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

我为什么写《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
 ——答《中国报道》记者问

>>《中国怎么办——时寒冰谈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 书摘
        

       一.关于写作

    《中国报道》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开始构思《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的？
    时寒冰：当次贷危机的苗头刚刚露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密切关注并收集资料，因为我此前对美国的房地产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又比较喜欢金融，两个领域的结合，使得我对次贷危机的起源、发展进程、严重后果和未来趋势，看得更清楚一些，随后写了一些分析文章，对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危害性发出预警。这也是《中央电视台》做专题节目时，称我是“国内最早预警次贷危机严重后果的学者之一”的原因。
    当时我还没有打算写书，但是，当我看到国内国外出版的有关次贷危机的书后，我惊讶的发现，这些书对次贷危机的研究过于肤浅，很多都不得要领，没有触及实质，更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尤其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很多都没有提及。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写一本深度剖析次贷危机，及相关对策建议的书。这个时间是2008年第2季度，动手写则是在第三季度。

    《中国报道》记者：市面上关于次贷危机的书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您这部书带给读者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您的第一部作品，您对它有着怎样的期待？
    时寒冰：是的，市面上的书很多都是资料的摘录，而这些资料网上到处都是，就好比做饭，各种蔬菜.调味品很容易买到，关键是烹饪环节。而许多次贷危机的书，恰恰烹饪环节一团糟。这既与当下浮躁的学术气氛有关，也与出版社过于赶时效性的急躁有关。就次贷危机而言，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很多书都没有涉及，而是避开了。比如，次贷危机谁是赢家？巨大的财富哪里去了……诸如此类的危机，这些书几乎都避开了。问题是，如果避开这些实质性问题，就等于连次贷危机最基本的表层都没有突破，哪里还会有深入剖析和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写的这本书一开始就没有回避这些要害问题，而是层层解剖，逐步深入，让哪怕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读懂，并能思考对策。这本书出来后，改变了许多人对次贷危机的认识，包括许多研究者（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也开始接受我的观点。
    作为我的第一部倾注了心血的作品，我期待这本书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研究的态度、分析的方法和思考的方式，我相信，后者更能让读者受益。

    《中国报道》记者：这部书不仅资料非常详尽，而且很多观点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您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费了不少心力。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深刻而且有意思的事情？
    时寒冰：谢谢您的肯定！是的，这部书虽然写的时间不长，却是我十几年的积累。我十多年前开始做经济趋势研究，这本书是对研究的一个总结。写书的过程是忘我的过程，大约有十几天，我都是通宵工作，即从第一天中午开始写作，一口气写到第二天的深夜，连续工作达30多个小时，所以，很多人读这部书都是一下子读完的（我也是这样写完的）。中间有几次连饭都没有吃，就在单位吃些饼干之类的，再喝点白开水就行了。当时并不觉得苦，强烈的责任感督促着，是感觉不到累的。但是，等书出版后，我连续生病，当时透支太厉害了。如果说记忆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那种纯粹的投入，那是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那时，为了写书，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做学问、做研究必须投入，必须踏踏实实。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中国报道》记者：听说您的一个粉丝专程从国外赶来参加这部书发布仪式。在您与这些读者朋友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
    时寒冰：是的，但不只一位。网友们的支持一直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新书首发式那天，在德国和美国工作的几位朋友，特意飞到北京，还有福建、黑龙江、江苏、河南、辽宁等地的朋友，总共五、六百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出版社准备了几百本书，但不到一个小时就售完了，然后又送去了几百本，又一抢而光，大大出乎出版社的意料。
    这些读者大都是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关注我作品的，他们与我一样，期待这个国家能够向前走，能够实现复兴的梦想。面对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他们迫切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次贷危机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它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大，它会延续到何方，我国该如何应对等等，正是这种责任感，把我们聚集到了新书的首发式。我非常感谢这些真诚的朋友给予我的亲人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研究、前行的最重要动力。

