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文革”的外国人

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的过来人都记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红旗如林、“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

    斯特朗和其他一些外国人也深感荣幸，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这时，穿着草绿军装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左胳膊上。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他说：“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年轻的红卫兵认出毛主席身边有位白发苍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老太太，他们欢喜极了，叫道：“这不是1946年在延安采访，毛主席和她笑谈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美国女记者、被称为’纸老虎女士'的斯特朗吗！”红卫兵一下子围上去，把红彤彤的“红卫兵”袖章也戴在了她的胳臂上。斯特朗幸福而庄重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要记住毛主席的话……”

    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四个美国专家写出了题目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咄咄逼人的大字报：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样。八、取消特殊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
    1966年8月29日

    大字报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十天后的9月8日，对四位美国专家大字报作了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作。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
“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

    美国专家的大字报和毛泽东批示立刻在全国引起重要影响。笔者保存的“四川省人委交际处、外事办公室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1967年11月第九期《红旗战报》上，为此“集中火力”批判四川“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寒春，在揭发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谈到他获悉毛泽东批示的消息时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　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我们摆脱了枷锁！大门向我们敞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游泳了！”

    大字报4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阳早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就到中国，决心为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寒春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曾参加过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1948年追随阳早来到中国。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西安草滩、北京郊区农场……二十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文革结束后，寒春曾讲到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一些情况：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享受特殊待遇，生活优越。“文革”开始后，有关方面又以“安全”为理由，不让他们参加中国这场大运动，成天被关在饭店里，不许随便上街……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他们热血沸腾，仿效红卫兵写出这张大字报！

    毛泽东为4位外国专家的大宇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了，建立起“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问题被逮捕，含冤人狱6年多……出狱后他要求加人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弃了这一要求。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李敦白也由此成为活跃于北京群众组织间的风云人物。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国内有名红卫兵组织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7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这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也跳上台情绪激动地批判道：“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权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造反派所谓的“右派”指的是陈毅。　

    当时，李敦白多年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风云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滑稽的是：他曾激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被专案组说成刘的“同党”，硬要他承认领导着-“个国际间谍网”，而王光美就是其中成员，井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免费“大串连”的洋人

    列车上、马路中、山道间……-杆杆鲜红的“红卫兵”战旗、一声声南腔北调的“革命歌曲”，特殊年代千军万马般的“朝圣者”，向红色圣地北京、井冈山、延安……前进！前进！这就是1966年8月后红卫兵“大串连”的情景。

    可能连许多过来人也不一定知道：在那癫狂般特殊年代，一些洋人也在中国大地上免费大串连！

    湖南省韶山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中国红卫兵涕泪横流大呼“万岁”声中，这些洋人也大受感染、热血沸腾。尤其一些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激动万分地叽哩咕噜高呼：“中国，毛泽东！中国，毛泽东！我们要拿起枪杆子，走中国武装革命的路！”甚至有些人还想成为他们国家的毛泽东呢，要马上赶回国去点燃“星星之火”……据粗略统计：1966年10月间，仅去韶山的外国人就达3000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崇拜“缔造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当然许多人不过趁此良机免费旅游，全世界哪有此等好事！入乡随俗，他们像模像样地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章，一幅虔诚的“红色朝圣者”形象。

    免费串连的洋人有优先参观的特权。他们也不必像徒步串连的中国红卫兵走得气喘吁吁、有时队伍七零八落如败军之将……洋人们有车接送。当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卫兵挤得汗流浃背、脚被踩肿去瞻仰革命圣地时，洋人们被送到不排队的地方从容参观。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咕咕噜噜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准备的记者立马拍摄，登在报上的“世界人民爱毛主席的书”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锦上添花……。

    据当时报道：在延安，有些日本人对接待者说：“我们强烈要求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睡一下，亲身体验毛主席当年革命经历！”但那窑洞最多挤十多人，日本人急了，叽哩咕噜说：“我们从北京到长沙、韶山，又到井冈山、延安，就是按中国革命的进程串连的！若不认真体会圣地的窑洞，怎能算取革命真经呢？”有人想了很久肃然说：“每批人在窑洞睡两个小时，一天可以睡几批人！”于是皆大欢喜。

    当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

    “文革”开始后，村山喜二如猛虎出笼，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反”起来。他曾和不少高干子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被抓住受审查。那些高干子弟后来一个个都释放了，而村山喜二经审查，才晓得是个“洋红卫兵”……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日修' 派遣的特务？” 有关方面不敢怠慢，急急忙忙上报。“中央文革”下令：尽快释放！

    大串连开始，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小孩子，也打起红彤彤的战旗去“长征”。在延安窑洞，他就是排队在窑洞睡了两小时的洋人之一。但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长沙徒步“长征”去韶山，他庄严肃穆地都对另几个日本小朋友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还像今天的日本人-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又风尘仆仆到广州去瞻仰“农民运动讲习所”，却听说接待单位不让外国人“大串连”。眼看饿肚子还要露宿街头，几个日本孩子灵机一动，决定用同班同学于晓园、张东明、贾宝全等人的名字，冒充中国红卫兵，果然被热情安排食宿。村山喜二说：“多亏我们会讲北京话！”……有趣的是：二十年后，村山代表一个日本商社来华，宾馆见他北京话溜熟，以为是“冒牌”日本人，再三盘问。这个当年走南闯北的外国红卫兵，只好用流利日语说话。宾馆于是彬彬有礼了，这让他感叹不已……

