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之规定，北京市CA律师事务所接受任某某涉嫌抢劫案被告人任某某亲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任某某的同意，指派我为被告人任某某进行辩护。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法庭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辩护意见

法庭调查查明，2008年8月12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某欲盗窃潜致丰台区东高地菊园北里8栋4单元301室内，在行窃过程中被该室内人徐某某、樊某某发现，被告人便爬上窗台欲逃走，被徐某某拽下。被告人任某某用刀伤及徐、樊二人致二人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后窃得部分物品后逃离现场。

被告人任某某因上述行为被指控犯有抢劫罪，辩护人对该指控没有异议，因为事件后果非常严重。但从侦查卷宗记载和庭审调查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被告人任某某犯罪的主观恶意程度较轻，理由如下：

1、被告人任某某的犯罪目的不具有致人死亡的主观恶意。

侦查卷宗中，侦查人员问被告人任某某：“你说你要偷东西，为什么要带刀？”任某某回答：“我想如果偷东西被人发现，用刀吓唬人用，没有想那男的抓着我不放，我就扎了那人”。所谓犯罪目的，就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来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通过被告人任某某的供述可以看出，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是偷盗，在偷盗过程中用刀捅人只是为了逃离现场，并没有要致被害人死亡的心理态度，所以其行为的主观恶意较小。

2、被告人任某某的犯罪动机也不具有致人死亡的主观恶意。

所谓犯罪动机，就是指刺激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纵观本案可以看出，被告人任某某实施偷盗以致转化成抢劫犯罪的内心起因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弄点钱花。促成被告人任某某生成这个犯罪动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不公。案发前被告人任某某在北京打工数月，付出劳动而没有得到分文报酬，为生活所迫才产生偷盗之意念，其走上犯罪道路不无社会原因。所以从被告人任某某的犯罪动机看，其主观恶意并不很大。

3、被告人任某某的一贯表现并没有违法或者犯罪的持续记录。

被告人任某某在实施本案犯罪之前，并没有贯常的违法或者犯罪的不良行为。现在被告人任某某因盗窃而涉嫌抢劫犯罪是第一次的，也是偶然的，但他此前的一贯表现较好，就在案发前不久的2007年11月28日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65735部队政治部评为优秀士兵。

4、被告人任某某归案后认罪态度很好。

侦查卷宗记载，被告人任某某到案时.予以配合，无逃跑、阻碍、抗拒行为。到案后，侦查机关对他进行了数次讯问，自始至终，被告人任某某一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如实供述，并且每次供述都相当一致。在每次供述时都非同寻常地（到西藏为被告人祷告、捐遗体、捐器官）表达了自己的悔罪之意。从这里可以看出，被告人任某某并不像一般的犯罪嫌疑人那样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少说甚至不说，逃避侦查，负隅顽抗，而是对自己的行为做到了供认不讳。

以上从犯罪的主观方面分析论证了被告人任某某犯罪时的恶意较轻，下面再看看其犯罪的客观方面。

通过庭审调查可以看出，犯罪前，被告人任某某打工用人单位不发工资，生活及近无着落，此时其妹妹向其求助，其身无分文，恰巧手机又丢了，便想到偷东西弄点钱，于是就在情急之下漫无目的的来到了案发地点，实施了作案行为。

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被告人任某某进入作案现场实施犯罪行为，并没有事先踩点作案地点，选择犯罪目标，这较之在作案前经过精心谋划的犯罪行为情节大为轻微。

另外，本案中致被害人死亡的极为重要的作案工具刀子没有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侦查工作的重大缺陷。因为这一重要物证，对法院是否能够查明被告人任某某作案的客观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民法院在对一个案件下判之前，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缺少致关重要的物证——作案用的刀具，就不能算是“证据确实充分”，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就给法院追求“案件事实清楚”的审理目标带来了困难，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充其量也只能审判“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而法院是不能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的前提下就对案件进行下判的。

一起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在一般情况下，都经历了公安、检察两机关的大量工作。这两个机关进行了取证、审讯、审查，为法院正确下判打下了基础。但是，法院的审判又不能机械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经过开庭审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对所有作为定案的证据，都要在法庭上一一质证、核对。法院的最后定罪下判，要建立在法院的开庭审理和法庭对各个证据的质证、认证基础上。如果法官仅停留在供证吻合的界点上忽视口供和证据中的细小漏洞和疑点，就匆匆下判，就难说能够保证正确判决的万无一失。造成重判、错判，甚至造成冤案的可能也不是绝对没有的。由此可见本案中主要证据缺失的严重性！

二、关于对被告人具体量刑的辩诉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任某某的抢劫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最高刑是死刑。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中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也都作了“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规定，这说明我国刑法虽然还规定有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与我国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犯抢劫罪致人重伤死亡的，就可以选择适用死刑。但是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规定在一起的。因此，犯抢劫罪致人死亡即使是适用死刑的基本情节，也应当优先选择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只有当选择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不足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时候，才退而求其次，选择适用无期徒刑；只有选择适用无期徒刑仍不足以实现罪责刑相适用的时候，才最终地选择死刑，死刑仅仅是最后的选择，最后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注意，即使被告人任某某应当适用死刑，也要做到和《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规格“罪行极其严重”相协调，只有对那些不论是从分则规定的条件上相符合，还是从总则上看又符合了“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以死刑惩治，即使如此，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是不必立即执行的，仍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综上，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人任某某涉嫌抢劫犯罪一案，从犯罪的起因到犯罪行为、犯罪后果，进行全面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对被告人任某某作出公平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