    《中国报道》记者：请用一句话总结本书。
     时寒冰：揭开次贷危机幕后的层层谜团，让世界看到真相，让国人找到应对次贷危机的总体策略和具体的应对措施。

      二.关于次贷危机

    《中国报道》记者：您在书的一开始就预言，尽管现在表面上面临通缩，但实际上可能面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据您预测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多久，是否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时寒冰：是的。我在书中写道：次贷危机恶化之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深幅下跌。但这次下跌只是为下一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做准备——酝酿期越长，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越可怕，道理再简单不过：各国数额惊人的救市资金所带来的货币的贬值效应早晚会释放出来，这些“廉价资金”必然会让世界付出代价。因此，我在书中大胆预言：紧随次贷危机之后，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欧美等国，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在次贷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虚拟经济，而我国却是实体经济。因此，次贷危机在西方国家演变为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却演变成局部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民穷社会，中产阶级没有培养起来，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内需严重不足。
    因此，次贷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它加速了中国民穷弊端的暴露。次贷危机后，美国等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复苏难度。因此，谈到次贷危机后的糟糕局面，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西方国家。
    次贷危机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估计，从开始爆发到结束这个周期，即使乐观的看，至少也应该在5年以上。而且，民穷的现状决定着，中国将遭受比西方国家更长的痛苦调整阶段。

    《中国报道》记者：书中揭示了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才是这场次贷危机的最大赢家，而全世界都在为这场危机埋单。这样一个结论，您认为是否早有征兆？您是如何发现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时寒冰：第一个问题我在书中其实解答得非常清楚了。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始于1970年，在研究美国住房政策变化的事情，我惊讶的发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公共住房建设在住房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资产证券化在小布什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美国正是借助资产证券化的羽翼，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美国拼命向全世界推销其基于次级贷款创设出来的各种证券时，危机的隐患其实就已经种下了。
    要弄清楚次贷危机的根源，看透其真相，既要懂美国的房地产政策，又要熟悉美国的金融运作、虚拟经济的发展轨迹，只有将这些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发现其中的利益联结点。这就是我所研究的“利益分析法”，我用这种方式解析次贷危机，就找到了答案。

    《中国报道》记者：您在书中指出美国的种种救市措施，表明“大政府时代”的到来，认为这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为什么？
    时寒冰：这个问题我在书中专门做了阐述。从罗斯福开始，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强力干预走向前台，发挥威力。为了应对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了“新政”。而罗斯福干预经济的“新政”，与小布什政府和美联储所主导的国家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对市场失灵后的强力修复，而后者，则是政府直接接管，让政府的有形之手直接插入经济体中，从而，催生出一个更强势的政府。
　　事实上，罗斯福“新政”改革的过程，也是联邦政府权力迅速扩张的过程。正是从罗斯福的大政府开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走向世界。那么，在布什通过救市建立起来的大政府遗产，交到新任总统奥巴马后，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政府的权力会进一步强化。而像美国这样的起着全球经济火车头作用的国家，其大政府的形成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它依托军事强权和货币强权形成的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将会使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一句话：大政府将加大世界的变数。

    《中国报道》记者：比次贷危机更严重的是经济危机，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是粮食和石油危机。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两场危机，是否无可避免地要到来？它们会带来哪些危害？
    时寒冰：美国是金融衍生品高度发达的国家，期货业尤其发达，而这常被作为操纵实物价格的工具使用。比如，利用期货的发现价格功能，通过对未来商品价格变动趋势的演绎，来影响、左右和操纵现实生活中的油价、粮价，早已经被华尔街的金融专家运用得非常娴熟。一旦石油危机尤其粮食危机到来，世界很容易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就这样说过：“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在未来，粮食战争将是比石油战争和货币战争更可怕、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粮食战争古已有之。春秋时期，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齐国丝需求量大，价格上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命只准穿布衣，且不准卖粮食给其它小国。结果，鲁、梁等小国因饥荒而大乱，不战而亡，齐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扩张。
    如果我们熟知这段历史，就应该对未来的石油战争和粮食战争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

    《中国报道》记者：重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任重而道远，这次金融危机是否为此提供了契机？
    时寒冰：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场次贷危机，让世界更清晰地认识到了重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紧迫感将促使一些国家走到一起，就如同当初欧洲国家抱团取暖的做法那样。因此，这使得我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充满了期待。但是，在短期内，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很难撼动的。

