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模式行不通

10年前，亚洲正身陷源于自身的金融危机之中，该地区所施行的资本主义，成为了所有人青睐的泄愤对象。虽然很难对从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从新加坡到中国的各个经济体一概而论，谈到亚洲的问题出在哪里，众多学者还是达成了普遍共识。

过去的说法是，亚洲经济体过于依赖外资流动，也过分热衷于通过管控严密的银行输送国家资源，而非依靠更具创造力、更高效的资本市场。许多国家施行的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特权企业（往往是家族企业）的利益盘根错节、密不可分。没人督促管理层创造效率，使自身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保持一致，相反，管理层被与股东隔离开来。总体来看，政府对经济决策干涉过多，导致资本配置不当、市场创造力受到阻碍。

而今，亚洲决策者、监管者、商人和政客们发现，形势发生了逆转。其中有些人对西方的说教感到不满，有些则将其铭记在心。有不少人开始给西方上课，斥责其赌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信贷催生、资产泡沫式的增长模式。

增强了这种优越感的是，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政府是美国国债和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债券的最大持有人。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美国灾难性消费热潮的资助者，现在它们希望那种满足感：能够告诉西方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这曾是自由资本主义信仰的圣地——向意兴阑珊的听众们表示，西方“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他指责西方银行“片面追逐利润……缺乏自律”。如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西方银行股票，它们几乎一文不值。

怀着相似的心境，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高级发言人普拉卡什•雅瓦德卡尔(Prakash Javadekar)称，美国的资本主义“不过是过度放纵”。日本前财务省次官神原英姿(Eisuke Sakakibara)则预言，世界永远不会回归导致信贷崩溃的那些消费模式。“衰退结束之后，情况将大为不同，”他警告称。“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是预见到这场衰退的人之一。他表示，亚洲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优点，包括对自由市场的普遍信任。但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苦难，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教训（现在西方政府对该组织的一些批评充耳不闻）之后，亚洲人民又得出了自己的一些教训。它们包括：“不要过快放宽对金融部门的限制，适度借贷，坚定地储蓄，管理好实体经济，投资于生产力，关注教育。”对比亚洲过去10年的表现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表现，马凯硕表示：“当美国人忙于用纸牌搭建金融大厦时，亚洲人在专注于本国的实体经济。”

然而，这些所谓的优点常常是优势与劣势并存。造成高储蓄率的原因，除了节制这种高尚品质之外，还有糟糕的社保体系。高储蓄率还扼制了国内需求。不受维权股东干扰的成功管理层，和将自己公司弄垮的不成功管理层数量一样多。就算我们把这些吹毛求疵的意见放到一边，这种或许可以约略称作亚洲式资本主义的体制，仍然存在许多根本难题。

首先，亚洲地区依赖的是其目前如此鄙夷的西方过度需求。在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始终存在一种观点：即亚洲能够逃过金融危机。正如马凯硕所言，亚洲关注的焦点是实体经济，忙于制造消费电子产品、机械工具和集装箱货轮。然而，这些产品的买家是西方人。

日本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今年，在七国集团(G7)成员国中，预计日本的表现将最为糟糕，产出萎缩可达6%，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然而日本银行几乎没有购买不良证券，且日本政府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帐户盈余。正如德利佳华(Dresdner Kleinwort)驻东京的彼得•塔斯克(Peter Tasker)所言：“这看上去非常不公平。”

最后，有些亚洲经济体，例如印度，或许能够避免经历最糟的情况，这仅仅因为它们是没有完全融入全球经济的贫困国家。印度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以及对本国金融业的保护大概功过参半。而谈到能源产业以及政府补贴的扭曲效应，印度需要更多放松管制的措施，而非更少。

同样，即使到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放弃改进本国金融产业的雄心。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表示，更加了解潜在风险之后，中国甚至可能加快金融改革的进程。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表示，中国经济繁荣的程度表明，中国在仿效、而不是规避美国的做法。“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明确认可——这种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从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的所有制转换。”

在这场危机之中，随着美国政府采取国有化、指导放贷和国家纾困等一系列指令式经济举措，人们可能会忍不住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正逐步走向更加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但从长远来看，不管现在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名声有多坏，历史的潮流还是更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