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余秋雨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小青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58:09
文革中余秋雨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小青年?!

作者:乐之史 2008-03-26 20:42:21 发表于:博客中国

余秋雨,你在文革中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小青年?!

乐之史

这两天,“余秋雨”这几个字在网上又热闹起来。今天更读到他一篇所谓“在中国做好事为何总被政治批判”的文字,读罢不禁想拍案而起:余秋雨,你真的是欺负中国无人了吗?!

在这篇文字里,余秋雨口口声声说自己当年编“鲁迅教材”是在做一件好事,然而,你编的究竟是什么教材?为什么不说清楚你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东西呢?你说的是在“石一歌”(上海市革委领导的鲁迅传写作小组)时期参与写作并担任修改大任的伟大著作《鲁迅传》,还是那册歪曲史实的宣传愚民手册——《鲁迅的故事》,抑或你为文元同志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所准备的那些材料(《鲁迅揭露批判四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的材料》)。为什么不说清楚呢?你欺负读你文字的人都不知道历史了吗?你以为当年你坐在康平路办公室写的那些东西,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看见了吗? 你以为今天相关档案不开放就意味着你的那段经历可以一直隐瞒下去了吗?

难道余秋雨还真的以为他编的那本《鲁迅传》以及《鲁迅的故事》,是什么“纯粹的文学书籍”?!这里面没有把“文化与政治硬拉在一起”?!从文学性来讲,我们不用管鲁迅的文字有多少偏狭与短视或与现实政治利益脱不了干系,然而,就余氏参与的这两本鲁迅的书,几乎完全可以说成是充满险恶政治目的的教条宣传工具。最可笑的是,余秋雨还居然敢声称自己当时是“为文学与文化而读书写作”?你以为你自己当时是生活在喜玛拉雅山的山顶?你以为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你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中,为了什么目的,按照什么样的命令去做这件事的吗?坐在文革浪尖的司令部中奉命写鲁迅,今天怎么在你笔下都成了“只为文学和文化”呢?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天真的文学青年?!

也许是自己心虚,奇怪的余秋雨居然今天会扛着一个“总理”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文革行径做掩护,难道扯一个虎皮,就可以让你所做的一切都“正名化”、“合法化”、“合理化”、“道德化”吗?你坐进康平路办公室享受优厚的待遇,编《鲁迅传》与《鲁迅的故事》,究竟是谁给你的命令呢?难道你当时还真的有那么高的地位,可以直接从国务院负责人那里接受这个“任务”?

在当下的中国,是非扭曲固然已非一日,历史也被人为地遗忘割断,因此,虽然文革过去不过三十年余年,然而,许多残渣居然又重新泛起,公然为文革招魂者有,前不久样板戏入教材可为典型;装聋卖哑假装无辜者也有,余秋雨氏近日之言论可为代表。余秋雨,本来就是文革上海市革委的一名吹鼓手,虽然文革后清理时勉强过关,但是不等于他自身没有问题。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也算是一号人物的“文革写手”,在后来居然靠贩卖所谓“中国文化”成为新时代的“一代散文名家”,日进斗金不说,他也俨然成为众多华文文学青年的学习楷模。实际上,其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种种虚伪矫情, 以及对现实的有意遮蔽,都是对文学本质的玷污。

也正因为文革的旧帐根本没有人愿意去算清楚,文革过程中本来有原罪的那些人也基本上没有作应有的忏悔。因此,余秋雨更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毫无罪孽,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反而万般讽刺,大有代表所有“吹鼓手”作发言辩护人的味道。这个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洗心革面”,做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文人!然而,余秋雨写了那么多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章,既然没有人深入追究也就算了,为何还要在道德上还自以为正确,继续扛着“著名作家”的旗号欺世盗名做什么东西呢?你真的以为所有知道一点文革历史的人都已经死光了?你还真的以为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大脑清晰能明白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你还真的以为“历史”过去了就真的成为虚无?可以任由你随意涂写,随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样的余秋雨,在我看来,真是无耻得近乎无知了!

乐之史,200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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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余秋雨原文

为什么在文化上做了一件真正的好事,总会被批判成坏事呢?这是因为,由于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很多中国文人的阅读重点已发生重大挪移。他们平常总是花费极多的时间在阅读政治书籍、有关文件、新闻报刊,以及把文化与政治硬拉在一起的那些论著。他们自己早已不习惯去阅读纯粹的文学书籍,如果阅读也一定另有政治企图,例如他们读《红楼梦》、《水浒传》就等于在进行政治批判。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一门心思地只为文学和文化而去长时间读书、写作,他们认为那一定埋藏着某种巨大的阴谋。当时我们在编写鲁迅教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旁敲侧击、反复打听了,总觉得这件事背后有什么背景,至少周恩来总理有什么企图。后来等到事过境迁,他们不再批评周恩来总理,只说编教材是重大“历史问题”。什么问题?却坚决不说。这下事实说明,在中国,一个文人,一个学者,要静心读一点文化学术书籍是极其困难的。本是一件单纯的事,却要面对无数政治质问,无数疑惑的眼神,无数事后的追究。 在阅读的万千艰辛中,这种艰辛最为痛苦,却已经很难为下一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