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幸存者图像”：电视媒介的政治冷漠

　　
　　二十年前，就有西方学者在研究“媒体是否会放大灾情”：媒体既可以是跟随者，仅仅是信息的渠道；而媒体又可以是领跑者，在公共领域里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Kasperson,1987）汶川地震发生近一个月，在电视媒体上，我们多在通过“幸存者图像”了解灾情——并未被放大——而是被缩小了的灾情。
　　
　　这话听起来很没有道理——虽然一来幸存者本身不大讲话，二来讲的话也不免太过同一化。但至少让观众有所获得，哪怕看一眼电视，不也是一种新闻粒子的摄入？（“新闻粒子”，指新闻中每一个具有信息价值的文本符号。参见：刘建明，2005，4-6）
　　
　　所以此处的“了解”的确还必须得说清楚，到底是知晓（know of）,还是理解（know）。看起来似乎应该更多是“理解”层面，受众通过电视图像中幸存者的出现，知道了灾害的程度，也受到了情感冲击，或许还感受到生命的真意。但是，这样的理解，未必是对事实真相的深度认识——地震的具体信息，深度问题，并非通过这些镜头传递的，甚至部分重要信息根本没有通过电视媒介里的任何叙事。
　　
　　尽管迄今还缺少对这次大灾难中电视文本叙事的科学划归，但有一个在作者看来颇说明问题的论证：截至2008年6月10日，作者对几大网络视频播客中关于抗震救灾的栏目进行调查，关于幸存者影像的材料占据了各自点击排名前50位中的8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了受众的品位，一方面也道出了这次电视镜头的热点。（上述数据由作者依据www.tudou.com ; www.56.cn ; www.mop.com 三个著名网络博客的相关栏目、频道中点击排名手工添加累计。）
　　
　　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介统领着这次灾害报道（严三九 王虎，2008），而电视又更多关注了幸存者，毋宁说在整个宏大的新闻记事中是“幸存者”占了主角。而这种选择是否合适？或者说是否能因此反驳电视的“统领”地位，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甚至认为，到目前的表现为止，电视新闻频频亮相幸存者们的行为甚至称不上“关注”（care），而应该从摄影选材的角度讲“聚焦”(focus on)——技术层面的选择并不代表理智层面的功效——对于电视镜头的选择而言，一般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报道策略层面：传统灾难报道的理念认为，镜头对准幸存者，符合受众对“生命”的关注，同时也避免在报道中因为不实信息影响了节目质量和播放权力。此外对幸存者报道也是增加及时报道数量，创造现场感的重要策略。（Joseph Scanlon,etc.，1985）这也是时下时评论文对电视媒体的主要褒奖依据。（二）新闻专业主义层面：专业主义的重要诉求就是两点，一是求真，二是求利，不过这个利益是公共性的。（刘建明，2007，333-334）电视新闻议程里以幸存者为主要报道对象，是否兼具两者实质？这是个问题。（三）媒介系统的功能层面：什么样的镜头选择最能生发媒介的正效应？对社会环境人心世故能有触动？
　　
　　电视媒体的选择对不对得起这三重标准，恐怕是要有其他媒介的对比才能得知。作者粗略的感觉是，尽管在高峰期近10家电视台都在每天以新闻专题滚动报道灾情，但是对幸存者的关注，或者说关怀，却并不如《南方周末》、《北京晚报》等纸媒依靠有限的版面和出刊频次来得深入。
　　
　　从上述“三层面”生发的价值判断想必也应该体现在挖掘其背后建筑质量、灾后补偿、暂居条件等深层问题的解决进程中。这些议题是社会真正的重大问题，而如电视媒体总热衷于将镜头对准幸存者，听其回忆一段过去时的做法，实在也很难不触碰媒介伦理。（新闻伦理一般认为对幸存者的过度报道有损其心理恢复。具体可参见：Peter Vasterman, etc.，2005）
　　
　　电视媒介在信息迅速公开中做得漂亮，可是在深度的议题上却不得要领。这一尴尬绝非是在今朝败露，也并不仅仅是学者常常归结出的“中国宣传政策”的管制，至少在本次灾害发生之后的15日里，并没有太多这样阻碍深度洞见的临时政策。
　　
　　9•11以前，电视镜头真正“占据媒介中心舞台”的时代得远溯至50年前。究其原因，埃默里父子巧妙的编排里说得很清楚：并非电视镜头在朝鲜战场上关注“圣诞树”和巴顿将军的喜剧故事，当然也绝非如今穿梭在都市周遭关心寻常人家生计问题的节目赚了眼球——而事实上这般兴盛实在是始于1952年的总统大选，尽管Eisenhower上将自己不擅接触媒体，但纵容手下人等在电视上大搞政治宣传，被击败的Edlai Stevson自称“学者”，自然比不上曾经的盟军总司令更具电视宣传效应——这是电视第一次掀起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随之更光荣的历史源自Edward Murrow在《现在请看》（See it Now）的结束语。（Emery，2004，460-468）
