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边骂吃喝一边让吃喝财政过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6 02:05:05
 别一边骂吃喝一边让吃喝财政过关 曹林

       两会代表委员越来越敢言,敢于质询“卫生部领导是否真了解基层”,敢于批评缺会的刘翔“是我就主动请辞”,敢于质疑“三鹿配方曾获国家科技大奖”——有勇气在参政议政中充分行使民主权利,这让不在场的纳税人越来越有主人的感觉。不过纳税人最期待代表们发力监督的,也许不仅于此,更在于有没有在审查和监督政府财政预算中尽职,有没有替纳税人管好“钱袋子”,这是评价人大代表议政能力的核心标准。不会审预算、稀里糊涂乱举手、让预算马虎通过的代表绝不是好代表。

       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最开始就是从人民反抗君王乱征税、乱花钱中发展而来的。正如蔡定剑博士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所言:议会财政权是议会控制、监督政府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预算就是政府基本政策的说明。钱是政府的命脉,是政府推行政策的物质基础和保证,议会掌握国家财政权就是掌握政府的命脉。

       一些人大代表经常痛批政府官员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总在抽象、空洞地谴责政府乱花钱建形象工程,审计部门每年也会刮一场揭批各部委乱花钱的风暴,为什么不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这个制度源头上就对乱花财政经费先行约束和预防性监审呢?政府乱建豪衙的钱,官员公款消费健康卡的钱,很可能就是人大代表自己在年初审查政府预算时稀里糊涂地批下去的,那些不道德、不合理、不正当的财政花销不全是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其中很多也许都经过了人大审批的合法程序。

       所以人大代表一定要抓住“审议预算”这个核心权力,负责任地用好自己在审查政府预算时投的那一票。作为人大代表你有许多权力,但再多的权力可能也比不上这个权力更重要。所以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地跟着别人举手。你得有自己对预算的解读和判断,大声说出自己的疑问,大胆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在读懂了、认同了之后再遵从自己的理性并投出自己那一票,这才是对纳税人负责、对自己的职务负责的态度。

       许多人大代表都会抱怨当下预算审议中的许多弊端,比如审议时间太短、报告不详细、看不懂,审议程序形同虚设等等,这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需要制度的不断完善。

       不过,代表不能因此就放弃这一权力,不要指望政府会把预算做得让代表能看得一目了然。作为被监督者,总会采取许多方式回避和消解代表的监督,总不希望被人大抓住经济命脉。人大代表要在既有体制约束下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自己“阅读预算”的能力,改变自身对审查预算的习惯性轻视,摒除“只是走走程序”的集体认同,主动克服“人人都不愿看枯燥数字”这种本能的惰性,激活这一对于代表来说最重要的权力。行使不了这个核心权力,人民代表很大程度上就被抽空和虚置了。         马光远:预算报告为何出现数字打架       统计数字打架,在吾国早已不是新鲜事,最常见的是“中央”的数字和“地方”的数字打架,国家统计局每年的GDP增长数字和各地自行统计的数字,经常禁不住简单的四则运算的考验。比如,200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幅和地方统计出来的相比,竟然差出了整整8048亿。究竟哪个GDP才真正“代表”中国的真实GDP呢,是地方“注水”,还是中央“漏统”,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权威的解释。

      中央部委之间的数字打架也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为57862亿元,这一数字与财政部公布的税收收入预算执行数54219.62亿元相比,竟相差了约3600亿元。对此,财政部回应说,这两个数据存在差异“主要”还是统计口径的不同。其解释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国家税务总局统计的税收收入快报数,不包括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税种,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涵盖了所有税种收入。

      还有一种数字“打架”,是有关部门统计出来的数字和民众的感觉差距很大。比如,2007年,国家统计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组数据信息: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99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5%。而这种高增长和很多老百姓的感觉之间差距太大了,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收入一经统计部门的“平均”会增长这么快。

      当然,以上三种“数字打架”,似乎都可以用“统计技术”的不同来解释。但最新披露的数字打架,竟然出现在财政部自身的文件里,这种情况的确罕见。

      据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说,在对财政部提交的《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进行分组审议时,对财政预算报告中的两栏数字纳闷质疑:“同样都是2008年执行的医疗卫生方面支出,前面是2722亿,后面就是2825亿,前后相差了103亿,我不知道是财政部粗心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还是因为我们看不懂理解有误差?”对于这样的“发现”,据说全场哗然,很多专家都被彻底“难倒”,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一个国家部门的统计数字,动辄出现上百亿的数字差距,的确不可思议。统计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数字化体现,无疑需要权威性和统一性。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差距,统计局一直在努力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和“统一”的努力。而对于部委之间,比如财政部和统计局出现的数字不一致,完全可以在公布之前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在互相核对以后给大家公布一个“标准答案”。

      但对于财政部给两会提交的《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里,出现多个数字互相“打架”的情况,我们除了感谢李永忠这样认真挑错的人外,恐怕更期待财政部给“两会”代表和委员一个标准解释了。         秋风:财政预算不应有其他支出