    《中国报道》记者：从长远来看，这场经济危机将世界经济格局有什么决定性影响？
    时寒冰：这个题目比较大。从长远来看，这场金融危机将使得世界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强权掠夺下的国家经济破产，失业率骤然上升下的社会动荡，大政府的形成，区域化货币合作的深入，对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的反思，从通货紧缩向提前到来的局部通货膨胀的过渡再到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到来等等，将使得现有的弱肉强食下的规则体系逐渐打破，并催生出新的强权体系与合作体系。如果站在更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甚至，倘若局面进一步恶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转嫁危机而发动战争。简而言之，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动荡，我们应做好过冬的准备。

    三.关于中国怎么办

    《中国报道》记者：近年来，中国对金融创新十分重视，对金融衍生品的态度也很积极，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怎样的警示？
    时寒冰：应当承认，国内对于金融战争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更别说应对金融战争的能力了。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研究金融衍生品就会发现，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说的再直接点，通过金融衍生品掠夺世界的能力，中国并不具备（也不应那样做），身处食物链低端的中国，应该考虑到，金融衍生品过度发达的一切后果都将独自承受，不仅不能向世界转嫁，还有可能被强权者利用。所以，中国不应盲目相信金融创新，过度的创新可能会埋下无穷隐患，导致严重意料的后果。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中国报道》记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程度，大于对美国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滞后决定。这一弊端是否比危机本身更值得注意？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时寒冰：是的。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第一：中国实体经济受冲击大，的确与中国应对政策的滞后有关。中国已经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判断，而缺少对趋势的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甚至，当次贷危机恶化以后，许多人还把次贷危机当成仅限于欧美的区域危机，没有对危机给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出足够理性的分析，再加上决策体制本身的官僚化，使得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远远大于欧美。并且，即使在次贷危机恶化的趋势清晰显现出来后，中国也未及时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减税等措施，小心地呵护实体经济。比如，即使是在2008年上半年6.7万家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央行也没有及时地调整货币政策，而是继续采取紧缩政策，直到9月份才发现紧缩走错了，又180度大掉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不仅决策滞后，也未能做到对症下药，甚至某些方面是南辕北辙。
    第二，与中国经济自身的严重缺陷有关。中国的实体经济之所以比西方国家在次贷危机中受到更大更直接的冲击，是由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所决定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随时可以发生经济危机的形态，为什么？因为民穷导致的内需不足隐患越来越严重。如果对照一下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候，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向的。只有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千美元以后，财富分配机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倾斜，由此导致民穷，由于民穷中国内需起不来，而我们的生产产品是严重过剩的，只能借助外部的需求才能维持。像美国和欧洲、日本这些地方的需求和中国过剩的产品供应形成了一种平衡，延缓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隐患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次贷危机一发生，美国的消费、欧洲、日本的消费稍微一下降，中国制造业集中的地区首先就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应该把这看做一种警示。

    《中国报道》记者：伴随着美元的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缩水。书中提到，中国应该扭转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思路。目前阻碍这种思路通行的原因是什么？
    时寒冰：我觉得最大的阻碍还来自于我们的观念和对问题认识的局限性。诚如我在书中所言，世界正在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如果不扭转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固有思维模式，我们的财富将大幅度缩水。

    《中国报道》记者：您提到用资源的贱卖换来纸币储备，是一种谬误。造成这种谬误的原因是什么？
    时寒冰：纸币的印刷成本非常低廉，并且，各国对纸币都存在滥印倾向。纸币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而资源的储量则是相对固定的，很多资源随着消耗的加快而逐渐减少，稀缺性因素越来越明显。如果连这种对比分明的状况也认识不到，就不仅仅是愚昧的问题了，原因可能更为复杂。以黄金储备为例，这些年来，我国的黄金储备仍然是600吨（相当于美国的1/14），没有增加，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目前绝大部分仍然是美元。为什么？据悉，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有关部门储备美元等货币，一旦升值，就会有部门收益，如果储备黄金，即使升值，也没有任何部门收益。这种明显的制度漏洞导致了激励机制的偏离。这样的制度必须尽快加以纠正。