　　
　　1954年3月9日的那期节目里，Murrow在播放完被剪辑的麦卡锡参议员的“荒唐言行”之后，对着整个国家痛陈“我们在外捍卫自由，而自己却已所剩无几。”，寥寥1分钟的结语，倒为这个（当时的）“新媒介”真正迎娶了“公信”。一年内，麦卡锡主义离开了政治舞台，而电视的政治公信和影响力走到了巅峰。（Emery，2004，470）半个世纪过去，电视新闻史上最为人记忆的图像，竟然还是Murrow的箴言和对准麦卡锡参议员的那组镜头，怪不得2006年推出《晚安，好运》时，演绎了这段历史，却并无大肆宣传的中等制作规模影片竟惹得美国传媒界一干人等长吁短叹。（A.O Scott，2005)
　　
　　“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的声音在1958年不得已停止，与此同时，似乎电视也从“舞台中心”滑向“信任危机”（见《美国新闻史》16-18章节名称），新闻栏目追求影响力的任务由转而由广告部和大牌主播力挑。几大代表“公共性”（尽管是私营）的全国电视网在电视新闻上再激不起真正的政治参与热情，收视率上落败于地方新闻节目的煽情和平民化，仅仅靠“选战”，“战争”，“突发事件”，“独家政治花边”等在特定时段维护着尊座。（Emery，2004，603-620）
　　
　　美国学者早就明白，政治性的议题进不了编辑单，更是时代性问题。冷战名义上结束之后，民众对政治的冷淡在全球成为事实。（McNair，2003，前言）加之上世纪80年代后流行的公共新闻学、新新闻学之类“火上浇油”，“关注民生”，“从社区开始报道”等就更是顺理成章地挤兑电视新闻的关注焦点。
　　
　　这趋势刚伸出苗头，有人就急忙称电视新闻是“全国性篝火”（Emery，2004，612），可惜火光虽绚烂，半个世纪来各类电视新闻节目层出不穷，但却难暖人心。这还不算，电视和电视新闻人的不争气还在后头。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付梓出版，施拉姆几个学者借此书大谈“社会责任论”（或许还为在传统新闻学面前卖弄新学），竟也大受业界认同，一举把“自由主义”压在脚下，成了上世纪美国新闻界的伦理规范。(黄旦，2005，133)
　　
　　可惜也许因（字面上）“四种理论”毕竟是对“报刊”所言，受众和电视媒介却继续在娱乐低俗中听之任之，等到越战，海湾战争之时，《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都再次大放异彩，电视新闻却继续在沉沦——Dan Rather这样的大牌也看不下去，操起Murrow的事迹怒道：“我们的问题就是太不勇敢，缺乏默罗那样勇敢的电视新闻人。”（Emery，2004，607）尽管Rather自己还是在水门事件里看上去勇敢地质问了尼克松，可是毕竟冲在前面的是《华盛顿邮报》的两位年轻记者。而Rather的勇敢自然不代表电视新闻在整体中占据统领地位——其后的美国新闻史中，不是说电视新闻没有圭皋，而是它确实成了深度新闻中的“跟随者”。
　　
　　解释这一疑难，自然还有如批判学派阿多诺、马尔库赛等对“电视媒介”的“原罪说”——似乎坏就坏在这黑盒子生在文化工业的发凡年代，还鼓动着娱乐草根文化泛滥不止。（许正林，2004，452-490）如果说电视新闻的政治影响力本身受限于社会意识，而它自己却也不得不成为助长这种“政治冷漠化”势头的嫌疑犯。
　　
　　受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逐年减低，回馈到编辑部的新闻产品内部生产环节，或者更微观地考察，刺激了执掌摄像机镜头的大脑，实在就成了层层关隘中最有把关效力的一环（黄旦，2005，174-199）——回到我们的论题，灾害报道的图像选择怎么能不首先考虑代表“生动”、“生命”和“生机”的幸存者？
　　
　　与上述认识看似“相辅相成”的说法，也就是我们正沾沾自喜的“对生命的关注”。可惜“对生命的关注”一说，并不以将镜头频频对准幸存者为充分条件。在报道初期，抢时间，抢高地的时候，电视新闻做得不佳情有可原，一是受限于人力物力，二是初期的信息基准不甚明了，谈及权责似乎略显与人情世故相左。而就如中国也有学者反思，电视媒体的阶段性意识似乎是不够显著。深度报道始终不见踪影，似乎时刻在回避着生活中真正的大事——虽然电视新闻记者很会捕捉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管如今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已是翻天覆地，对社会公益的关注总会维持在某个系数周遭，否则社会将难以运转。而也有领导人说过媒体就是为了炒大新闻，把人批判一番，可惜这类媒体里可能是缺少了电视一家。在媒介领域宣扬“种族论”虽然荒唐，但事实确实就硬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