      如果预算科目编列粗疏,项目和金额语焉不详,就像科技部把三分之一列为没有具体项目和金额的“其他支出”,这些资金是否用于服务公众、服务公共利益,如不公开,人民的代表根本就没办法对其进行审议。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恩多针对预算报告中的“其他”二字,提出了质疑。科技部预算总额为198.1亿,但其中“其他支出”达到69.5亿,占总支出的1/3,王恩多疑惑:这个“其他”到底包括哪些部分,这个钱怎么用法?(3月8日《中国青年报》)

      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此前对外表示,2009年预算报告和往年相比有不少新变化,采取按科目分类报账,行文“通俗易懂”。可不知为何,占科技部预算总额1/3的“其他支出”却依然让人“看不懂”。

      人大代表王恩多的质疑是合情合理的,预算编制部门理应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须知,法治财政、公共财政的首要原则是:取之于民的每一分钱都应得到民众同意,用之于民的每一分钱同样要得到民众的同意。民众直接同意在技术上难以做到,那就应当得到其代表的同意。

      预算编制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预算的最终审议权在全国人大。人大代表们表示同意或反对的前提,就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准备花多少钱,把钱都花在哪些项目上。

      因此,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必须尽可能详尽地列出各个部门支出的具体事项与金额。应当说,越具体越好。越具体,人大代表越可以按照财政服务于公众、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标准,来准确地评估各个部门安排的资金之用途、金额是否合理。同时,经过如此审查,钱到了相关各级行政部门手里,也不大容易被随意花掉。

      相反,如果预算科目编列粗疏,项目和金额语焉不详,就像把三分之一列为没有具体项目和金额的“其他支出”,这些资金是否用于服务公众、服务公共利益,就大成疑问,因为,人民的代表根本就没办法对其进行审议。

      如此编制的预算,只会给相关行政部门以过大的开支自由裁量权,这必然大大增加财政资金被浪费、挪用的风险。这些年来,审计部门年年都审计出大量此类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预算本身的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而具体地指明开支项目、金额。相关行政官员少了一层约束,自然就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资金使用。而这将大大损害财政效率,也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预算的支出项目和金额都应当尽可能具体、明确而详尽。预算编制的原则是,宁失之于僵硬,而不可失之于宽松。预算编制除了特殊情况,没有秘密可言,如果确有国家秘密,那对人大代表也不应构成秘密,或者大可要求人大代表签署保密协定。只有把这样详尽编列的预算提交给人大代表,才能达到预算审议的政治和技术目的。

      这也就意味着,编制一级政府预算的过程,就是该级政府全面安排预算年度内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的过程。行政部门提交预算,就等于把一年的具体工作计划提交人大审议。现代国家编制预算的目的正在于此。

       吴应海:向挑出财政预算差错的代表致敬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里,有关2008年的财政‘执行数’出现了2次,前后数据却相差100多亿元!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额?是误差,还是印错?”3月7日,在广东团分组审议2009年财政预算报告时,“火眼金睛”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激动地道出自己的“发现”,顿时全场哗然……

      事实上,李永忠挑出的“错误”还有两处,一处是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三大民生板块占财政总数的比例,前后不一致;另一处是2009年的预算情况跟2008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比较,增长太低。这些错误,挑明了谁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不挑明,想看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般情况下,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应该很“权威”,起码不会犯数字方面的“小儿科”错误。显然,如果不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去细细阅读,并前后对照进行计算,而是完全信任,走马观花,应景式地浏览一遍,就算你有再深厚的财经知识,又怎么可能发现这些“细微”之错呢?

      更为可贵的是,发现错误后,李永忠不是悄悄上报,而是当众指出,并且责问,“这是误差,还是印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大代表敢于直言,和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尽心尽职。面对财政预算报告里的错误,指出错误,期待相关部门能尽快给出答案。而对细心大胆挑出“国账”差错的人,我们充满敬意,有这样的代表替民众去商讨国是,这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马而立:财政预算内是否有公款按摩专项费

      就在全国“两会”期间,安徽淮南市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给全市部分副处级以上干部发放健身卡一事被曝光了。而就在此前,深圳市在职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可以享受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疗养待遇,遭到舆论的一致挞伐。政府官员公然用公共财政,为自己的特殊待遇买单,这是令公众深恶痛绝的;与此同时,这种奢侈、浪费的做法,也是公共财政不堪承受的。

      无疑,用于公款健身的支出不会编制在政府财政预决算内,在一年一次的人大会上“过堂”,用一个不妥帖的词比喻,政府花的是“私房钱”。

      从现在看,政府可以卖地,可以举债,可以发行各种彩票,预算内资金无控制拨付,预算外资金游离于管理之外,更是政府任意开销的钱袋子。政府不缺“私房钱”,是因目前国家财政制度赋予政府事权、财权太大,大到无以约束的地步。

