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马屁文化

余秋雨的马屁文化

人们在电视里看见的余秋雨，总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那么多巧妙的知识，顺着他的有些女性气质的语气和体态，让那些爱唱歌的年轻人长了见识。不过在私底下，余秋雨似乎会放下大学者的架子，愿意和人们说上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他会说，从青歌赛评委席下来，回到家里，他总是会接到某某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通常情况下都是围绕刚才在电视里提到的一个戏剧类的小知识，两个人在电话里展开讨论。话语之间，前领导会再一次欣赏余秋雨的才气，并说上一些鼓励的话语。

显然，余秋雨自己非常迷恋这些具体的细节。借着这样的话题，余在众人面前说到了当年。大概意思是，余出任上海戏剧学院主要领导期间， 他的行政级别在当时的同龄人中， 是最有前途的，今日政治舞台上热火的几个来自上海的领导，当年和余秋雨基本在同一个行政级别。只是个人志趣不同，日后余秋雨主动辞职，走上了文化学者之路，而其他的同党则在政治道路上不断飙升，直至成为今日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看着余秋雨眉飞色舞地叙说自己的历史，我忽然发现了这些年他之所以红遍中国的原因，应该是他或多或少得益于体制内力量的推崇，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余秋雨事实上就是一个真正的体制内学者，而他的那些与戏剧有关的知识，刚好迎合了领导们的风雅志趣。

我们以为，这一点可能是观察余秋雨现象最好的路径。相关的问题也能由此迎刃而解。比如曾经有人质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余原本就是体制中人，体制继续固守其道，他个人的忏悔不仅失去了力量，反而会把自己置于体制的对面，无论如何，这都是余秋雨无法接受的。比如，为什么这些年余秋雨一直对中国文化赞美有加，他似乎是这个转型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歌颂者和守卫者。同样是文化学者，台湾的柏杨对中国文化一直抱着深刻的怀疑与批判姿态，并直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酱缸文化、马屁文化。两个人的人生际遇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柏杨一辈子与苦难为伴，长达10年的牢狱生活，在马粪纸上书写中国人史纲，受众永远对他抱以敌视，似乎柏杨就是中国文化的败家子。余秋雨则一直左右逢源，风光无限，无论是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代，余秋雨都是时代的幸运之人。

现在我们只能认为，除了体制因素之外，余秋雨对文化的颂歌姿态，是他红遍中国的又一原因。中国人历来习惯了赞美，对怀疑与批判则生理性排斥。要么对传统文化顾影自怜， 要么对当下得意忘形，朝野内外，概莫能外。这种群体意识为余秋雨这样的学者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余秋雨饱读诗书，他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今天的美好际遇，就是一种他自己的理性选择。这就是余的聪明之处，某种意义上，是权力阶层和普通读者的双重拥戴，余秋雨才有理由一次又一次对着文化唱出他的赞歌，才有信心对一轮又一轮的批评不屑一顾。  

我们读到的《十万进士》，余秋雨就敢于无视自由对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科举制度高唱赞歌：

“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大大提高了。”[1]

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余秋雨对于圣主明君的呼唤、对于开明专制的渴望已是呼之欲出，而谈及知识分子坚守的人格，却语焉不详，最终以他惯用的“文化”二字加以代替。

“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2]

其实早在70年代初期，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的余秋就崭露头角。他文笔本来就很漂亮，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又懂得如何恰如其分的表态，已经具备政治写作的本钱。作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成员之一的余秋雨，曾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的“卖国”行径大加挞伐，文字中也显露出细化历史场景的余氏笔调：

“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

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3]

不过，每当提及文革这段抹不清的历史，余秋雨的说法总有一种为自己开脱的味道。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4]

在文革结束的自我清查中，这位凭借一支笔从“写作组”外围被选入内围的余先生却扮作受害者模样，还拍起胸脯自称“正确”。然而，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余秋雨最后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5]

余秋雨曾经写过一篇《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他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盗版书商和指出他文字硬伤的批评者相提并论，迅速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关于批判者指出文史错误，他说“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而他拒绝批评的理由异常简单：“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读者竟成了余先生的挡箭牌，不知硬伤满篇的文章又如何对得起观众呢？