　　
　　是媒介特质问题？还是采访困难（也许涉及深度新闻的受访者无法接受被摄录）？总之电视新闻对幸存者的高频度聚焦，至今还透着一种躲躲闪闪的政治冷漠。而如果将其归结于受众品位的败坏，又怎么解释那些深度报道事件的纸媒受到的赞赏呢？
　　
　　看来，电视新闻“统领”议程的时代确实尚未到来，或者说，我们甚至不清楚若其降临所意味的祸福。
　　
　　Shots on Survivors: Political Indifference in Television
　　
　　Yi Peng
　　
　　Abstract: The essay illustrates the cause of that the majority rate of shots on survivors with generalizing the photographical text of reporting on Wen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and the controversary between shot-choices’ order and journalistic ethics. It includes historical reasoning, discoursing, and criticizing on that the political indifference, as the depth-consequence, and its effects on media practice.
　　
　　Keywords: Survivor; Shot; Television; Political indifference
　　
　　
　　
　　[参考文献]
　　
　　[1] Kasperson RE,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 1987;v8:177
　　
　　[2] Joseph Scanlon, Suzane Alldred, Al Farrell and Angela Prawzick “Coping with the Media in Disasters: Some Predictable Probl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v45:123
　　
　　[3] Peter Vasterman, C. Joris Yzermans and Anja J. E. Dirkzwager：“The Role of the Media and Media Hypes in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s” , Epidemiologic Reviews , 2005 27(1):107-114
　　
　　[4] A.O Scott,“News in Black, White and Shades of Gray” ，2005，来源：http://movies.nytimes.com/2005/09/23/movies/23luck.html
　　
　　[5] 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刘建明：《新闻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7] 严三九，王虎：《危机事件中的信息公开与媒体报道策略分析》，2008年，来源：cjr.zjol.com.cn/05cjr/system/2008/06/10/009604528.shtml
　　
　　[8]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9] Michael Emery，Edwin Emery，Nancy Roberts：《美国新闻史》；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4年
　　
　　[10]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Brain McNair:《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