    文革中许多外国人和组织来井冈山瞻仰。据统计，1966年到1975年，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来到井冈山……当时的报纸报道：他们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有的人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泽东旧居土墙上剥点泥土，有的人在井冈山“毛泽东战斗过的地方”捡几粒石子，有的人在“毛泽东背粮休息过”的路边采几片树叶………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藏作永久纪念。他们喝着山泉，说；“这是毛主席喝过的水，喝了会心明眼亮！”有一天，一个哥伦比亚的革命者站在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桐木岭哨口，大作深呼吸。陪同的中国人以为他身体欠安，忙问吃不吃药？他豪迈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用革命暴风雨洗涤过的空气！”时值盛夏炎阳似火，他不肯戴草帽，又豪气冲天说：“我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太阳！”

    就在中国人大搞个人崇拜的时候，来串连的外国革命者也着凑热闹。一个日本人提出批评性建议说：“现在仅仅说毛泽东思想是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不够的。毛泽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主义，是指导世界革命的普遍真理！”

    来自非洲刚果的一位外国人，白天跑了一百多里瞻仰多处革命遗迹，非常疲劳，可是晚上睡前比中国红卫兵还展劲，他翻开“红宝书”，读到深夜两点多……大串连中，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梦幻中。

文革波及海外

    1966年8月后，文革运动进入到“破四旧”等疯狂阶段。红卫兵-度冲击外国驻京使馆，一些在中国任职的外国人，为显示他们比中国人更革命，更热爱文化大革命，也频繁地指挥极端分子，有的英国人后来甚至被中国当局斥为“极左”组织“5.16”小组里的成员。

    8月22日，一大群人聚集在英国代办处的使馆外，黑夜降临时，红卫兵架起了聚光灯，晚上10点30分，他们突然冲进了领事馆的院子，焚烧停在游泳池旁的小汽车，接着又砸碎窗户，捣毁家具，并用汽油在楼内纵火……造成国际影响极恶劣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英国代办处工作人员唐纳德·霍布森尔事后给他妻子信中说：“大约有五千人在院子里，一眨眼功夫，我就被打得浑身青紫。谁都可以用他们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打我，只要能够得着。在一片暴怒中，女人们猛撞我，企图用她们的棍棒将我打晕。他们还揪住我的头发，想用我脖子上的领带将我勒死……”所有的馆员们被强迫向毛主席鞠躬，遭到拳打脚踢。令人意外的是，打英国外交人员的，还有参加文革运动的英国人！一名英国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英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见《大风暴》第25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这次“极左”事件，受到周恩来总理严厉斥责，还惩处了一些肇事者……

    一些中国红卫兵以“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已任重，要把文革之火烧到国外！-些外国人的“左派”组织也以“毛泽东主义”为旗号，搞起类似“文革”的极端行动。如法国1966年后有叫“革命万岁”和“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等等……

    驻某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也成了“造反派”，在异国大街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另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宣称：“要让世界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该国局不同意，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外国人、华人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几乎同时，澳门的华人、英国人、葡萄牙人“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对他辱骂和围攻……

    在英法等国家出现了以国际红卫兵名义张贴的大标语：“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出现了“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在美国，也出现了“左派”的标语、传单。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摆在大小书店出售。在非洲，更有强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往人家怀里塞“红宝书”的事发生……

    欧美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红卫兵的打着“毛泽东主义”旗号的组织。令人奇怪的是，文革结束多年后，早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唾弃的“文革”，在国外居然幽魂未死。作家韩少功1988年到美国访问发现：这里居然还有红卫兵的后继者在公开活动！韩少功将离开旧金山，夜已经很深，在冷清清的电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姑娘正在发传单，传单印着毛泽东头像、《白毛女》剧照和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传单上鼓吹说：“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1966到1976，中国亿万人民投入了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创造了很多新生事物：赤脚医生，造反学生……”

    1999年，新加坡-间以湖南菜招徕食客的“毛家餐馆”开业，侍应生以全套红卫兵装扮，厅内文革照片甚多……

    国外如此，国内银川2000年12月19日也开张的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餐厅，以怀念“文革”的方式招揽生意。而成都-家报纸2001年11月7日报道：“文革风”“席卷”蓉城百卉路上一家取名“红光公社”的迪吧：迪吧内到处贴满了文革标语，数十名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肩背黄军包、头扎羊角辫、手握红樱枪的“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汇报表演”横幅下的舞池中，大跳文革时期“忠字舞”之类。四周墙面上贴满“做红卫兵光荣”等数百张“文革”标语，火辣辣的文革气氛几乎让人感到时光倒转30多年……。这些假“红卫兵”们虽然卖力，生意却并不好。亲身经历过文革磨难的过来人气愤地说：“商家招揽顾客心情可以理解，但那段历史给中国造成无穷灾难，这样作有好处吗？”

    党中央早就下了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任何范围内重演！事实上，早在当年“文革”时，无数中国人和曾支持“文革”的外国人，已在怀疑和反思那场疯狂运动了。

    《炎黄春秋》杂志1998年第4期武际良的《斯特朗沉痛反“文革”》-文中叙述：文革时在中国的斯特朗，由最初支持而很快变成反对“文革”了。她看到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批斗老师，她称这是运动中“最具有混乱性的特点”！其实何止于此，美国哈佛大学早就开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学生，以致教室因拥挤不堪而连续更换新址。据统计，1997年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计370人，分为27个班。校方仅助教就请了10名，在以提倡文化多元为标榜的哈佛，出现这样规模的“大课”，是近年来少见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主讲“文化大革命”课。他认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终结。邓小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当我们回想起30年前的“文革”时，和那些曾卷入其中的外国人一样，心情是沉重的。

文档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