以色列每次都是自卫……我当时英语很烂，没有完全明白，大意如此。除了和我聊天，他就一直埋头看书，还随手给我取出几本。我第一次目睹了希伯来语。临下车时，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好像留的是学校的地址。还互相交换了礼物，他给了我一支笔，我给了他一枚毛像章——我曾有收集毛像章的爱好。他显然知道毛，看着毛像章，很有趣地说：“我们犹太人没有偶像崇拜，不过我会留作纪念。”我也开玩笑地说：“毛也反对偶像崇拜，号召人们怀疑一切——除了他自己。”过后我们并没有联系过。

一晃17年过去。2007年夏天，在北京国展的一个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陪犹太学者、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去以色列展馆，并客串他的翻译。他想引进一些新的犹太人作品。在2楼以色列展馆，我们意外见到了当今以色列最有名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夫妇、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主任。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他们非常高兴，可惜他的作品已经和其他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他非常高兴地推荐了他女儿的作品。我们谈了谈中国犹太研究的话题。不一会，忽然人群骚动，还有闪光灯——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来了。他直接来到我们的桌子边坐下，一个以色列保安模样的壮汉就在旁边不远处游弋。看样子大使和阿摩司·奥兹夫妇很熟悉了，我们被介绍给大使，他很高兴地和我们握手，像商人一样给我们各发了张名片。我一看，他的中文名叫安泰毅，真是个不错的名字——名片上没有手机。最近我看到中国媒体对他的专访，感觉他仍然是不失原则、智慧和幽默的性情中人。当《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以色列为什么要如此报复哈马斯，他以广州为例反问了几次，如果广州老百姓天天挨火箭弹，不敢睡觉，中国政府会怎么办？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他说：“以色列的3岁孩子，他们从1数到15非常流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用15秒的时间找到一个地方来逃生，他们长到7岁还不知道其他的一些事情，只会数这个数字。”

再说2007年的那次见面。安大使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风趣，玩笑不断。贺雄飞向安大使请教一个困扰了他多年的问题：“您认为犹太人聪明吗？犹太人聪明还是中国人聪明？”安大使幽默地说：“像阿摩司·奥兹这样的犹太人就非常聪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就比较愚蠢。总的来说，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比较聪明的民族。”贺雄飞追问一句：“我认为您说的聪明可能和我们中国人说的聪明不一样吧？中国人追求的聪明是诸葛亮式的聪明、圆滑和世故，犹太人追求的聪明是科学上有所发现，技术上有所发明，思想和艺术上有所创造。”老贺的话说了半截，就被担任翻译——来自名气很大名声很糟的那个学术机构的女学者粗暴地打断了：“贺雄飞，你说什么呢？连犹太人都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你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说这些有损中国人形象的话？”老贺和我都属于没有执照的体制外人士，体制内学者那口气，俨然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公汽售票员喝斥一个外地杰出青年：“嗨，说你呢！都来北京挤什么呀？哪儿来回哪儿待着去！”

贺雄飞的话她没有翻译给有点安大使，安大使明显察觉不对，有点愕然。老贺无缘在犹太人面前给中国人丢丑，却在“优雅牛逼”的体制内专家面前丢了丑。但我的牛仔性格根本不吃她那一套，给老贺翻译了，还表达了犹太人不忘历史教训的可贵和聪明之处。大使似乎不愿意对中国人有什么评价。他的身份毕竟很敏感。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就这样被迫中断了。正当尴尬之际，庆祝阿摩司·奥兹的新书《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新书发布会开始了，大使致辞，中、以友好人士都举起了手中的葡萄酒杯，镁光灯闪成一片。安大使的秘书示意我们也来一杯，我们婉拒了，隆重外交场合——我们还是“哪儿来回哪儿待着去”吧（其实老贺也是北京户口）。


以色列大使安泰毅（左2）和作家阿摩司·奥兹（左1）及夫人（中），本人（右2），贺雄飞（右1）。——拍摄于2007年夏北京国展中心。

2月后，我来到美国。不久后，慕名拜访了和我同住大学城的全球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佛里德曼先生。这个老哈佛博士研究的是中国政治。我先是电子邮件联系，他很快回复愿意见面，而且约定了地点、时间。我的美国作家朋友诺曼一听说佛里德曼大名，说他们认识（在本州，他们都是名人），还说可以一起见面。诺曼还无意间说，他的名字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名字。果然，我们的见面，被佛里德曼安排在一个犹太人餐厅，所以我有机会第一次品尝犹太食物。

佛里德曼有一张典型的犹太人面孔——所以我没有必要当面考证他是否犹太人。他非常热情豪爽，他去过中国多次，对中国风俗了解很多，一见面就和我说今天他做东。这在AA制的美国很另类，我说不妨入乡随俗，他一听，有点激动，说如果不让他做东这饭就没得吃了。我们只好妥协。佛里德曼对中国当代政治的研究之深让我震惊——尽管他的中国话不太流利。虽然年事已高，他的记忆力实在让人吃惊。他能够轻易说出党国历届政治常委甚至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的演进、政治事件的内幕、政治体制的运作和政治游戏的吊诡，他是了如指掌。他非常乐观，进餐时他是政治玩笑不断；但他同时又很悲观，他觉得中国要“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他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开玩笑说这下大伙就放心了。



佛理德曼（右1）、诺曼（左1）、本人（右2）。——2007年底拍摄于威斯康星大学城。

我一直没有机会接触阿拉伯人，以前在北京住使馆区附近，常常遇到阿拉伯人，但总没有机会搭话。有时可以看到神秘的蒙面阿拉伯女性，和她们搭话对双方——尤其对她们是极大的风险，因为你根本搞不清她们属于什么教派。这一下就将认识阿拉伯朋友的几率下降了一半。在美国偶然也可以遇到阿拉伯人，最多仅仅一笑。希望看到有此直接经验的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