      理论上讲,批准政府财政预算,监督政府财政资金运行的权力在人大,但事实上人大的财权只是象征性的,即每年的人大代表会上,对政府的财政预决算进行一次审议和决定。但人大的财权明显孱弱,根本起不到影响政府权力的作用,更不具备制衡政府权力的能力。我们常听到人大会议对政府官员提名说不,但鲜有看到人大对政府财政予决算的否决案。这一点,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也没有虑及,《预算法》第四十二条只是规定了各级政府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如何,并未有预算通不过的法律后果以及怎样应对的规定。可见,人大在制约和监督政府财政预算和资金运行方面的作用,依然是多少年前“吃馒头举拳头”的那种。

      政府财政预算的支出部分逐年在增加,这毫不奇怪,去年的基数,加上今年的“因素”(资金支出的理由),就成为明年的基数,基数逐年增长,形成财政支出的刚性状态。其间,人大只有监督权而无预算内外的资金拨付权,就无从了解、掌握财政资金的具体走向和详细使用情况。自然,第二年人大会上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只能不明就里地一揽子通过。

      人大在审议通过政府财政预算后,就失去了对财政资金的控制权,怎么花,何时花,花多少一概由政府说了算。作为代议制的人大机构,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运行,缺少了财权,就如同当了“甩手掌柜”,怎能维护公众的利益呢?而现实是,政府的事权缺乏制约,就将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变为“私房钱”,建豪华办公楼,购高档轿车,公款出国旅游,发这补那贴的,现在又出现公款按摩、足疗、健身,浪费了纳税人的银子,还助长了腐败风气的蔓延。

     人大至少应该对政府预算内资金进行全程掌控,经过人大的拨款程序,政府就得将每一笔支出说个明白,就不敢胡来。西方一些国家,议会授权只是第一关,还得通过议会财权的拨款关才能拿到钱。当然,总统有权否决提案,正是这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国家财政支出在程序上才是正义的。我国各级人大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应该在事前设置关口,而不是事后发现问题后的质询。

      上海商报:期待人大代表替人民看管好公共财政

      提要希望金融海啸深化期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能够真正行使好老百姓托付的权力,对于拉动经济确实必须花的钱要严格监督,错误或不必要的计划则应当坚决否定。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日上午开幕,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前天已开幕。据悉,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十分关注4万亿国家投资计划,许多代表委员都已准备了有关“4万亿”的提议提案。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说明了代表委员们正在关心我们当今最主要的事情,人大代表当家作主的意识正在增强。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上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4万亿”。

      在此之前,上海律师严义明于今年1月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4万亿”投资的项目、资金和监督等细节。约一个半月后,他收到的国家发改委长达四页的书面回复,仅对“4万亿”投资计划、原则等内容作了概述,未直接涉及任何具体项目细节。对此发改委负责人表示,“4万亿”投资涉及几十万个项目,时间跨度为两年。由于政府预算和基建项目是按年度安排的,今年的投资安排需要在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才能向社会公布;而2010年年度的投资安排现在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公开。严义明则认为国家发改委答复的对象内容“违法”,同时他已就国家发改委的回复于3月3日申请行政复议。

      两方面究竟孰是孰非,还待依法结果。不过严义明表达的“我们都是纳税人,所以有权利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掉的”强烈的公民意识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目前,无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普通网民讨论,对“4万亿”关切的重点主要放在使用要特别精确合理,要避免重复建设及如何跟踪监管这4万亿走向、防止有权者从中贪腐。

      毫无疑问,这两方面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即使不能完全杜绝,起码也要尽量减少重复,让贪腐者觉得十分不方便。

      在对“4万亿”的关注中,几乎很少有人质疑这“4万亿”该不该投?或者这投资是不是正好是“4万亿”?是否应该少一点,或者应该多一点?这里多一点或那里少一点?即使“4万亿”必须投,那么它会不会有副作用?现在看来,“4万亿”计划对刺激经济渡过难关肯定是有效的,但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很难避免下一轮的通胀。

      比较起美国国会反复讨论辩驳奥巴马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热烈程度来,我们的讨论似稍嫌轻淡。当然,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均不同。根据现行的预算法,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有关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划分、地方向中央上缴收入、中央对地方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备案。这实际上导致了财政体制由行政部门来主导和控制,决策没有经过公众和人大讨论的过程。而人大参与的时间前后不到两个月,而且只有审批权,没有修正权。

      现实工作进程中,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国务院就执行,通过国务院会议决定具体方案。

      然而有人大参与把关总是好事,尤其是事关4万亿巨额人民财产,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前途。这样重大的经济决策有人大参与决策甚至放到人民群众中去讨论,不仅可以尽量避免利益集团的干扰,同时更能体现出“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精神。为此,有必要修改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如预算法等。

      从已经报道出来的新闻来看,参加今年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都对未来的经济信心十足,并有许多建言献策。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不过全国人民选举他们千里迢迢赶赴北京,恐怕主要不是让他们代表老百姓去表决心的。我们热切地希望代表委员们不辜负民众的重托,行使好人民交给他们的审议和监督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