    《中国报道》记者：书中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甚至可能导致其暂时中断。危机中是否也蕴藏生机？
    时寒冰：危机从来都是与机会相伴的。事实上，在任何危机中，都有人倾家荡产，有人一夜暴富。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同样遵循这一原理，至于结果，都是由决策者的选择所决定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并不必然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中国自己是坚持还是停止经济转型。我个人认为应该坚持而不是放弃经济转型，因为，坚持科学发展观，从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低级经济模式中走出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尽快保护我们已经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必须认识到，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我们的许多产能是严重过剩的。比如，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的36.4%，水泥更占全球产量的48%（主要为出口工业生产、投资和国内房地产建设服务）；中国的汽车工业的产能超过1300万量，但是能卖掉的不过900万辆；中国每年生产各种鞋超过100亿双,占全球制鞋总量的近七成，是世界最大的鞋类制造基地。这些例子说明，以低价格满足美国及全球消费需求的中国制造业，在本次金融危机引发欧美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缩减的情况下，正面临非常严峻的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停止经济转型，继续刺激钢铁.水泥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只会加剧产生过剩的局面，使中国未来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此，我认为4万亿救市计划的主导思想应该纠正。

    《中国报道》记者：书中多次提到内需，“内需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您认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扩大内需的措施是否能够起到理想的效果？
    时寒冰：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它源于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中国应该作出调整，走民富路线，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消除经济危机隐患的唯一有效选择。同时，政府必须裁员、节俭，压缩开支，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民富方面。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多努力。

    《中国报道》记者：日本在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例子证明“民富才能国强”，而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民富”？
    时寒冰：在中国，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一提到收费等问题，就强调与国际接轨；一提到权利等问题，又会强调我们的国情。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国情不同，但是，经济规律是相同的。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以民富为基础的。民富是激活内需的唯一有效途径，无论什么样的国情都如此。要实现民富，纠正错误的认识是第一步，只要走出这一步，实现民富的措施就水到渠成了。否则，谈论如何实现民富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

    《中国报道》记者：您提出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推动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建立，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这一目标将会通过哪些步骤.多长时间才能实现？
    时寒冰：我在书中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最关键的，首先是扫除我们自己设置的一些障碍，比如，人民币执行对外结算货币职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走之路。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现阶段，人民币对外结算仍面临着一些绊脚石，比如，用人民币结算长期无法享受出口退税，就是一大障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印发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办理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退税必须提供收外汇的“出口外汇核销单”，而人民币结算只能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单”，无法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货币政策这个低级的瑕疵，是严重影响我国企业把人民币作为对外结算货币的重要原因。
　　用人民币结算意味着中国企业将承受出口退税的损失。令人惊诧的是，这种弊端虽经多方呼吁，依然存在数年。这导致了两个不良后果。第一，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制约了我国边境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二，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地位的巩固。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想让你货币成为结算货币而不能的情况下，中国放着这么好的机遇不去抓，却眼睁睁看着人民币因为诸如出口退税政策这样的瑕疵而受阻，且连续十几年都如此，是令人痛心的。
    如果自己设置的障碍，在长达十几年中企业不断呼吁的情况下都不能移除，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实在过于漫长。

    《中国报道》记者：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换机制在部分区域已经实现，但亚洲的情况比欧洲更复杂，您对这一机制发展的预期如何？
    时寒冰：是的，亚洲的情况非常复杂，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边界争端、战争遗留问题、文化冲突等等，都比欧洲复杂得多，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货币的区域化合作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亚洲国家由于在货币链的低端吃的亏更多，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受害者，都有迫切通过合作摆脱被掠夺命运的需求，这本身就是合作的基础。因此，我认为，在亚洲货币合作方面，中国可以主动出击，做这种合作的主导者。事实上，也只有亚洲的大国携手，区域化合作才能进行下去。
    应该认识到，中国日渐崛起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使它可以担任亚洲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应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快自身的转型，这可以使中国占据更大的主动。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领导的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顺，这种姿态一旦摆出来，也足以令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震撼，而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得我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获取更多的筹码和更大的主动权。中国还可以借助引领亚洲货币同盟的羽翼，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搭建舞台。
　　同时，当中国愿意承担起领导货币一体化的责任，亚洲各国一盘散沙的状况就能逐渐得到改善，加强亚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并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此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最佳选择。
            答问于2009年2月，公开发表于2009年3月

另外：我本周五即3月6日下午3：40至6：00在上海国际华城签书，相关信息详见周晓鸣先生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