有趣的是，当余秋雨先生荣登“中国作家财富榜”榜首时，他表现出一脸惊讶，倒念起盗版书商的好来。这一次，盗版书商不再是文化盗贼，而是余先生赚钱不多的最好借口。余秋雨还为自己的盗版书卖的很好颇为自得，“有一种超越经济数字的喜悦”。对此，作家郑渊洁不客气的说：“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虚伪。一方面不敢承认自己赚了这么多钱，另一方面又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书卖得有多好，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赚钱最少、书又卖得最好的作家，让人给他贴上一个‘德艺双馨’的标签。用我的话说这就是‘假招子’。”[6]

提起余秋雨气就不打一处来的，还有王朔。“就余秋雨这个名士派头讨厌，太讨厌了，真得骂他一个傻×。你就是去蒙中学生去吧，也就一个百家讲坛的水平，穷酸气。余秋雨在文学界真的不入流，写点游记，那叫作家吗？一个小说没写过，你配称作家吗？”[7]王朔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比起王朔的刻薄话语，余秋雨的回应显然更有“长者风度”：“王朔写过一些很不错的小说，与那些只会骂人却没有任何作品的人不同。很多年前，上海设立中长篇小说奖，我是设立这个奖的倡议者，又是评委，极力推荐他的《我是你爸爸》得奖，当时有一些专家不同意，认为他只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作者，不是作家。……由于我的坚持，他终于得了三等奖。我还是颁奖者之一，与他握了手。”[8]

面对天下论敌，攻守兼备的余先生还有后手。

“我的学生遍及全国各省……其中有不少确实也已担任省、部级的主要文化官员很长时间。那么多年过去，我与他们之间，已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但师生关系还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近十年来我受到几个奇怪文人的诽谤，有不少传媒卷入，我的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但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

近年来，余秋雨连续几届担任央视青歌赛综合素质考官，靠借题发挥大出风头、赚尽眼球。媒体戏称余先生为“青歌赛男一号”，余先生则不无得意的把青歌赛说成是“一场全国性的文化仪式”。[9]新浪网网友与余秋雨交流时，问到凤凰卫视为什么吸引他，他从凤凰得到了什么？余秋雨回答说，“我和凤凰卫视和中央台关系都非常好……无论是凤凰卫视还是中央电视台它们都具有高层次的文化判断和一种君子风范，这是现在中国文化界里面所不太容易找到的。”[10]余先生夸奖凤凰卫视，也不忘捎上中央电视台。

如此看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是余秋雨这些年的生存砝码。或者我们按照柏杨的说法，余秋雨就是那种千年流传的马屁文化的典型代表。酱缸文化是余秋雨生存的土壤，马屁文化则是他理性选择的形式。2008年6月5日，在汶川地震未满一月之时，余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余先生认为，汶川地震后，一些家长在子女所在学校倒塌、子女被埋丧生后要求通过诉讼来惩处相关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的举动正在被“反华媒体”利用。他说 “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家长们要做“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11]

天下的父母都无法同意余大师的“大局观”，让家长面对孩子的死还要保持“动人的气氛”，这一次连央视都没有买账，《道德观察》节目就点名指责余秋雨用心不良。香港学者梁文道也撰文公开指责余秋雨的媚权心态：“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沒拿自己当外人。”[12]

2008年9月10日上午，上海市教委为设立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举行揭牌仪式，余秋雨盼了多年的“大师”称号终于实至名归。与此同时，位于浙江慈溪市桥头镇的余秋雨老宅正在紧锣密鼓的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处为活人申请的“故居”将余秋雨的大师规格又拔了高。半个世纪以前，11岁的余秋雨就是从这里走进大上海。儿时的他聪明、懂事，为几个村庄的乡亲们写信、读信、记帐。不知不觉中，少年阿雨已经成长为金光闪闪的“大师”。

在众多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中，谢泳的评价最为宽容平和。以此作结，以飨余先生：

“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id=290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